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私车牌照拍卖风波不断

　　6月14日19时30分到20时30分，上海牌照拍卖的唯一“承办人”上海国拍对车牌额度投标拍卖竞价系统再次优化升级后，举行了模拟拍卖会。这场模拟拍卖再次因为系统卡壳而“口碑崩塌”，上海的私车牌照拍卖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上海是全国唯一一座完全依靠拍卖方式来分配私车牌照的城市。为控制新增机动车总量、缓解交通拥堵，从1994年开始，上海对中心城区（外环线以内区域）新增私车额度实行投标拍卖的方式，这一政策开创了国内城市“限牌”先河。随着机动车需求量的迅速增加，车牌的拍卖价格也水涨船高，一路飙升至7万余元。在二手车车牌市场，一块车牌可卖到11.5万的价格。2014年8月，上海交通部门宣布二手车车牌也将纳入拍卖平台，进行统一拍卖。上海的车牌拍卖制度仍然有许多规则模糊、政策漏洞之处，相关制度的完善与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上海私车牌照拍卖饱受质疑

　　二十年间，社会各界对于上海车牌拍卖的质疑未曾间断。首先，在参与竞拍的过程中，对于拍卖系统、手续等存在不满。根据规定，拍牌者第一次参与拍牌须首先购买标书，并为此支付2000元押金，此后每次拍牌，都会从这2000元押金中扣除100元作为拍牌费用。这些费用的用途至今没有公布用途，拍卖系统的稳定性问题也一直没能解决。其次，车牌拍卖与管理的配套政策存在规则模糊、不完善的情况。比如，针对车牌存在“继承与流转”的一系列延伸问题，上海市交通部门明确指出上海车牌不能继承，仅可流转，并进一步解释了几种可以免费流转的情形。然而，这一解释在处理父母过世、夫妻离婚等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仍显苍白。对此，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首届全国十佳律师岳成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车牌属于一种产权，从物权法上来讲，是可以传承下去的。继承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使用或交易，“车牌不能继承”的这一规定并不人性化。

　　最后，对车牌拍卖制度本身的质疑。政府以及社会各方对于车牌本身的性质定位存在差异。交通管理部门认为“车牌其实只是额度的一种载体，这种额度只是本市中心城区的一种道路通行权。既然是道路通行权的话，就不存在继承问题，仅是通过拍卖这种方式来进行分配。”然而大部分市民却认为，拍卖后的车牌在稀缺的情况下已经具备了财产的属性，应当赋予竞拍人产权与自由处置权。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基于这种产权性质，强制收回二手车车牌有违《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而早在2004年，时任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的黄海曾点名批评上海市拍卖私车牌照，质疑投放车牌的主体资格。

　　北京、广州限牌各有困境

　　面临交通拥堵、私家车增长过快的问题，北京、广州等地也实施了限牌制度。北京的摇号制度与上海的拍卖制度恰好相反，如果说上海的拍卖制度是利用价格这一市场机制来进行分配，更多体现“效率”的含义。北京的摇号制度则全部采用摇号抽签的方式来分配车牌，更多体现了“公平”的精神。2014年起，北京市对摇号政策进行了微调，根据个人参加摇号的累计次数设置阶梯中签率，适当倾斜摇号时间更久的市民。对于北京的摇号政策本身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中签率低、久摇不中的情况普遍存在，北京市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成本；二是，采用拍卖制的上海交通管理部门能够通过车牌筹集更多的交通管理经费，可用于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而北京的公共交通费用一向低廉，主要依靠财政补贴。

　　广州的限牌制度则介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是拍卖和摇号的混合制，按照一定比例配置两种方式的车牌，兼顾“效率”与“公平”。与上海市不同，广州车牌成交价格一直遇冷，多以万元底价成交。2014年8月起，连续四个月个人成交价停留在10000元，甚至一度出现拍卖申请人数不足的情况。与北京地区相似，市民在付出较大的时间成本，但广州市参与摇号的市民数量规模要更小，外加拍卖制度，市民满意程度相对较高。

　　破解路径还需因地制宜

　　在公共交通资源不足的同样背景下，北京、深圳、广州三地的限牌制度各有优劣，根本问题还是集中在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居民具备了购车能力，用车需求不断攀升。

　　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所长张卫良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实行私车牌照拍卖制度有其自身城市发展的背景限制，这一制度为当时上海城市建设和公共交通发展赢得宝贵时间。随着浦东新区建成，上海向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车牌拍卖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明显，不仅无法满足普通民众的购车需求，车牌拍卖所收取费用的使用问题更是受到大多数民众的质疑。因此，还需从政策层面做出改进，不断完善车牌拍卖制度，同时加强相关资金的监管，增强资金使用的透明度，鼓励民众参与，确保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