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倒逼”成常态

　　2015年3月25日《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中写到：“‘倒逼’这个概念已经进入中国官方表述多年，它在中国民间的使用率也很高。改革的这一动力机制已被全社会认识并接受……”

　　谈到“倒逼”，一定有主动“逼迫”的一方，也必然有被“逼迫”的一方，而“倒”字则指出了力量的发源与作用指向。因此，当这个词用在由政府主导的改革等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这种“倒逼”中，一定是社会民间/外围在“逼”政府与社会管理结构的“高层”。

　　“倒逼”的场景远不是一派快乐祥和的景象，而是以矛盾、冲突、碰撞与胁迫为基调，是弱势一方万般无奈去逼迫强势一方做他们自己不情愿的事情。“倒逼”意味着双方在认识或利益上存在比较严重的不一致，所以“倒逼”不是一个健康社会运作的主流基调。

　　这些年，“倒逼”一词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如果这意味着“倒逼”日益成为了中国改革前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或“机制”的话，那么这接下来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它意味着在当今中国，上下对改革与国家未来发展的认识有着日益加大的差距；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治理机制的运作越来越偏离健康“正常”的状态。因此，当官员也大喊“倒逼”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感觉到一种诡异与危险？

　　虽然事实上我们确实需要“倒逼”，但是政府在被“倒逼”的同时，是否更应该急迫地做深刻的反思，使得“倒逼”仅仅是特例，而不会成为常态？

　　也许有人说，制衡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而“倒逼”无非是一种制衡而已。我想，不论是“倒逼”这个词的本意，还是它的使用者的用意，都应该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制衡，而带有了强烈的负面色彩。因此， “倒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衡，或沟通协商，或批评监督。

　　当然，从制衡与“倒逼”中，我们都能看到西方政治理念的影子。人性恶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基本假设，其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的理念都是由此推演而来。依据人性恶假设，“倒逼”也就顺理成章，无需惊诧了。

　　但是，在我国，“倒逼”既不是执政党当年革命成功的缘由，有悖于它的理念，也与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相悖。

　　当年中国人民起来革命，是因为“倒逼”无门而奋起反抗。共产党自觉地认识和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自觉地承担起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门。很多群众入党之后所受的教育之一即不断培养其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自觉性。把革命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的成就，它的功勋，它对民族的贡献，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解释为是其它力量对它“倒逼”的结果。那段艰苦卓越、辉煌灿烂的历程是由无数成员自觉奋斗和牺牲铸就的。

　　革命党的这种自觉性凝炼成了它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是否会逐步淹没在此起彼伏的“倒逼”声中？等着别人来“倒逼”自己，必然缺少并将不断丧失自觉性与主动性，那么他的先进性又将体现在在哪里？

　　回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我们强调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文明的教化理念始终把启迪人性的光辉，唤醒人性内在的自觉性放在首位，而不是被动、消极地去利用外在力量“制衡”人性中恶的一面。当我们把“倒逼”当成理所当然之后，它必然会抑制人对自觉性的追求。失去了自觉性，人性的光辉就会黯然失色。

　　在一个团队中，缺少自觉性而需要“倒逼”的人，我们无法对其委以重任。因为需要不断被“倒逼”的人，不会是一个奋发有为的人。同理，需要不断被“倒逼”的执政党，那又将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渲染“倒逼”，可能会通过对抗性的暗示而强化分歧；强调“倒逼”机制，可能会引导人们更多地采用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倒逼”导致的是一种对抗性的平衡，而不是建立一种良性健康的机制，让社会不同角色通过沟通协商去弥合分歧建立共识，进而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作为一个有着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不应该让“倒逼”成为常态。历史的主动权，命运的主导权，从来都属于那些自觉地不懈奋斗的人和组织。

　　（作者系神州数码首席科学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