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与朝鲜梅花诗社

　　消寒诗社起于嘉庆九年（1804年），群主是陶澍，陶公其时任的是翰林院庶吉士，拉人方便，号召力强，大家都要来捧个场嘛，一干高官大员，如林则徐，蛮多入了群。不过这让人起疑，国事蜩螗，要员们何搞这么悠闲？您真以为大吏日理万机啊？真累死人的，是那些里长甲长们，大吏们签个字，画个押，一天工作便销账；分派下来的千头万绪事，都要下头去落实，所谓是上面一句话，下面跑烂胯。

　　陶澍兴建的消寒诗社群，没怎么发红包，也闹热得很，活动搞得多啊，“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嗣是岁率举行，或春秋佳日，或长夏无事，亦相与命俦啸侣，陶咏终夕，不独消寒也；尊酒流连，谈剧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祛疑蔽而泯异同，并不独诗也。”何止消寒？也踏春，也消夏，秋高气爽，还秋游，商榷古今，上下议论——非您那些喝酒、洗脚、按摩之三陪类项目。消寒诗社与宵夜食府，就是这么拉开人生档次的。

　　素养，素养，才是拉开人生档次的真正力量。陶澍与朝鲜梅花结缘，始于素养，始于志趣高雅。“（权）晶山与洪骆皋以嘉庆戊寅（1818年）奉使入都，时陶文毅在词馆，相遇于琉璃厂，遂与订交。” 权与洪，皆为朝鲜驻华使馆人员，他们与陶澍工作交集不蛮多。陶澍与他们交往，缘起琉璃厂。爱逛琉璃厂的，不是下三滥人，是上九流客。

　　陶澍与朝鲜梅花诗社，便在琉璃厂相遇了，相交了，相识了，相往来了，“互相酬唱”了。酬唱的不是酒，多是诗，“朝鲜进士洪骆皋、羲瑾与权晶山永佐购书琉璃厂，见先子《庾江诗存》《古文化、存》及余诗而悦之。”只是汉语水平不高，文章读不懂，他们不耻上问（诗人们，几人下问过？几人上问过？见人都是一脸牛肉像，牛皮死了），便到陶澍这里来虚衷请益，陶澍不拿大国架子，与朝鲜诗人们乐乎乐乎不奚疑。朝鲜诗人们后来听说陶澍是陶渊明之后，尤其敬重，一度将诗社换名“拟陶”群。

　　陶澍与朝鲜梅花诗社诸位，如何诗来文往，且打住不说，要说的是，朝鲜素来是华夏藩属国，陶澍骨子里当有一股傲气才是。国中大士与他国交往，不多以天朝自居又自诩？看陶澍，其欣喜则有之，傲态貌似没有，“记曾春酒递银楂，入座宾朋燕笑哗。”陶澍与他们言笑晏晏，何曾装什么？我自浅陋，未曾见到陶澍与英法美俄之发达国家人士，是如何打交道的，是低到尘埃里去了？天朝大士，别看他平日一副傲态，好像谁都不尿模样，一见美日，便脚打葳，扑通伏地，替其剪脚趾甲去了，强人脚趾甲有点硬？莫急莫急，我先给您舔软；一见弱小落后之国呢，鼻子哼哼，气宇轩昂，一口疙瘩黑痰，呸的吐出来了。

　　我乱读书，忽然有个小发现，国门被西方强行打开后，大清无法独立世外，便慢慢学会与各国打起了交道。有点意思的是，与洋人打交道，湖南人不少，如郭嵩焘，如曾纪泽（曾国藩次子），皆曾专务外交；而曾国藩，而左宗棠，而刘坤一，都曾与洋人往来过。更有意思的是，从偏远地方走出去的湘籍先贤，与外人交往都不显丑态，一者不卑，不曾遇实力派头低到尘埃中；二者，不亢，遇落后者，项高于脑门顶。魏源云：“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郭嵩焘云：“洋人之与吾民，亦类也。”

　　陶澍那会，与外人交往不算很多，蛮多外交理论怕是没有，基本人伦却存诸于心。朝鲜诗社人员，从朝鲜带来小礼物与他，“顷许君赉到云函，并茧纸、笔、扇五种，谓以东国驸马丰山君所寄。”陶澍并不受了了事，以中国礼尚往来古风，回馈了，“远劳嘉贶，愧无以为木瓜之报，辄付诗扇一柄，对一单条、六鼻烟、六瓶香茗、二饼、赵帖一本，戋戋之意，希为哂纳。”诗扇之类，或不值钱，算是雅礼。雅人间交往，要那俗干嘛？

　　陶澍之前，湖南于中国，寂寂无闻，所谓“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那是陶澍之后才有的事，“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陶澍之家乡观，蛮浓厚的。陶澍与朝鲜诗社人员交往，有机会没机会，他都不忘推销湖南，其有诗赠朝鲜诗人云：“……风雅还征屈宋乡，笔谈佳日共匡床。一堂喜尽东南美，五色同瞻日月光。岳麓有茶皆玉露，巴陵无酒不琼浆。湖湘故事君能说，欲赠芙蓉一段香。”赞湖南是屈宋乡（屈原与宋玉），赞湖南有岳麓茶，有巴陵酒，推销湖湖湘芙蓉一段香。故土情深，洋溢在此间。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话以前不是问题，现在有点问题了。我疑心陶澍与朝鲜诗社交往中，或被斥为“爱乡主义”与“民族主义”吧，这两词，很多人是不待爱见的了。他们自许胸怀博大，谓世界主义者，谓天下主义者。只是让人疑心，其世界是哪一方？世界本四方，其心里有几方？天下是谁天下？天下本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他们自诩之天下，恐怕是风吹草低见“洋（洋地）牛”的吧。

　　我挺敬爱湘籍前贤陶澍，无他。他爱人类，也爱其乡民——我等其乡之民，也是人类之一类。自谓爱人类，却独不爱故土之乡民者，那般人，我不打算尿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