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湖湘文化的发展

　　有人说，湖南人会打仗、会读书、会养猪。又有人说，湖南人霸得蛮、吃得苦、不怕死。湖南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性格和人文精神，为什么会富有这样的性格和人文精神？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骄傲。那么，到底什么是湖湘文化，其源流与发展情况是如何的呢？

　　萌芽时期

　　史前时期，湖湘地区就有远古人类活动，被称为中国农业文明始祖的炎帝神农氏墓葬在湖南炎陵，中华文明的始祖舜帝虞姚氏墓葬在湖南宁远，就是生动的证明。湖南韶山，相传是舜帝南巡时，曾经奏韶乐于此而得名。进入夏商周时期，湖湘文化开始萌芽，这一时期，一方面承袭于远古土著人类在湖湘大地继续创造和发展着本土文化，一方面是中原文化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途径不断地对湖湘文化产生影响。长沙与湘潭之间的昭山，相传因周昭王南巡到此，盘桓多日，后殁入山下深潭，故潭名“昭潭”，山名“昭山”。湖南出土大量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样式形制风格虽然与中原所出土的接近，但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特色，式样更为精美，形制更为庞大。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大地主要生活着越人、蛮人、濮人、巴人和楚人。湖湘文化一方面本土文化持续发展，一方面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初步发展时期

　　秦和两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400多年间，政治上，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统一的局面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地方确立和初步完善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体制；经济上，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牛耕的开始推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封建制社会经历了最初的发展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步糅合，朴素唯物论的发展，汉赋和史学的突出成就，儒学独尊地位的初步确立等等，对中国历史发展均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秦和两汉时代，湖南各民族人民进入祖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三湘大地成为统一的中国不可分割和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同中原地区大体相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封建经济、政治以及与其相应的文化发展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也都是十分明显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帛画和丝麻织品、竹木漆器等数千种珍贵文物，充分反映了当时湖南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帛书中最古的《老子》抄本和《黄帝四经》古佚书，以及一批失传的医药学和春秋战国史学著作的发现，说明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当时不仅已在湖南获得了传播，而且在其传承和发展方面湖南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的楚文化和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相互吸收与融合，在湖南开始形成与中华文化既有统一性和共性，又具地方特色的湖湘区域文化。

　　与此同时，出现了第一批最早见诸史册的湘籍人物和名士，如出任交州刺史政绩卓著的罗宏、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官至尚书的胡腾、蒋晋等。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做出了贡献。而长沙国太傅贾谊，长沙太守张机，先后出任桂阳太守政绩蜚然的卫飒、茨充等，这批入湘的中原和外地人士，促进和影响了湖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蓬勃发展时期

　　到宋元明清至近代时期，湖湘文化蓬勃发展。宋王朝建立不久就逐步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着力经营南方。宋神宗熙宁五年开发梅山，新置了新化、安化两县，史称“开梅山”。南宋时期，北方的广大疆域沦陷于金人之手，湖南更是成为南宋王朝所倚重的地区，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潭州任湖南安抚使期间，长沙成了重要的练兵基地，建立了一支当时最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就在现在的营盘街。湖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来过湖南。湖南出现了周敦颐这样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本土学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以理学为学术特征并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的湖湘学统，成为了湖湘学派的奠基者。两宋时期中国学术史上的“濂”“洛”（程颢、程颐，因居洛阳并在洛阳讲学而得名）“关”（张载为首，因在关中讲学而得名）“闽”（以朱熹为首，因主要在福建讲学而得名）四大理学学派，二程曾求学于周敦颐，成为其弟子；闽派朱熹曾多次来湖南交流讲学。清王朝虽然也是个由关外人入主华夏的少数民族，但励精图治，加强了民族融合，出现过康乾盛世，这一时期对湖湘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积极举措主要有单独建立湖南省的行政建制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湖湘文化的特色彰显于世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还是在晚清经近代进而延续到现代。湘军的兴起，彰显湖湘士子“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拯危救世、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