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县域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城乡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年我国GDP已达63万亿，从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后，短短4年，我国的GDP已为日本的2倍。我国城镇化率也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至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4.77%。但是，抛开我国经济发展过高的GDP增长率和城市化率，这繁荣的数字背后暗含着城市和农村的隔离。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成为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即指出，“如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在推进城乡关系的融合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和回顾下造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

　　剪刀差政策以及配套的城乡户籍制度是造成中国广大农村长期以来远远落后于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工业化的起步和迅速推进，低价收购农产品而高价卖出工业品的“剪刀差”政策可以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不得不说，剪刀差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使我国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工业化水平，但却使农业成了工业的的“殖民地”，农村成了城市的“殖民地”。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仅在2倍左右。城乡间不仅在收入方面存在巨大差别，甚至在国民待遇上，农村居民也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是被歧视的“二等公民”。正如对中国经济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言，中国的城乡关系形势具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第二是市场改革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在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第三是城市化加速与经济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极为紧张的关系。这一总结深刻地道出了中国的城乡对立现状。

　　农村是托起城市的基石，只有让农村不断发展，城市的发展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如何才能使城市的在平等、协作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并实现城市与乡村合作与融合呢？不可否认，在政治上的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但制度得到了改革，农村的资源又该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依旧留在农村？是否能如温铁军所说，让农村成为中国经济遭遇危机时可以软着陆的着陆场呢？面对在市场经济下日益衰弱的农村经济，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出的，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应当发展乡村的小工业，现阶段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分化危机的首要着眼点应该在经济方面。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破解城乡关系这一历史性问题，在微观经济体制上需解决农民买难、卖难以及劳务输出这三大核心的问题，实现一二三产业以及城乡的共赢发展，进而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方法之一则是以某一中介组织为核心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一端植根农村，通过建立科技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给农村输送财富；另一端链接城市，通过输出健康的产品，在帮助解决产品卖难问题的同时也保障了食品的健康。这一全产业链联合了一、二、三产业和城市与农村，构建起完整的双向可扩展服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中介组织为引擎，可以盘活现代化农业企业、农业合作实体、农户、科技服务站、金融机构、农贸市场、食品工厂、农业经纪人的整条链条，让每一个环节都能增值受益，实现农户、企业、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如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立足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扶持发展一村一品、一乡(县)一业，壮大县域经济，带动农民就业致富”。

　　强化发展县域经济来实现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接收，减少对大城市人口膨胀的冲击。从宏观上来看，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在全国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仍占绝大多数。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要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面对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双重膨胀的现实，如何实现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化，将成为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城市本身也面临着失业、下岗人员较多的庞大就业压力，在现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条件下，进一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容过分乐观。另外，随着科技进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必然导致旧岗位的淘汰和新岗位的产生，如此一来，对劳动者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人也将面临转岗的困难。产业升级总体上是以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为方向，资本和技术增密不仅排斥劳动，而且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提高了。资本及技术演化出来的制度力量，使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市场变小。

　　因此，重点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级企业的经营状况，促进其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接收，就近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从而减少对大城市人口膨胀的冲击。同时也为农村的农副产品提供消费市场，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出口这两架马车的严重依赖，将畸形发展的城乡关系拉回正轨，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参与到增长的过程，并分享增长的好处，最终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下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第一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