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做好“三农”报道，必须紧扣城乡统筹这条主线，围绕乡村振兴这个主题，多做“新文章”；必须向改革要动力，拓宽“三农”报道广度和深度，写好乡村振兴故事；必须守住政策底线，既要热忱宣传各地“三农”工作中涌现的新事物、新探索，又要谨防“跑偏变调”、发生有违“三农”政策和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
关键词：党报 乡村振兴 主题主线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切实提升“三农”报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摆在新闻媒体尤其是时政类媒体面前一道重大而现实的课题。既把党对“三农”工作的各项部署和要求准确生动地体现在基层一线，又把“一村一地”的探索实践化为乡村振兴的“公共话题”，这样的“三农”报道才能既“顶天”又“立地”，才能登高望远、以质取胜，突出启发指导价值。
江苏是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从苏南到苏北，地区差异很大，城乡统筹、改革探索是不变的主题，这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现路径，也为“三农”报道提供了丰富题材。“三农”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必须坚守生态红线、做强集体经济、保护农民利益。党报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应重点在三方面着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改革探索，守住政策底线。
统筹城乡发展，“三农”报道的“新风口”
新的时代背景下，做好“三农”报道，必须把握当前“三农”发展的主题和主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农地流转经营、青壮劳力进城带来的农村空心化、老龄化，“乡土中国”的内涵、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乡土中国”迈向“城乡中国”，意味着无法抛开城市寻找解决农村问题的路径。乡村振兴不能只从农村内部着手，要从城市和乡村两端发力。
党的十九大把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实现路径和长期历史任务。“这是在总结中外城乡发展经验基础上，着眼于当前城乡关系发展实际和未来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实现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战略方向。”①“三农”报道已从过去的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外出务工为主，发展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融合发展的“新风口”，不能就农村谈农村，而要紧扣城乡统筹这条主线，多做城乡优势互补、要素双向流动的“新文章”，抓住乡村振兴题材的主流和本质。
抓住城乡融合促进全域乡村振兴这条主线。把城乡融合作为当前“三农”报道的主流和主线，时刻关注各地涌现的新事物、新典型，才能书写精彩的乡村振兴故事。2020年6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南京市江宁区是江苏省唯一入选的案例：高质量城乡融合促进全域乡村振兴。相较于其他以农地改革、人才引领、乡村规划等“单项特长”入选的案例，江宁以城乡融合、全域振兴的“全能型选手”入围，是紧扣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典型。笔者第一时间采访江宁区农业农村局局长，了解到江宁城乡融合的两个关键指标：一是近年来该区城市经济快速壮大，以工补农、财政反哺，累计用于乡村环境整治和农路建设的投资达100亿元；二是基础设施改善后，各路资本看中江宁区位和山水优势，投入到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的资金也有100亿元。正是这“两个100亿”促进了人、地、资金良性循环，下活了江宁乡村振兴整盘“棋”，现代农园星罗棋布、美丽乡村俯拾皆是，单是乡村旅游，每年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收入近70亿元。就此撰写的调查报道《乡村振兴，江宁示范了什么》（新华日报2020年6月22日），列举数据、详析案例，在江苏农业农村系统取得良好反响。
抓住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这条主线。“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②笔者以江宁为样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性报道。《百亿投资，只为乡村美丽宜居》（新华日报2020年7月29日）一文，报道了江宁这两年追投六七十亿元对全区一千多个乡村综合整治带来的喜人变化：村庄环境变美、配套完善，许多在园区、镇里上班的村民回村居住，过上了半城半乡的“两栖生活”，农村重现生机与活力，改变了农村“空心化”“边缘化”现象。《都是明星村，反差为何这样大》（新华日报2020年5月6日）一文，对比了“美丽经济”中风头正劲的江宁黄龙岘和费孝通多次调研过的“中国第一村”、如今发展滞后的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阐明，城乡深度融合才能振兴乡村。像黄龙岘这样，城市向乡村输入资本、人才和消费，不但带动乡村发展，自身也能获得丰厚回报。江宁区依托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黄龙岘、石塘人家，人气、活力和吸引力完全不亚于周边传统建制镇，成为城乡交汇的重要节点。
