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功能化” 勿限人口增长

　　中国经过大规模、快速的工业化发展之后，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城市出现了人口过度密集等“城市病”。因此，推动城市分工、特大城市“去功能化”的呼声不断高涨。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推进，北京城市功能疏解进入实践阶段。而与此同时，由于北京相应的资源有限，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似乎限制人口的增长和迁移成为一种明显的政策导向。2015年5月的数据显示，北京总人口为2151.6万。而北京市在进一步推进产业转移以求实现人口分散的同时，重点采取缩减进京指标的手段，非京籍儿童入学的难度有增无减。

　　城市人口的数量无疑是有其承载力上限的，如果超过一定的程度，不仅会降低个人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的效用，远离帕累托最优，而且对于资源和环境而言，也具有不容小觑的威胁。因此，我们应该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但关键是应该如何控制？控制后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都需要深入思考。

　　“人口迁移和经济环境是相互关联的”，这个理论是库兹涅兹于1964年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决定人口迁移的众多因素中，经济环境变化是其中较为主要的，而人口的迁徙也影响着迁入、迁出地的经济发展。毋庸置疑，城市分工细化和产业转型的推进将有利于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人口密集之处之所以可以吸引许多人，主要是由于特大城市可以实现更高的价值创造功能。从价值创造高的地方转移到价值创造低的地方，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所难免。那么，如何在减少效率损失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呢？答案是，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其中的作用，而非强硬地制定城市人口迁移政策。

　　首先，应当正视人口对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当前，多数言论将关注点过多地投向了人口众多的弊端上。作为特大城市的北京，其经济发展与外来人口的流入密切相关。一方面，充足的人口，可以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人力和资金；另一方面，人口的聚集可以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这样的规模效应无论是在提高经济收益上，还是在实现环境治理上，都将会发挥出明显的优势。过多地强调人口聚集的弊端，则有失偏颇，对顺利实现城市的分工和人口的转移也不利。

　　其次，要避免政府过多干预，注重顶层设计布局。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时，将限制人口的迁徙和短期内的人口控制硬性指标转换为具有缓冲期的政策，实现人口调节方面的“软着陆”；另一方面，除了制定相关政策，更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口调节中的作用。可以将中央集中的公共资源配置权利分一部分给市场，让其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减少效率的损失。譬如，在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政策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而具体如何转移，可以听由市场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最后，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挥技术创新作用。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吸纳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其对于城市的人口结构调整也有一定作用。同时，要优化管理手段对于人口调节的作用，提高城市的治理水平和综合管理能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

　　总之，特大城市人口的控制和调整要从长计议，不能一蹴而就，不能简单地采取限制人口增长和迁入的方式，而应当统筹规划。否则，对于迁出地的经济发展将大大不利。

　　（第一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综合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