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面前，财税莫再半遮面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传递的重要信息是，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一个中心环节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经提出好多年了，之所以推进得如此艰难，恐怕和一些习以为常的理念、体制、结构直接相关。因此，不对这些体制、理念、结构乃至战略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是非常困难的。

　　第一，体制。建国后，我国就开始实行二元经济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在财政二元体制上最终体现为：以城乡分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基本上覆盖城市。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以城乡区域分界逐渐转化为以户籍分界，即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共居一个城市，但由于户籍差异，公共服务基本上也只覆盖到城市居民。

　　2013年，这种情况有了转机，公共财政的阳光照到了农民工身上。然而，“照到了，标准却不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即便你是农村户籍，也能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但标准和城市居民享有的不同。

　　因此，在城市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面临如下问题：要不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没有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候？这是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正是因为大家都认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但相当多的人认为现在并没有到这个时候。

　　第二，理念。为市民服务是各地方政府坚守的理念，这个理念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当前的背景下，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同居一个城市，应该换一种说法，叫做为纳税人服务。因为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外来人口，只要生活在一个地方，都给当地政府贡献了一份税收。这和以往的常识不同，过去很多人认为，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不对当地政府做出贡献，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税制结构有两大特点：一是70%以上是间接税，消费就等于纳税；二是90%以上是企业税，企业税是待分配税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纳入到转嫁范围的税收。因此，不管你的户籍地在什么地方，不管你缴纳什么样的税，只要你生活在一个地方，就给当地政府缴纳税收，你就有权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

　　第三，政府支出结构。我国推进城镇化，政府自然要有财政支出，并且主要用在公共服务上。目前，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结构是：政府基本职能支出占20%，经济建设支出占40%，社会福利性支出占40%。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国家：美国基本政府职能支出占30%，经济建设支出占10%，社会福利性支出占60%；欧洲国家基本政府职能支出占20%，经济建设支出占10%，社会福利性支出占70%；转型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基本政府职能支出占20%，经济建设支出占15%，社会福利性支出65%。对比其他国家，我们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结构。况且，在经济新常态下，调结构是必须的，不把这个结构调过来，不走和世界趋同的道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很难实现的。

　　第四，政府收支视野。一提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大家把眼光就盯在政府一般公共预算上。其实，一般公共预算只占全部政府支出的60%多，还有37-38%停留在其他三项预算上，即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我们应该有一个大预算的概念，把所有的政府收支都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源之所在。如果能够从非一般公共预算移入一部分资金，或者在四类预算中加强统筹，我们可以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资金来源将会多出很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