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CBD多样化发展

　　最近几年中央商务区（CBD）很热，有人甚至将其视为现代城市的标志。然而，CBD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古已有之，例如传统中国城市的鼓楼地区。在古代，CBD不仅是贸易和大众信息交流的地方，还是政府显示权威的地方。因此，不能简单地将CBD视为现代城市的标志，而应是一种城市地理现象，是商业经济的产物。

　　按照进化经济学观点，CBD作为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是进化的。CBD从单一中心演化出扇形结构、再到多中心，就是一种进化。在现代城市规模不大的情况下，一个城市往往只有单一的CBD, 它的形态在均质平原上是同心圆，称吉伯特模式。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出现了多个商业服务区，CBD开始复杂化了。1939年，霍伊特发现美国城市普遍存在扇形模式；1945年，美国学者哈里斯和乌尔曼又提出多核心模式，多核心的特点是出现亚商务区（SBD）；1995年，笔者证明，从同心圆到扇形是统一的反应-扩散机制，但是出现多核心具有复杂性。

　　长期以来，各种CBD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服务于本城市。但2000年后，中国城市结构呈现另一个重要进化，即出现开发区型CBD。这种CBD重点关注的不再是服务于本城市，而是服务于区域，进而成为区域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似乎没有搞开发区型CBD。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这些年,人们提出搞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意味着有服务于世界的CBD。这个CBD是具有区域经济领导力的，其领导力是靠人口和资本的流动、信息交流、技术扩散来实现的，是不可以闭关自守的。

　　北京最近在搞世界城市时，强调控制城市规模，突出文化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都不强调了，号称学习美国华盛顿特区。实际上，华盛顿作为世界城市，是在整个大华盛顿区发挥作用的，并且这个作用是靠CBD的裂化实现的。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出现了一些小城市。这些城市之间可能有不同的生态绿化带，建筑带也不连续，但是分别执行了CBD的不同功能，例如美国的国家数据处理中心就建在马里兰州的地盘上。这些城市有一个学术名称，叫边缘城市：位于特大城市的边缘地带，是城市的一部分，中心一般距离机场不超过1.5小时车程；作为CBD的功能，它们不是服务于本城市的，而是服务于区域的。通过这种边缘城市，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发挥了，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人口分散了，贸易与文化交流仍然是便利的。

　　特别要强调的是，边缘城市不是所谓卫星城。卫星城不具有区域CBD组成单元的功能，它往往是一个生产区或居住区。

　　可见，作为服务于区域的CBD，在进化趋势上表现了城市发展的复杂性：空间上，它是小而分散的，因为单一的CBD裂化了；经济上，它是大集中的，把区域的商贸、文化、金融功能通过边缘城市集中到一个大的城市区里。

　　同时CBD的进化也表现了多样性。著名城市地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宁越敏指出，在上海杨浦区靠近复旦、同济的范围内，出现了一种研发产业活跃的城市中央商务活动经济区，这种类似CBD的商务聚集区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向创新城市发展，特别是向研发枢纽城市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上海要走创新城市的道路，正在发展为全国研发枢纽城市，所以它没有建立开发区型的CBD，而是创新出CBD的新类型。

　　除了上海这种新的CBD形式，CBD能否演化出其他新形式，还有待观察。有一种类型是可能的，就是服务于区域的数据产业中央商务区，上海的张江要建“国家数据处理中心”，天津的武清也有这个打算。这是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经济的必然产物，值得北京重视。

　　北京近年因为城市病，强调压缩规模，大量农民工和外地学生无法留京。这样做有一点道理，是的，就一点。然而，进城农民和青年学生是城市的生力军，北京的发展要靠他们。这就像一个人减肥，不吃饭是不行的。因此，只要求百姓兢兢业业、不承认发展的自主权和多样性的“地主治国”模式是不可行的。发展边缘城市，就是要给农民工和外地学生提供创新的地理空间。

　　CBD多样化的发展是产业发生信息化规模的结果， CBD研究者和城市地理研究者应该关注这种多样化趋势；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时，也要立足这一特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973项目首席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