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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 2016年03月07日 星期一

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艺术

■陈柳钦 《 中国城市报 》( 2016年03月07日   第 10 版)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争取幸福的发展史。正如保尔·霍尔巴赫(Paul Holbach)在《自然的体系》(System of Nature,1770)所言,“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的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概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象追求幸福那样燃起人们的热情。

  传统上,幸福是哲学家们的思想驰骋和交锋的疆域。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期,人们对幸福非常重视。苏格拉底(Socrates)说:“我比较倾向于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如果它没有其他后果的话),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判断事物就是愉快还是不能带来愉快,幸福就是一种愉快。”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主张德性(善)就是幸福(Eudaimonia)。对于幸福,有些人用愉悦回答,有些人用荣誉回答,有些人用对生命的反思回答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回答都有道理,但如果可以在一些主要领域达成一致,就能获得进展。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里对于“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幸福”有详尽系统的论述,这种论述大体上可以代表他那时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流行的观点,对其后几千年西方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相应与灵魂的两个部分(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就有两种德行,即理智的与道德的。德性是自足的,因而人具有德性就拥有快乐。关于幸福的几个特征,社会可以达成基本的一致。它必须是决定性的,是自我充足的,是积极的和相对稳定的。幸福等价于“活得更好,做得更好”。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说:“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劳动购买的,而我们的情欲是劳动的唯一原因”。我们现在理解社会生活,它都是受人们的情欲、欲望所支配,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这个目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都在永不停歇地研究幸福的奥秘,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或解决人类幸福问题。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是经济学矢志不渝的梦想,同时也是历来的经济学家门前赴后继、争相高举的经济学大旗。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天,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泰勒士(Thales)在仰望天空的时候落入水沟中,一个女奴嘲笑他说,一个哲学家连自己都照看不好,那么哲学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女奴也是无理取闹,为什么哲学家就不能跌跟头呢?可是泰勒士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就是要世人看看他作为哲学家的能耐,他通过观察星空察觉到橄榄要丰收,于是他事先垄断了城里的榨油机,到了橄榄收获时又高价出租机器,结果可想而知。这是他用经济学概念获得了胜利,从中至少可以提供“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的凭证。经济学家讨论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地盘的味道,难怪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讨论幸福问题是不务正业。可是经济学家不该讨论幸福问题吗?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把这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个说法,就是:各种学问,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的问题,是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的问题。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根本目的也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如何才能增进人类幸福的问题,而不是传统上所定义的“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令经济学家很受用的名言,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艺术。”

  (作者系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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