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存在已久,有关部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也出台了很多措施。虽然一些城市在局部地段和时间段,拥堵有所缓和,但总体上还没有成功的范例,并且日益严峻。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于问题的成因有确切的认识。城市交通是个复杂的系统,同时又是城市这个巨系统中的子系统。因此,局限于交通系统内部的外科手术式的对策,例如拓宽马路、发展公交、限制私人机动车的购买和使用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换思路,如果我们把交通置于整个城市系统中思考,就会对交通拥堵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人口多、汽车多的城市,未必交通拥堵严重。例如人口世界第一的东京圈,其多数街道、商店是空旷的。而我国许多中小城市甚至集镇,也存在交通拥堵现象。影响城市交通效率的根本因素,不是城市规模大小,而是人口、土地、建筑等元素的空间结构形式。其中,居住密度是关键因素之一。
我国城市居住方式比较特别,大多数住宅属于邻居之间的距离被缩小到极限的蜂窝般的集合住宅,这就导致城市人口极限密集。在新世纪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十多年间,这种居住集中持续加剧。我国城市居住人口的极限密集,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部国土中、城镇建设用地比重小。2014年末,全国设市城市城区、县城、乡镇及镇乡级特殊区域,建成区面积为11.61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1.21%),却居住着74,916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4.77%)。此外,在我国城市行政区域中,城市建设用地占比极低。而多数研究者把行政区面积当作城市面积,高估了城市用地规模和城市人均占地面积。
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比重过低。2013年北京市居住用地面积为411平方千米,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28.44%,占北京行政区域的3.37%。相比之下,北京的居住用地在行政区域中的比重仅为东京的9.26%,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国居住用地比重太低,与我国过去“重生产、轻生活”的建设方针相关。这种方针表现在土地政策上,就是农业、工矿业等第一、第二产业用地比重大,居住、交通等第三产业比重太低。然而,第一、第二产业用地效率较低,大米、小麦等主要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工业企业占地比发达国家同等规模的企业要高出一至二倍。如今,我国许多省市已经进入工业社会后期,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最大产业。在经济结构转型期,国土利用和城市土地利用中,应当减少工业用地、增加居住用地和交通用地比重。
提到交通用地,不得不提与其密切相关的汽车社会。最近30年,我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汽车社会的到来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尤其是最近10年,我国私家车从绝对数和增长率来看,都是空前的。然而,私人轿车作为耐用消费品进入百姓家庭则很晚,2014年私人轿车保有量才占全国民用汽车的49%。可见,我国还处于汽车社会的起步阶段。
汽车社会出现后,对居住密度有何影响?国外城市发展经验表明,随着汽车社会的发展,居住密度将降低。当前一些大城市对机动车的限行限购,只能是治理拥堵的权宜之计,它妨碍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汽车业的发展。
大规模的城市交通拥堵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在城镇化率过半的今天,城市交通拥堵影响空前扩大,不但影响运输效率、污染环境,还妨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我们一直在交通系统内治理拥堵,各种办法几乎穷尽,却依然未能解决问题。当视野跳出交通系统而扩大到整个城市和国土,参考国际经验,改善人口、土地、城市的空间组合方式,交通拥堵并非不可解决。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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