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湖南古城、古建筑因灾遭毁的事件接二连三,古建筑的保护也成了湖南各地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基于此,湖南衡阳近日宣称,将重建船山书院、雁塔等文化地标文物,塑造两条历史文化街区。
相比前几年对古建筑拆了又建的行为,此次衡阳政府可谓是做到了有礼有节。早在2010年,因新城扩建,位于衡阳市郊的周敦颐故居“爱莲堂”就曾遭遇易地重建的命运。讽刺的是,爱莲堂旧址被规划为宽阔的祝融路,而周边商业楼盘却仍打着爱莲堂旗号,作为招商宣传的噱头。相比之下,船山书院的命运则好得多。虽然面临多年城墙斑驳、房脊七零八落,但终是落得个修缮的善终。
可不禁又问,这“善终”终能实现呢?早在1992年,船山书院就被衡阳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顾名思义,既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自然能得到市级政府的保护。可事实上,船山书院的待遇却如开朝元老,表面头衔压顶,实际上却被晾在一边,自生自灭。政府多年的不闻不问,让船山书院遭遇了风雨的侵蚀,也使其沦为当地居民的晾衣场。独立于东洲岛的船山书院,快将不再是衡阳船山文化的象征,而是一座被忽略的文化孤岛。
2015年末,衡阳市文物局公布了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名单,马不停蹄地把102处不可移动文物列入市级保护单位目录,并力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评定。其实,衡阳市只是全国诸多县市的一个小缩影,从中所折射的是相关部门重数量,轻质量;重申报,轻保护;重眼前,轻历史的一种心态。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历史名城的称号,东拼西凑出一大堆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名城的称号是得到了,却失去了历史的厚重。
此外,随着文保单位的增多,职能部门即使有心,也无力进行一一保护。或者借着古迹做商业、进行文旅开发,然而策划不佳,原本好好的文保古迹因旅游而兴、因无人气而败,陷入了一个怪圈。公众也因政府束之高阁的行为而对文物不再尊重,对城市的历史、祖先失去敬畏之心,逐渐对文保单位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被列为文物单位的老建筑,尤其是祠堂,成为老年人打麻将、下象棋的消遣场所。这尚且只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实用主义。更有甚者,对文物古迹进行商业开发,沦为商家的摇钱树。
诚然,文保事业需要不断扩展。但是文保事业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需要循序渐进。历史文化名城的评定也不在于文保单位的数量,而是文保的质量。以衡阳市船山书院为例,其价值当然不在于其物质的层面,而在于一个活下来的历史片段。无论是列为文保单位,还是重新修缮,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对历史、对文化的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