抓住现代农业接轨城市这条主线。传统“三农”与土壤亲近、靠老天吃饭，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接轨城市，途径是大力发展品牌农业、高新农业、旅游农业，推动资本下乡，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接轨新零售，“野百合”也有春天》（新华日报2020年3月17日）和《又见炊烟，“妈妈的味道”引燃乡村游》（新华日报2020年9月30日），分别报道了江苏一大批地标农产品进入盒马鲜生和推出百道乡土菜发展乡村旅游的故事，这些地方特产和美食接轨城市新零售，吸引市民下乡旅游，带来丰厚回报。《苏州农业：1%的爆发力》（新华日报2021年9月13日）一文，用数据说明现代农业“接二连三”，吸引各路资本加盟，带来超8倍的增加值，令人信服、启发性强。
向改革要动力，写好乡村振兴故事
振兴乡村，需向改革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未来永续发展动力依然靠改革。为此，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农村改革要向纵深推进。
推动农村改革，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这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动力源泉。“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生产，当地农民最清楚、最有发言权。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创造力，只有尊重农民的创造与选择，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改革推向前进。”③“十三五”以来，江苏承担了24项国家级、省级农村改革任务，补上了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加快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了农民的获得感、满意度，提供了具有前瞻性、思辨力和普及意义的乡村振兴故事，拓宽了“三农”报道的广度和深度。
就农地经营需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进行系统剖析。近年来，家庭农场在江苏各地得以普及，大大提高了农业的集约化、机械化水平。苏南太仓等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农场”，经营面积是家庭农场十多倍，经营权重新回到集体手中。这是农地经营的重大调整，当地为何要这样做、农业部门怎么看？
2020年秋收季节，笔者带着疑问赴太仓璜泾、双凤、城厢等多个乡镇调研，了解到当地原来也搞了不少家庭农场，但总体上不成规模，有种粮的、有种菜的、有搭大棚的，导致田地碎片化，村里没增加收入，还背了环境债。而随着苏州种粮、农机补贴越来越高，种粮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产业。于是，各村把农民承包权重新流转到集体，高标准建起农服中心，短短几年环境面貌彻底改善，集体积累大大增加，一些市级贫困村跃升为富裕村。但集体办农场，会不会重烩“大锅饭”？太仓的做法是“大承包、小包干”，把集体农场的“合作优势”和家庭农场的“管理优势”结合起来。就此，笔者撰写《集体办农场，不是重烩“大锅饭”》（新华日报2020年11月23日）一文，对太仓集体农场的探索，从实践和理论层面进行了系统剖析。
就农合组织要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剖析。苏南太仓等地由村委会和农民自主创造的集体农场，促进了农业经营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科技化，实现了高质高效，是农业生产关系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新飞跃，代表着我国未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方向。但隶属于村委会的集体农场，尚未建立健全各类主体利益分享和有效激励机制，尤其是带头人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如何从机制上激励，给予集体农场更大的经营自主权？笔者采访了常熟市海虞镇虞盛农场——苏南首个聘请职业经理人的集体农场，续写苏南集体农场“姊妹篇”——《村办农场引来职业经理人》（新华日报2020年12月2日），指出职业经理人为集体农场打上了“制度补丁”，只有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集体农场“蛋糕”做大，村集体和农民才能获益更多。文章有的放矢，为村办农场发展提供了开拓路径。
就如何在城乡融合大背景下推动农村改革进行剖析。从家庭农场到集体农场、从集体资产股改到宅基地改革，农村改革步步深入，为“三农”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动力。当前，许多“三农”深层次问题出在农村，但症结不在农村；“三农”发展落脚点在农村，主动力却在城镇。媒体从农改视角观察乡村振兴，依然要落在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大背景下。《特别法人，尤需“特别呵护”》（新华日报2019年11月25日）和《“宅改”，昆山“改”出了什么》（新华日报2020年8月31日）便是这一指导思想下采写的两篇深度报道。
