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 如何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尤其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出现，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不断凸显，传统的治理思维和治理体制在大数据时代显现出很强的不适应性。加之政府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使用数据的意识淡薄，致使数据不系统、数据失真、不具有连续性等问题频现，安防技术不过硬、法律法规不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化建设，引发了新的信息安全、隐私侵犯、数字鸿沟等问题。数据标准化程度低、部门利益凸显等，成为数据共享的壁垒。

　　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资源和技术资源广泛散布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子系统中，市场和社会更是在大数据技术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大数据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

　　执政党和政府主导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其主导作用集中体现在自身角色的调整和对市场的扶持两个方面。市场运作能够充分释放大数据红利，而释放大数据红利的前提则是数据开放。在大数据开放方面，上海市率先建设了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北京市紧接着也建设了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在大数据项目合作方面，国家统计局、北京市卫计委、上海市统计局、贵州省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政府机构，已与百度、1号店、阿里巴巴等企业签订了大数据合作协议。

　　市场运作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数据清单”，都可以开放，数据开放和数据合作能够促进数据资源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实现数据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政府与市场共建的大数据平台下，政府规划和政府监管能够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维持市场秩序。市场运作能够推动数据创新、保证运转效率。

　　社会和公民参与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人是大数据时代智慧的象征。社会和公民的参与有利于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体制外有一群优秀的大数据程序员，可以担任数据分析和预测的评估专家，缺乏大数据分析师的政府可以在数据挖掘方面与体制外程序员合作。在数据采集方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也亟需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超大规模的国家来说，采集数据难度很大，然而社会和公民参与能够为数据采集提供便利。通过“数据众包模式”将数据采集工具分发给个人，个人借助数据采集工具轻松完成采集任务，采集的数据涵盖面广且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例如，环保部门对空气质量指数的采集、对地表水质量指数的测量、对污染源企业的监管、对环境治理效果监测等，都可以借鉴众包思路进行采集。

　　居民自治助推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数据的核心是根据相关性分析预测火灾事故、交通事故、犯罪事件等公共安全事件的常发时间、地点以及原因等，居民根据预测结果积极采取规避措施，降低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率。此外，居民积极向网络管理员或者社区负责人反映和上报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社会治安等问题，能够极大提升社会监管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监督有助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数据也是一种权利，数据监管是为了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而数据开放则是为了保障公民知情权。数据开放是公民监督和制衡政府的手段，数据监管是公民监督和制衡市场的工具。社会和公民参与数据挖掘、数据采集、问题防范和社会监督，可以有效拓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空间。

　　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将海量数据视为核心资产的时代，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意见表达、偏好选择、行为习惯等均被高度数据化，数据管理被视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一方面，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大数据治国时代形成一个稳固的资源依赖结构，大数据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借机捋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优化，进而使国家治理能力得到系统性提升；另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能够直接利用大数据提升执政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社会监管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

　　前景固然美好，但传统的治理思维和治理体制在大数据时代却显现出很强的顽固性，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与人才保障、数据的标准化、法律的制定等也尚处于起步阶段。若要克服大数据意识缺乏、信息安全、隐私侵犯、数字鸿沟、数据依赖、信息孤岛等大数据治国难题，使大数据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转变政府角色，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不二选择。

　　（第一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