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医疗能否破解看病难？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的益民服务计划所涉及的“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为建设智慧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那么，智慧医疗能否破解一直被社会广泛关注的“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患矛盾”等热点问题，为此，中国城市报记者连线三位业界嘉宾予以解析。

　　嘉宾：

　　同济大学智慧城市与电子治理研究所长 周向红

　　北大肿瘤医院国际诊疗中心外科主任 梁子豪

　　广州市智慧城市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陆茂钦

　　周向红：看病难有很多原因，比如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医疗资源不均衡，基层医院、全科医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一些掌中宝、APP等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智慧医疗可以缓解一部分能够运用信息技术的人群患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等就诊问题；还需要继续努力解决看好医生难等问题。

　　梁子豪：“看病难”的根源在于大家缺乏对基层医院的信任，追崇大医院的权威，所以小病跑大医院，小城市的病人不远千里跑到大城市去看病，因而造成挂号难。智慧医疗中的远程医疗或许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前提是能建立完善的转诊制度，使得小病社区就诊的观念深入人心，让大医院的专家能释放出时间，通过远程医疗对真正需要的病人看诊，使得小病不必跑大医院，小城市的病人就地获得大城市专家的看诊，便可解决部分看病难的问题。

　　陆茂钦：关键还看远程技术和诊断手段，目前国内可以做到一些基本指标和常见病的诊断，针对具体病例，还需要细化。智慧医疗还需不断打磨，以符合国情民意为准。

　　周向红：看病贵，主要是病人自付比例较高，另外费用中药物、辅助检查费用比较高，因此智慧医疗能否缓解看病贵，还取决于医生薪酬能否合理回归、医药联动改革，以及最根本医疗保障制度能否完善。智慧医疗，如果没有一系列政策体系支撑，可能会出现数字鸿沟带来另外一种看病贵，即无法熟练应用信息技术解决自己挂号等问题的病人，出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陷于更不利状况。

　　梁子豪：“看病贵”的成因可归纳为：投入不足和浪费。投入不足显然不是智慧医疗所能解决的，浪费是由于重复检查既增加了患者的看病成本又消耗紧缺的医疗资源所致；避免这种浪费，建议引入全民健康保险机制，有效控制医疗支出，通过完整的卫生经济数据收集、数据清洗、建立数据仓储，使用智慧医疗中的大数据分析的方法，精算出每年的预算，并在不增加人民保费及政府投入的情况下维持应有的医疗水平。在上述前提下把任务分解成不同指标，落实到不同层级的医疗院所，以达到有效管控。除此之外，建立全国联网的国民健康档案，制定统一的病历格式（HL-7）、统一的影像规格（DICOM），都可以减少重复检查、检验所造成的浪费。

　　周向红：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信息不对称、医生沟通技巧、病人对疾病的认知等，智慧医疗会缓解一部分问题；但同时由于技术介入流程，也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梁子豪：医患矛盾，可以透过互联网或手机APP发布卫生科普常识，在某种程度上拉近双方信息认知差距，减少纠纷。另外，通过医疗质量数据监控，及时对存在风险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提出警告，有效管理医疗质量，自然能减少纠纷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