城市公共艺术不要刻意标新立异

　　中国城市报：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包括哪些丰富的形态？

　　王永刚：当前，已经有大量的专著对公共艺术进行了解释，大部分是通过案例的形式呈现，我想谈谈我对目前中国公共艺术的一些体会。机场壁画可以算是中国公共艺术一种较早的表现形式，最初出自原中央工艺美院祝大年为代表的一批老艺术家。后来，随着杜大恺等一批老艺术家的公共艺术作品的分类开始变得清楚，人们对公共艺术的认识也更清晰了。举个例子，人民大会堂厅内悬挂的中国画，由于题材、挂放位置、表达方法等与传统国画展示及收藏目的不同，可以看作借国画语言表达的公共艺术。再有，后期出现了一些公共建筑，比如纪念碑，涉及到了建筑、城市规划、历史以及雕塑、环境装饰等专业，并且赋予了国家意志，所以，在综合因素作用下，纪念碑成为了一件公共艺术作品。

　　公共艺术主要看出发点是不是体现了公共性。公共艺术很宽，它不限于某一个专业。如果你在大街上喊话，只要喊话的内容和现实环境有关系，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公共艺术。当然，也可以是一个表演，也可以栽一棵树。这个关键就在于出发点，它不是以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为主，而是要与公众进行沟通，通过这种沟通，表达出艺术家对这个地区、对事件、对社会、对公众等更广范围的关照。同时，还会尽可能回避传统艺术中个人的、权威的、政治的内容表达，最大化体现公共性。

　　中国城市报：当代公共艺术要体现它的“公共性”，需要让更多的普通民众真正参与进来。您认为我国公共艺术是否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王永刚：现在，很多艺术家把其传统的艺术创作逐渐转移到了公共环境中，在海边、森林、戈壁、乡村以及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创作大尺度的公共艺术作品。但不管是现实还是虚拟空间，首先要考虑的是环境是公共的，这就要求欣赏者、受众能在这种空间中体会到公共性。比如故宫，现在是开放的，但它最初的状态不是公共的——它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机构，每一座院落是有专属权的，外人一般进不去，它服务的是专属人群，所以，故宫不能算是公共艺术。再比如苏州园林，其中很多空间设计主要考虑的是使用者的个人生活，它是一件艺术品，大家都很喜欢，但它却不是公共艺术。所以，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强调的是开放、民主、平等。我理解的公共艺术，核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出发点，一个是环境。

　　如何理解公共艺术呢？当你看见一个作品，它可能是一个物体，也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是一个光效应，或者一种气氛，甚至是一种空间，这些都可以成为公共艺术，但它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服务公众。公共艺术强调的是精神上、观念上的一种启发、引领和交流。它能照顾到高级知识分子、离退休的老干部、刚进城的农民甚至仅几个月大的孩子，强调的是在公共空间里无差别的交流。

　　中国城市报：城市转型发展期，“千城一面”、空气污染、雕塑丑陋等现象日趋严重，您认为公共艺术是否可以成为推动城市健康协调发展的积极因素，让城市发展问题得以软化和改善？

　　王永刚：近几年，大家一直在提“千城一面”、丑陋建筑和雕塑，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从业人员缺乏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公共艺术不是在公共空间里做一个标新立异的东西。公共艺术家的作品一定要考虑到时效性和长久性，同时，还要考虑宽容度。公共艺术的震撼力不在于某个人怎么标新立异，而在于在公共空间对更多人的影响，这种影响能启发更多思考。通过很简单的一个处理，用最小的量揭示出很多的社会问题，这应该是公共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主要是以经济为核心，为了钱而忽视其他很多方面，所以出现了包括强拆、不合尺度的规划等发展问题。这是把城市中人们的生活空间当作了指标，把城市当成了商品。今后，我们还应该想想如何避免乡村出现此类问题。我发现，现在很多乡村的改造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一些艺术家和建筑师把自己个人的东西放到乡村中，在媒体宣传上很出彩，但是否符合乡村未来发展，还需要认真考虑。借此我也想呼吁，在城市和乡村建设当中，要尽可能规避掉个人的标新立异，尊重地方文化；媒体作为宣传窗口，也要以此为引导。所以，关于城市软化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艺术家的公共心和艺术道德。

　　将来，《中国公共艺术年鉴》要代表一种回归本真的态度，因为只有真的东西，在公众层面，才有公信度，才能将美的、好的、善良的东西真正呈现出来。

　　中国城市报：我国城市建设已经从增量发展进入到存量发展的阶段，对“城市更新”而言，公共艺术如何才能留住“城市记忆”？

　　王永刚：城市记忆是解决“千城一面”最好的方法。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人文，虽然当前城市有很多现代建筑，但我们能发现，这些建筑和地区趣味是有联系的。“千城一面”是在一定尺度内的，即使都盖一样的建筑，语言、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也不会导致绝对的“千城一面”。我们所说的“千城一面”，往往是指建筑模式简单粗暴的复制，城市设计、城市研究、城市改造缺乏责任，“千城一面”是对这些做法的批判。解决城市记忆逐渐淡化的问题，不光是建筑，也可能是一个山头、一片树林、一条河湾或一座老桥。

　　城市记忆更多的是指人们对城市的记忆，和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有关。如果就建筑说建筑，就事说事，不结合城市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来考虑城市记忆，是有问题的。如何把城市记忆留下呢？还是要和人们城市生活内容发生关系。我们不知道城市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我们要在视觉上、活动空间上留有很大余地，也为别人未来的发挥留出空间。

　　中国城市报：发展城市公共艺术，除了要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要调动其他各方力量参与，未来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王永刚：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是很重要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体制机制建设的问题，比如资金支持，公共空间资金的投入有很多种方式，需要有一种合理的制度来保障资金投入基础的量。在国外，就有个百分比计划，会设定建设项目中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公共基金。另外，关于整个项目的确立和实施流程，也应该有个严肃的规定，公共空间中的任何东西，需要在实施前更大范围地征求各方意见。如何在政策上保障过程的公共性、开放度，让机制更科学，这需要形成公认，甚至形成法规。

　　我们想通过《中国公共艺术年鉴》的形式，更大范围地请一些专家及国外的学者，进行长期的、历史性的记录和总结，既对以往的东西进行深入的总结，又对新发生的前瞻性意见或建议进行梳理，以期起到一种引领和传递公共态度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想借此建立中国公共艺术的基因库，若干年后，大家通过《中国公共艺术年鉴》会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也可以作为大家后期研究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