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 清朝经世致用第一人

　　开启了近代湖南人才兴盛、形成“惟楚有才”新局面的陶澍，被张之洞、张佩纶称为“晚清人才第一”，而且有如“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是晚清人才之“源”。陶澍不仅是近代湖南人才的带头人，而且是湖南历史上最杰出的经济人才。

　　莫重于廉 经世致用

　　陶澍出身耕读之家，绝无靠山背景，全凭多年苦学勤读从底层一步步崛起。乾隆中后期以降，世风日下，人心颓靡，陶澍谓之“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心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陶澍了解世情民生，洞悉社会弊端，立身清正严明，实事求是，凛然而有正气，强调为官之本“莫重于廉，廉则一介无私”，以“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自励，这是其一生能成就大事业，被百姓长久怀念、为士林恒常称道的首要原因。同时，他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学风影响，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又不拘于一格，不囿于一家，思想开放，视野开阔，见识深刻，一旦受到实质性任用，就在自己获得的每一个政治平台上力求锐意改革，除弊创新，终于以一位有品德、有思想、有学问、有胆识、有谋略的经世致用实干家的面貌，成为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改革思潮的倡导者和推行者。

　　清代道光年间，清王朝已从“康乾盛世”的顶峰跌落，封建社会危机加深，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和清初的经世思潮相比，这时既有知识精英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姚莹、汤鹏等著书立说，大力提倡；又有政治精英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黄爵滋等组织实施，积极推行。经世学者与经世大臣相互结合，彼此推引，导致了道光年间传统的儒家经世意识向近代经世思潮的发展，开创了近代爱国经世的新风气，为中国社会由旧传统向近代化前进了一大步。

　　陶澍不仅是道光年间经世思想的信奉者、倡导者、宣传者，而且是其重要的身体力行者和实力推行者。他“少负经世志”，鄙视厚古薄今，空谈义理、逃避现实、迂腐陈旧、扼杀人们聪明才智的宋学、汉学，反对把读经通典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由于陶澍位高权重，当时倡导经世思潮的主要人物，如林则徐、魏源、贺长龄、包世臣、姚莹、龚自珍、黄爵滋、汤鹏等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并大多在他所管辖的两江地区活动，视其为首领，他对经世派的后起者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也有深刻的影响。至今，陶澍都被称为“经世派中的实干家”“湘系经世派的柱石”。

　　重商利商 发展生产

　　陶澍从小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又长期任官于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有较多出现的两江地区。因此，他以经世致用思想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必然带有明显的“重商”“利商”“用商”特点：充分重视和依靠商人力量；注意照顾和保护商人利益；尊重商品经济的规律；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陶澍首倡漕粮海运，切断了以河运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封建贪官们的重要财路，有利于南北贸易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改纲盐为票盐，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纲商对盐业的垄断，由盐业官营变为盐业商营，由官商对盐业的垄断变为盐业领域内开始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由此，陶澍突破封建经济体制，将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引入盐业改革中，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盐业领域发生。

　　陶澍还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实行近代银本位货币的自由铸造制度，它不仅是当时解决货币危机的有效措施，有利于维护我国货币的独立和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陶澍是近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驱。

　　陶澍一贯重视经济问题，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决心要人民过丰衣足食的生活。他发展生产，教农民改种早稻，增产粮食；大兴水利，灌注农田，促成“嘉禾满大田”的丰收景象。他在两江为官19年，对两江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大的作用。魏源说：“后有来者，欲大苏东南之困，为国家筹百世之利，非赓其绪而恢之不可也。”正是由于陶澍卓有成效的经营，道光帝才倚其为“干国良臣”。

　　知人善任 尽其所长

　　陶澍用人能尽其所长，平生举荐、提拔、赏识的大批人才，如魏源、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左宗棠、胡林翼、龚自珍、梁章钜等，皆一代名宦和学者。

　　对于欣赏之人，陶澍甚至与其连为姻亲，结秦晋之好。如左宗棠、贺熙龄与陶澍是儿女亲家，胡林翼更是被其招为女婿，可见他对人才的喜爱。说起陶澍与胡林翼这对翁婿，还颇有一些故事呢。

　　话说1818年，陶澍以给事中职务到四川东部视察。事毕，取道益阳回桃花江别墅，看望夫人贺氏。在益阳的达官贵人中，胡家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胡达源曾与陶澍同朝为官，视为挚友。

　　陶澍在胡林翼成才的道路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1830年胡林翼与夫人成婚后，住在陶澍的桃花江别墅中。陶澍远在南京，听闻胡林翼读书书底有点不硬，特地聘请益阳理学经世派大儒蔡用锡，教授女婿，对胡林翼的经世学问造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