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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 2015年04月20日 星期一

中国应“东”山再起

■陆 铭 《 中国城市报 》( 2015年04月20日   第 13 版)

  在一个统一的大国,如果要实现经济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那就会出现经济和人口的空间集聚。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为了统一和效率,就会舍弃掉资源的空间均匀分布,转而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

  中国经济过去十年走过的道路

  古话说“人往高处走”,人有天然的倾向要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就业岗位。但是,政府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方向却跟劳动力的流向相反,即“资源向低处走”,低处指中国的内地(即中部和西部省份)和中小城镇。在土地方面,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在往内地倾斜,资金方面,转移支付和企业所获得的补贴也在往内地倾斜。这两个资源往内地走的时候,给劳动力造成的感觉是什么?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于是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倾向下降。与此同时,东部出现的情况是,在2003年之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房价快速上涨生活成本上升和工资的上涨,东部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最近商务部部长高虎城的一篇文章概括,中国出现了劳动力的总量过剩和局部短缺。什么是总量过剩和局部短缺?就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没有流向发达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出问题了。

  根据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人均收入差距缩小恰恰是人口自由流动和经济向少数地区集聚的结果。而人们常常误以为,当人口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时候,可以把经济资源给欠发达地区,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

  再看土地,最近中央高层一直说中国出现了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脱节。但人的城镇化和土地的城镇化脱节不是全国问题,而是地区问题。我们把大量建设用地指标给内地,内地工业园遍地开花,几乎零地价招商引资,结果没招来足够的企业。最后,人没有城市化,但地已经占好。根据数据分析,如果用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来代表人的城市化,用城市建城区的扩张速度代表地的城市化,两者的差距在东部最小,中部次之,西部最大。

  应重启东部的改革与发展

  今天中国的东部和内地在同时面临由政府干预导致的不同困境。东部出现由土地供应收紧造成的成本上升,并进一步带动了工资上涨。而内地则出现大量投资效率低下的现象,同时政府债务在快速上升。避免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蛋糕做大”,把债务与GDP之比降下来。为此,中国应重启东部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要遏制东部成本上升的态势,让人口流入地获得更多的新增建设用地。而内地需要提高效率,除了少数内地的大都市圈之外,其他地区要在人口流出的趋势下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不支持转移支付,恰恰相反,在“动人为主”的前提下,要给内地转移支付做公共服务,尤其要提高教育和医疗的水平,提高内地的生活质量,而不是遍地开花地搞工业园。即使投资于基础设施,也应该配套于内地能够有竞争力的产业。

  如果地方政府出现债务持续增长的现象,最终,很可能逼迫中央政府来买单。这时,中央政府能做的无非以下几件事:一是中央直接帮地方政府还债,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还不了,银行出现大量坏账,中央再给银行注资。这两个途径都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钱。如果中央财政也不够,就可能成为新一轮通胀的原因。有人可能会说,债务增长不要紧,债务变成了基础设施,可以变现并用于偿债。可是,在我调研的案例里面,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造一条路通到所属的地级市,造的是八车道。这样的投资下去是不会有回报的,甚至在五 年十年以后都不会有足够高的回报的。类似的资产,卖给你,你买吗?对出售优质国有资产来偿债的方案也不要抱太大幻想,“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对抛售中国的境外资产的方案也别太乐观。作为美国的大债主,中国一旦出售美元资产的量太大,美国会有意见的。

  不管以哪种形式,欠发达地方的债务和投资项目中的低效率是要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的。在全国范围内,相对发达且人口众多的东部地区会承担更多。换句话说,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人民在享受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的好处的同时,也要承担作为一个大国的一员的责任。这种责任有两种承担方式,一种让劳动力自由地流动,这意味着作为人口流入地的东部地区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并且要给流入的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自由,那么,大量内地省份的人口也需要就业,政府相应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受到了地理劣势的制约,将产生借债冲动,如果债务负担持续上升,最终较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一部分还债责任。只要给定统一的前提,并且较发达地区也享受了大国的好处,那么,对欠发达地区的义务就必然通过上述两种形式实现。相比之下,若人口自由流动,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同时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而若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最后结果是效率损失和不能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仍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的今天,不要效率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如果仅仅用“动钱”的方式来缓解地区间差距,短期可以这样做,但最终中国难逃两个基本检验:一个是金融市场的检验,一个是全球化的检验。如果没有效率,同时债务不断增长,金融市场买不买账?当中国国内出现效率下滑,债务上涨,而美国的量化宽松退出,利率会上升,同时,美国高科技的产业可能会再一次蓬勃发展,美国股市已经越过历史高点。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答案是资本外逃,这就是金融市场的检验。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得经受另外一个检验,就是全球化的检验。如果一方面生产成本在上升,劳动生产率没有同步提高,接下来投资者就走人了。人们善良地希望企业会到内地去投资,一部分以内需为主且借助于内地资源的企业的确会转战内地,但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会转战东南亚。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他们永远只看哪儿能挣钱。“倒逼”的结果是,中国在仍然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的情况下,过早地结束了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优势。不要再相信什么“倒逼机制”了,这个词无法翻译成英文,说明其他国家没这回事儿。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城镇化建设应挖掘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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