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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下，我国的各类科技产业创业园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态势。除了各地优惠政策和区位因素的迥异外，地方消费主义也是造成产业园不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往消费单位被界定为个体或家庭，实际上不少消费，如管道煤气、公共交通、医院、学校等，不能单纯地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而是一种“集体消费”。伴随着消费单位的扩大，消费者的消费层级也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而更高的消费层级意味着消费对象范围的扩大，即从具体的物品消费上升到对一个地方或城市整体的消费。这种对更高层级或更大范围的消费对象的价值偏好和相应的价格支付意愿，可以称为“地方消费主义”。
此类消费不仅是一种消费性支出，也是一种投资。消费与生产在功能上不再是截然分开或对立的。比如，地方在公共交通、图书馆、电力、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集体消费设施和服务上的支出具有正外部性，给公司运营带来便利，并降低了公司运营成本，从而吸引外地公司前来安家落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地方消费主义与城市舒适物
既然地方消费主义具有投资的性质，那么它如何带来经济回报？在此之前，需明白地方消费主义是以一个地方为载体或基本单位来供给和配置的，其质量的高低取决于舒适物的数量与水平，以及舒适物与反舒适物的比例关系。所谓舒适物，其实是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概念。简单地说，它是使人感到舒适、愉悦的各种事物，分为以下四种类型：自然舒适物，如宜人的气候、空气质量、森林与草地等；人造舒适物，如生活基础设施、城市建筑的风格与格局、文化设施与服务等；市场消费舒适物，如商业服务网点、电影院等风格化消费设施与服务、商业化娱乐场所与服务等；社会舒适物，如当地公民素质、治安、地方政府的服务与作风等。而反舒适物则是让人感到不舒适或难受的事物，如恶劣的气候、高犯罪率、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环境嘈杂等。
舒适物系统决定了一个地方或城市的宜居性、舒适性和享乐性。对于居民来说，居住地不但具有工具性功能，即工作和创业，且具有目的性功能，包括如生活性的享乐与愉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越来越看重其目的性功能，而不仅仅是工具性功能。这一变化揭示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从物品消费主义上升到地方消费主义。
表面上看，气候、自然景观等舒适物只是自然环境，不存在市场价格，并不能看作消费品。然而，这类自然舒适物却具有隐蔽价格，它会提升市场交易型商品价格的提升。以住宅为例，靠近自然舒适物的住宅比远离自然舒适物的住宅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人们客观上为自然舒适物支付了价格。与此同时，为保护自然舒适物不被破坏，地方政府往往需要借助公共财政的投入。在此意义上，自然舒适物的维持和保护也是有经济成本的。
人才择地行为与产业优化
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地方消费主义决定了知识精英或专业技术人才以舒适物为导向的择地行为或移民倾向。一方面，他们的人力资本拥有更高的市场价值，使其有能力选择去高舒适物城市就业。另一方面，知识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有更高的地方消费主义倾向。一旦某个地方的舒适物系统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反舒适物过多，他们则会倾向另择城市。
随着交通设施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产业也越来越倾向定位于拥有更多舒适物的地方，而不是靠近自然资源煤矿、铁矿等的地方。原因在于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提升了。既然如此，那么产业的投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选址。因此，在选址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投资环境是否有利于利润的最大化，而且要考虑投资地舒适物的最大化。
由于产业聚集，导致高舒适物城市的房价上涨和生活成本提升。基于此，难以支付高工资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则会因为各种生产成本的提升而迁出城市。这一过程则会使高舒适物城市的产业结构产生变化：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排挤了投资回报率低的产业。相反，如果高舒适物城市不能有效排挤低端的、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产业，往往会导致反舒适物的增加。这种状况常常驱使高素质人才的迁出，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迁，不利于外地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移入，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衰落。
由此可知，舒适物和反舒适物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舒适物从正面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反舒适物则不但影响城市产业的升级，而且驱使已经进驻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迁出，阻碍城市产业的转型发展。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