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中安置到混居模式

　　随着高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国内出现了大量的城中村，且受到广泛关注。然而，近年来所涌现的以城郊被征地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为代表的“城边村”，又可称为“新式城中村”，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从城市规划与社会学的角度，“新式城中村”是社会分层的空间反映。如果不合理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相结合后，有可能诱发且加急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在分类比较的基础上，主要从居住空间的视角探讨新式城中村治理问题。

　　传统城中村对比新式城中村

　　国内目前对城中村内涵比较有代表性的界定有两种：一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连续建成区或边缘区，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者半包围的、没有或者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二是指城市里的乡村，是在空间形态、功能结构等方面与所处城市反差极大，亦城亦乡、亦农非农的社会群落。

　　不难发现，上述界定主要是以传统城中村为模本，从景观视角对城中村做的比较直观的描绘。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由于在建筑景观、社区环境等方面已经与周边城市社区差别很小，作为被征地农民集中安置区的“城边村”社区不应再被纳入城中村的序列。然而，它在居民的社会网络、生活方式、地缘文化等方面，却与城中村社区十分相近。就此来看，如果说传统城中村属于处在工业化中前期的新型村社共同体，那么“城边村”社区则可以归入后工业时代的新型村社共同体。为了与传统城中村加以区分，本文将那些作为被征地农民集中安置区的“城边村”为典型代表的社区，称之为新式城中村。

　　当然也不能否认，新式城中村在空间布局、建筑景观、社会结构、经济特征等方面，均与传统城中村存在明显的差异。从演变过程来看，新式城中村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传统城中村改造改制后建立的回迁安置社区；二是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导致部分城郊农业和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村宅基地)被征用，由此而产生的专门作为被征地农民集中安置区的“城边村”社区。

　　新式城中村持续发展的陷阱

　　集中安置与“村落”重建。新式城中村在空间布局方面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按照原来的自然村落分布，村民被集中安置在特定的回迁社区，他们多数也乐于住在回迁社区。因此，社区的社会结构具有高度同质性，新式城中村一定程度上只是重建了原来的村落，社区人际关系与失地前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仍然主要停留在熟人社会的层面，从而成为村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互动沟通的无形隔膜，阻碍其人力资本的提升。

　　邻里效应的持续发酵。简单地说，邻里效应是指个人的发展机会和晋升途径很大程度上收到其所处环境的制约，也即“地方作用”。通常认为，社会化进程、社会网络、污名化是邻里效应传递和实现的主要途径。在新式城中村，由于内部就业能力和就业动力的双重不足，村民的就业状态普遍不理想，倾向从事社区保安、保洁等低端行业，进而导致社区充斥负面情绪，青少年求学和职业培育兴趣缺乏，不利于其社会化进程；村民的社会互动模式依然主要依赖原来的乡村社会资本存量，其职业获得过程往往依靠自己或者借助邻里、熟人等强关系。而且，随着城市文化的浸染，村民之间的感情亦在不断淡化，他们在村庄中积累的传统型社会资本也在不断流失，缺乏广泛和稳定的社会网络；村民糟糕的就业状态以及与周边市民社会交往缺失所造成的隔膜，使他们很难获得来自群体之外的正面评价，污名化倾向已经有所显现。一旦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集中居住的社区陷入污名化后，通常会严重损害投资者的意愿及期望，最终导致物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阻碍新业主进入。

　　初具诱发居住隔离的可能。新式城中村村民由于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工作状况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共性，这就使他们在居住空间方面变得具有易识别性、易于固化为群体的空间身份标签。长期来看，这种标签化的排斥机制，将有可能导致这一群体偏离主流社会价值观，从被标签化走向整体的被边缘化，也就是呈现居住隔离的现象。

　　推广混居模式的可能性

　　需要明确的是，关于新式城中村居住空间治理问题的讨论多带有未雨绸缪的色彩。但如果不及时实施必要的政策干预，新式城中村的居住空间失衡及其可能引发的居住隔离现象将有可能全面升级并趋向固化，甚至存在使新式城中村滑向贫民窟的可能。对于居住隔离的治理，一般倾向混居模式。混居理念的核心价值首先是期望通过让不同收入和阶层的居民在邻里层面或者在居住区的空间尺度上共处，形成相互补益的社区，以空间的平等争取社会平等。它不仅可以在空间层面为新式城中村村民与其他市民群体搭建一个公共对话平台，促进良性的社会互动，鉴于中低收入群体对公共服务的依赖度通常更高，它还能推动多元混居有利于促进区域和社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对于那些已经成型的新式城中村社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其社会结构高度同质化的现状，耗费成本也较大。那么，比较可行的策略是通过不断的疏导以及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必要的资金投入，使得社区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并据此吸引其他社会群体通过购买房产或租赁的方式进入定居，逐步提升社会结构的异质化程度。

　　（作者单位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