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需融入“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去多年，北京依靠首都优势，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最终导致北京人口过度膨胀、雾霾天气频现、交通拥堵、房价持续高涨、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作为世界为数不多的超大型城市，如果再按照老路走下去，北京很可能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如需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仅仅在北京范围内是行不通的；而单纯借助津冀区域的承接力量进行疏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寻找出路。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一般指的是一般性产业，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服务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和一些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事业性服务机构等四类非首都功能。津冀两区域虽能发挥重要的承接作用，但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入中高速，产业结构调整明显加快，就业结构调整加快，消费经济的比重增加。也就是说，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的驱动下，津冀两区域当前也在不断地对自身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在此背景下，北京疏解的一部分一般性产业，诸如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正是津冀两区域自身需要努力转型升级或向外疏解的。这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矛盾。

　　如何化解这一矛盾，从而成功促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缓解？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优化提升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功能有机结合起来。虽然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京津联动发展乃至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内容，但是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如优化提升首都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也是京津联动发展乃至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是落实《规划纲要》所万万不能忽视的。

　　按照客观规律来说，优化提升首都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优化提升首都科技创新中心的集聚功能；二是优化提升首都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功能。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在贯彻落实《规划纲要》精神的过程中，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实施详细规划，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与优化提升北京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功能有机结合起来。

　　科技创新存在于各方各面，也需要有选择性地配置。比如，有些适合在北京进一步加强集聚；有些需要进一步加强辐射；有些科技创新资源需要在北京市配置，有些则可以在津冀两区域配置。有的放矢地发展，对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和促进京津冀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协同发展乃至国家的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更有利，也利于形成高层次和高水平的京津联动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第二，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要内容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包括京津联动发展在内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虽然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但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空间比较，显然还不够。“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国内区域包括西北、西南、中部和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在国际范围内，“一带”包括东联亚太地区，中间经过中亚地区，西接西亚至欧洲大陆。“一路”，将我国与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联成一线。“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亚欧大陆国家，陆地面积占世界40%，GDP占世界60%以上，贸易额占世界46%，市场空间十分巨大。

　　因此，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要内容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某些低端的产业，诸如无污染或能有效控制污染的、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带动津冀两区域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可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协商解决。

　　对于京津冀现实和长远发展不利，而且是津冀两区域也要向外疏解的、带有共性的低端产业，可采取将产业梯度转移的理论。这既可将矛盾逐步化解，还有利于京津冀区域整体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高水平的协同发展。

　　（作者系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