2018年底，南京江宁区章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等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取登记证，成为《民法通则》界定的特别法人。但一年后笔者调查发现，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色不足，“上头”束缚太多，亟须赋能放权，政策上扶持、经营上放手，收益上也要多予少取，因为对失地农民来说，集体不仅是社会保障，还是身份认同。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改革被称为“农村最后一块红利”、有待唤醒的“海量资源”，既富了农民又激活了农村，并建立起城市和乡村的需求连接。昆山因为外来人口众多，毗邻上海、苏州，租房需求大，成为全国“宅改”试点，探索了以房入股、以房扶贫、村企合作等多种方式盘活农房。笔者结合南京等地农房改革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对比浙江等地的“先行一步”，提出了江苏宅基地“深改”的思路，即拓展权能、公开流转，突出了示范意义。
守住政策底线，热忱为农民代言
紧扣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流主线，关注牵涉面广的农业农村改革，新华日报的“三农”报道赢得了多方好评和关注，很多调查性报道获得新华日报社年度一、二等奖，不少篇目获得江苏省好新闻奖。之所以赢得各方认可，不仅在于主题选得好、认识有深度，还在于底线的把握和情感的融入。因为“三农”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记者必须吃透各项涉农政策的精神实质，联系实际工作中的改革探索，才能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在守住政策底线的同时，满怀热情地报道“三农”、为农民代言。
什么是“三农”改革发展的政策底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把耕地改少了、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是必须明确的底线。”④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在总结“十三五”涉农改革时，也划出4条红线。这同时也是“三农”报道的底线和准绳，既要热忱宣传各地“三农”发展中涌现的新事物、新探索，又要谨防农改“跑偏变调”、发生有违“三农”政策和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
阐明资本下乡要带动农民致富。在昆山“宅改”的报道中，强调既要活化农民“最后的红利”，也要守护好农民“最后的财富”，在引入工商资本下乡盘活农房时，要引导其为“三农”服务，带动农民致富，而不是“跑马圈地”，或是像许多地方那样把农民整村搬迁，村子交给投资方打造，虽然造了一些盆景，可农民并未从中受益。有关太仓和常熟集体农场的两篇调查报道强调，改革首先是为了稳定粮食生产、做强集体经济，只有集体做强了，农民才能从中受益，有理有据，说理充分。
饱含深情为“三农”鼓与呼。“三农”报道中，对政策底线的把握和认知，不但增加了思想的深度，还展现了思辨的力量、炽热的情怀，增加了报道感染力和可读性。保护农田是涉农开发的政策底线，《乡村振兴，江宁示范了什么》一文，大段描写江宁的水稻田：当许多地区农村在城镇、园区开发中空间变得支离破碎，剩下的农田也为了增收“改稻为渔”“缩粮扩菜”，触目所及光秃秃、白花花一片时，出南京城二三十公里来到江宁，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稻田，令人心里涌出的不仅是感慨，还有感动。在《特别法人，尤需“特别呵护”》一文中，笔者满怀激情地为农民利益呼吁：城市经济大浪淘沙，股份经济合作社需要特别呵护，要让为城市发展做出牺牲的拆迁农民分享城市化的红利，把收益还给农民。
理直气壮守护“三农”底线。当“三农”领域发生明显触碰政策底线，或受制于发展惯性损害生态、耕地红线的行为时，媒体应理直气壮提醒和批评。当年苏南园区大发展，大片水稻田被侵占，新华日报刊发《苏南不能没有水稻田》（2003年11月28日）一文，用大量数据和研究说明，水稻田呵护了蓝天碧水、江南风貌，养育了天堂福地、鱼米之乡，振聋发聩、给人启发。近年来，养猪环保成本高而效益比较低，苏南农民养猪积极性不高，新华日报适时发出提醒：猪、粮安天下！生猪类同于粮食，具有公共产品性质。苏南生猪保持适度的生产量与市场占有率，不仅有利于发展生态农业、生产优质农畜产品，还传承了农耕文化、守护了江南风貌，这是苏南今后无论如何发展都永远不能舍弃的。
（作者系新华日报社财经传媒中心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陈利云
注释：
①本报评论员：《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农民日报2017年11月4日。
②吕德文：《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人民日报2019年5月10日。
③农业农村部党组：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乡村振兴》， 《求是》2018年第20期。
④张红宇：《抓好农村重点改革任务》，人民日报2020年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