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千秋”

　　编者按

　　近日，南锣鼓巷因客流超载，主动取消了3A景区资质。5月17日，东城区发布了《北京市东城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决定整合南锣鼓巷周边帽儿、雨儿、蓑衣等胡同资源。这一系列事件将公众的目光从胡同的休闲旅游性质投入到历史文化精神的挖掘中来。本期，编者将关注北京这些拥有丰富历史的胡同小巷，看看它们都隐藏了哪些历史故事。

　　权势赫赫 帽儿胡同

　　东连南锣鼓巷、西接地安门中轴线，这条长不足600米、宽7米的胡同却是京城十大胡同中的老四。明朝时，这被作为供奉文昌帝的圣地。可能由于多年文运的护佑，这条胡同也孕育了不少名人，尤其是在近代时期，更是名人辈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帽儿胡同35号、37号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院落东院花厅传说是婉容婚前演礼之处，故被称为娘娘府。

　　虽然婉容的身份显耀，但帽儿胡同里最具实权的却是居于11号的冯国璋。1912年，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冯国璋任职直隶都督兼民政长，曾历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理总统。冯国璋贪慕钱财，被称为最会创收的总体。传说在他代理民国大总统期间，入住中南海。见到金水河中池鱼荡漾，又听随从说池鱼都是历朝紫禁城之主所放养，价值不菲，便真把金水河中的鱼捞了上来，运往市井贩卖，一售而空。

　　传说自然是传说，冯国璋虽有爱财之名，却不曾有贪赃之实。据冯国璋孙女冯容口述，冯国璋曾在帽儿胡同的住处举办寿宴，却将所收寿礼全数捐给了受灾地区，还谢绝了政府发给继室周夫人的丧葬费。

　　历史的车轮总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滚滚向前，与其说是人影响历史，倒不如说时势造英雄。随着形势的推动，冯国璋的思想也经历了“转型”。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比如，他曾是袁世凯的亲信，却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然而，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于一封写给孙中山的信中提到，“近闻华甫迟早加入吾党，要随黄陂为进止，回京时曾进府面询及内阁近情，谈次虽未涉及造党方略，而已表赞同民党真意。”当然，这只是孤证，其中是非曲直，还需更多文献资料的发掘。

　　除了这两个人物以外，帽儿胡同还曾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秘密电台隐秘地，而新中国十大将领之一粟裕也曾在此居住。如今，帽儿胡同迎来送往，故居或改成酒吧，沉醉了后海的晚风；或因年久失修，成了杂物堆砌、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实令人唏嘘不已。

　　文艺风向 雨儿胡同与后圆恩寺胡同

　　相比帽儿胡同，全场343米的雨儿胡同更不起眼。这条东西走向的胡同由于紧邻南锣鼓巷，也聚集了不少商铺。然而，在被商业气息“腐化”之前，雨儿胡同可是当时文人骚客的聚集地，仅次于砖塔胡同的文艺风向标。

　　搬到雨儿胡同时，齐白石已有90岁的高龄。为照顾老艺术家能安心作画，中国美术家协会购置了位于雨儿胡同5号的四合院，让齐白石居住。也正是在此，白石老人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作品，步入了其晚期的艺术高峰。其晚年作品《钉耙蜡烛图》，即画了一个断了一个齿的两尺钉耙，上面立着一个快要烧尽的蜡烛，意在表达生命不息、劳动不止的执著意志，深刻感人。齐白石在花甲之年时，曾一改其轻车熟路的工笔画风，转为追求写意，世人称之为“衰年变法”。不过，齐白石在此居住仅为一年的时间，后此寓所被改为北京画院的办公地点。

　　值得一提的是，为排遣白石老人的晚年寂寞，中国美术家协会还将《美术》编辑部调去陪住，以增加一点人气。而这本杂志正是中国美术最前沿的理论展示地，也是将中国美术推向国际的根据地。

　　经过时间无情地蚕食，圆恩寺早已不见其形，却留下了前、后圆恩寺两条胡同。至今，后圆恩寺的玉兰依旧如约怒放，只是人却换了一代又一代。

　　后圆恩寺并不起眼，如果不是搬来了茅盾，或许它也会泯然于众胡同中了。其实，后圆恩寺胡同并不是茅盾最先的住所。1949年至1974年，茅盾其实一直旨在东四头条的文化部大院里。在这里的时光，前半段是忙碌而浮躁的，而后几年，因文革的缘故，茅盾的生活及写作都被打乱。直到1974年迁至后圆恩寺13号，混乱不堪的生活才安稳下来。

　　在后圆恩寺13号居住的7年，茅盾创作了最后一本著作——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在茅盾晚年，他深居简出，远离纷争，于风浪边缘保存火种，最终熬过黑暗，写就最后的生命篇章，正如其邻居阳翰笙的评价所言，“春蚕到死丝未尽，时过子夜灯犹明”。

　　其实，茅盾在后圆恩寺胡同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并不是这本《我走过的道路》。他在临终前，曾立下遗嘱，将25万元的稿费全部捐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至今，茅盾文学奖已举办了九届，评选出了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莫言《蛙》等一系列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推动了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蓬勃发展，而茅盾文学奖也成为了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院落弄潮儿 菊儿胡同

　　不得不说，菊儿胡同算是南锣鼓巷周边诸多胡同中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一条胡同。由于建筑大师吴良镛的改造，菊儿胡同危旧房的改建工程获得了联合国总部所评选的世界人居奖。然而，回顾菊儿胡同的历史，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闪光点。

　　菊儿胡同在明朝称局儿胡同，乾隆时称桔儿胡同，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名称几经更替，胡同里头住的人也是换了一波又一波。其中，最为有名且最显赫的，当属晚清肱骨重臣荣禄。

　　荣禄出身军人世家，可谓“根正苗红”。相较纨绔的八旗子弟，荣禄这样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的，算是凤毛麟角，故被慈禧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对于已是穷途末路的清政府而言，已无法彰显个人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个人的力量只能起着稍稍加速或缓缓减速的作用，而荣禄无疑加速了清政府的衰亡。戊戌年，慈禧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举措很有看法，而荣禄起初对改革仍抱着支持的态度，一次，荣禄在退朝时主动与康有为交谈，问康有为，“法应当变，但二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吗？”素来心高气傲的康有为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刻就变。”闻康此言，荣禄大惊，遂进京觐见慈禧，提出借慈禧秋日赴津阅兵的名义，调集京畿重兵，围捕康梁等人。维新运动百日而夭，大权再度落到慈禧手中，其中，荣禄可谓戊戌变法最直接的刽子手。

　　作为慈禧的宠臣，荣禄在菊儿胡同的宅邸也是异常辉煌。这座府邸不只是中式的庭院典范，还修建了当年极为少见的西洋楼，中西融合，符合荣禄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