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烟筒在你双唇的滋润下,散发着淡淡的香甜,烟雾笼罩着你的面庞,就像云彩掠过月亮。”这首诗是18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对吸烟者的描写。在政府、民间组织、各类反对烟草基金的科普以及文化、法律等手段的综合作用下,世界各国同烟草绵延数百年的战争终于取得了一丝胜利。
控烟是全球性议题,全世界约有11亿烟民,其中8亿多在发展中国家。烟草的危害在中国的严重性已经是人尽皆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因为吸烟导致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所花费的卫生费用约为410亿元人民币,每年约有150万人因吸烟导致相关疾病而死亡。据检测,一支烟燃烧后可产生化学物质超过7000种之多,其中包括250余种有害物质,至少69种致癌物质。拥有3.5亿烟民的中国,如何切实履行世卫组织各成员国缔结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
中国公众的吸烟状况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对于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乃至社会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控烟成为每个城市逃脱不了的公共卫生话题。在公共场所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无烟环境,既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和社会文明程度,同时也符合广市民的利益诉求。2015年6月1日起,号称史上最严格的控烟令《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是目前中国最严格的一部控烟法律法规,最符合世卫组织制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这条规定颁布将近1年来,北京公共场所的吸烟者大幅减少,不光北京人对公共场所禁烟有了新认识,很多外地人到了北京也会自觉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然而,还是有一些吸烟者在禁烟场所我行我素。据了解,目前上海、杭州、广州、天津、深圳等十余个城市已相继出台控烟条例。但是,更多的城市仍在观望、等待之中,或者“雷声大、雨点小”。吸烟有害健康,可以说无人不知;中国控烟不力,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看起来不相容、不和谐的状态就这样和谐地共存着,其背后的原因还真不容易说清楚,有人干脆把这种控烟与反控烟的僵持局面称为“中国式控烟”,可谓意味深长。
控烟,不仅需要最广泛的人员参与、需要最严厉的问责护航,更需要“最长久的韧性”落实。立法全面控烟,是对政府决心和魄力的巨大考验。无论是制度本身,还是制度落实,在控烟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之前,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史上最严”,而是要从“最严”向“更严”不断迈进。尤其是,除地方立法控烟力度需要不断加大外,国家版控烟令更要给力。
想把控烟工作做好,不仅需要史上最严控烟令,更需要史上最强的执行力。没有好的执行力,再好的控烟令最终将沦为一纸空文。政府的重视是推进控烟的前提,但并不是有了政府规划就大功告成。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没有较为硬性和具体的控烟细化约束指标,城市控烟屡屡成为“过眼云烟”。控烟政策中涉及的价值冲突影响了控烟政策的效果。这些价值冲突包括意志自由与道德规范的冲突、经济效率与公民健康的冲突、控烟议题与其他议题优先性的冲突、控烟工具与控烟效果不确定性的冲突。协调控烟政策价值冲突的关键在于明确公民健康的责任边界:烟草企业应积极履行卷烟制品的信息披露义务;政府的底线责任包括推行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保障吸烟者的吸烟自主权及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吸烟。
当然,真正把控烟做好,并不在处罚有多狠,而在于让控烟深入人心。因此,如何有效让烟害成为社会共识,让群众自觉主动参与烟草控制才是关键。因为,控烟归其根源还是主要靠吸烟者的自我约束,法律规范虽然能从制度上起到一定作用,但针对烟龄较长的烟民来说,旁人的监督和舆论的压力是很难影响他们违规吸烟行为。所以,加强控烟的宣传教育也是控制吸烟的重要方法。另外,我们能否完善措施,对逐步戒烟、主动减少吸烟量的烟民给予正向鼓励,以达到“吸烟的坏人少少的、不吸烟的朋友多多的”,合力共同推动“城市无烟”?如能这样,就能合力推动“无烟城市”的建设,创造一个绿色文明的空间。
总之,控烟是一场持久战,方方面面都得“给力”。特别是要有依法控烟的决心、合力控烟的恒心,共同构筑起全社会对创造“无烟世界”的信心。
(作者系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