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减灾一体化规划迫在眉睫

　　面对“大城市病”，有专家强调大城市是“发动机”“大旗舰”“孵化器”，为“大”做辩解，但他们没有看到城市大到违背客观规律时暴露出的脆弱性。“大城市病”来势汹汹，不仅说明人们对自然与历史的敬畏不够，更表明千篇一律的旧有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城市的发展。楼群高耸、空间逼仄、寸草难生的广场上烈日炙烤，逢雨必涝且堵上加堵的城市道路生命线系统频发事故且塌陷不断，这些都使大城市生活失去尊严及保障。试问：京津冀一体化在显现诸多优势时，我们是否已布置并评估好它的安全保障系统？

　　在2015年2月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领导用600字描述了上海对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处理及警醒，强调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底线思维，并做了五方面分析：即智慧城市首先是安全城市、城市安全需要精细化管理、确保安全从规划起步、探索具超大城市特点的安全发展之路、以应急管理单元建设为中心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均有相同的自然生态地理条件，具有严重的地质地震灾害机理。当地震烈度≥Ⅷ度时，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基本上具有同样的强震感受。唐山大地震时，大多半个中国都有强烈震感，京津冀震感尤其强烈。

　　笔者在主持“十二五”期间北京城市安全应急管理规划时，曾归纳了北京为代表的七大类灾难：首都地区及周边发生6级地震可能性大；气象巨灾频发如暴雨洪涝、雷电、城市大气公害等；能源供给短缺，能源网络事故风险加剧；巨大的人流物流使城市交通隐患加重；火灾及爆炸的危险性，伴随旧有楼宇及棚户区隐患；信息安全及社会恐怖；由一种灾害诱发多种灾难等。

　　北京的上述灾害类型及特点也基本上代表着天津、河北的情况。2012年7月21日特大暴雨山洪灾害中，房山区蒙受巨大损失，死亡79人，成为新中国后北京历史上的标志性“劫难”；天津蓟县“莱德商厦”火灾，至少致10人死亡，也成为近年来天津影响甚坏的重特大火灾事故；2012年2月28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克尔化工厂硝酸胍车间爆炸，致25人死亡，46人受伤，也成为大城市忽视生产安全的一个典型例证。

　　如此多的事例表明，无论是人为灾害还是自然灾害，重要的是预防为先。同时面对城市化发展，尤其是面对京津冀一体化大格局，要想做大发展的盘子，就必须在应对各种城市自身灾难的同时，按最大危险可能给出灾害链的发生与发展状况，并要按安全容量的底线思维为不安全的发展设一道防线、警戒线。另外，要关注安全容量，安全存量（备用）的重要指标值。处理好这些问题等于从安全发展上为北京，也为京津冀找到发展新路。

　　“三地”一体化防灾对策，不是“三地”策略的简单逐一叠加，而是更大领域的整合、协调与联动，是必须由政府统一系统化管理的行动。以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东京为代表的世界五大都市圈的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国外都市圈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经验，如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以跨区域发展规划作为引领、创造多元化的参与机制，加强立法体系的支撑等都值得京津冀借鉴。要担负起京津冀一体化综合减灾应急跨域管理的重任就要有创新性制度保障：设立京津冀综合减灾委员会，重点指导并实施《京津冀一体化防灾规划（2015-2030）》编制，其主要使命是落实“一体化”京津冀安全发展战略定位，从源头与本地缺陷上解决因“一体化”给京津冀安全发展带来的新困扰，并明确“一体化”管理的权责。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防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