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巩固“四个自信”，夯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理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要义；应对百年变局，逐步改变“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实现从被动应付到积极作为的转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马新观” 新闻工作 误区 关键
马克思诞生于200多年前，《共产党宣言》发表也已经有170多年，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东欧剧变和当下发生的新技术革命。时代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下文简称“马新观”）？这个问题无法回避。
用“马新观”指导新闻工作实践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和科学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宗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回答为什么要坚持“马新观”，首先要说清楚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没有第一个“坚信”，第二个“坚信”就失去了根据。
我们所说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对别的什么主义的发展；我们所说的创新，是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而不是别的什么的创新。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对其理论学说就坚持了这种态度。正像他们对宣言序言部分作出多次订正和修改，包括“巴黎公社”之后对“国家机器”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思考。马克思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正如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大地上获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基于上述认识，坚持用“马新观”指导新闻工作实践，不仅合乎理论逻辑，也是正确选择。这至少有4个理由。
举旗定向。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决定中国的前途命运。这不是危言耸听。东欧剧变，固然有多方面复杂原因，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意识形态阵地。苏联领导人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沉痛写道，“俄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向西方急剧倾斜说明，如果不考虑俄罗斯文化特点，而把西方东西机械地向俄罗斯土壤移植，就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苏联领导人改旗易帜，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公开化”“透明度”，任由错误观点甚至荒唐传言流播，导致执政党失去方向、国家民族陷入混乱、百姓无所归依。这些教训告诉我们：旗之不举，灵魂皆无；向之不定，一盘散沙。我们不走歪路邪路、衰败之路，就必须有旗帜指引、有方向导航。
理论基石。没有科学理论支持，就没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在中国革命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被后人称之为“两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新中国，就是因为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妥善处理一系列军事、政治、社会问题。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依然是我们振兴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断，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从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思路，到对我国发展阶段新特征的认识；从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到善于把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这始终是新闻报道的思想遵循。
国体之本。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新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国之所立，也是由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观构成的体系支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符合国家根本制度的新闻体制、新闻理论和新闻政策，也就是，使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历史文化价值观得到充分展现和大力弘扬。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遇到过沟沟坎坎甚至惊涛骇浪，正是由于始终坚持“马新观”，才使得新闻舆论始终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比如，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防止两极分化；坚持民主集中制、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促进生产关系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不断改革；坚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反对谋求特殊利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坚持重视社会效益同时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平衡；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反对“零和博弈”和“丛林法则”……这些既是我们有别于美西的价值观和基本政策，也是反复宣传报道的主题。如果新闻舆论工作抛弃了这样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使命所系。中国人经过一百多年奋斗，迎来了国家全面复兴的光明前景。五中全会规划了未来5年到15年的建设蓝图，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百年大变局”的转折点，就发生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关系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新闻舆论工作，应该进行怎样的选择、展现怎样的姿态、做出怎样的贡献？经验表明，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持多年来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称，“美国对中国政策承诺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期望，即不断加深对华接触将会刺激其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性开放，从而引导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事务承担者。40年后，这种战略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进行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志……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不断接触并没有像美国期望的那样引导其与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的秩序相接轨。”
从1949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失去中国”到今天讨论“何以误判中国”，可以清晰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接触+遏制”，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领导的“新罗马帝国”体系，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成为美国的附庸。
这一战略，就包括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浸透、颠覆。而这些，往往是从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传播错误新闻理念入手。我们积极进取的应对之策，就是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守“马新观”底线。
澄清对立的“原罪”。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有些敌对势力攻击我国新闻制度的惯用套路，也是我国思想理论界被长期困扰的一个问题。
2020年7月30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一篇演讲，称“中国共产党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此后又出台限制乃至拒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的政策。某些政客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甚至不了解这一拒止涉及难以计数的中国人。这样的言行已经背离了基本常识。中国共产党政权是马克思主义政权，这种尽人皆知的事实难道还需要提示吗？但是把这句话放到两党对华政策上看，用意不外是通过抹黑中国共产党来抹黑中国。换言之，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挑动有反共倾向的选民，以强化其反华的正当性，达到遏制乃至击垮中国发展和强大的目的。
把执政党同老百姓分裂开来，是“颜色革命”的故技，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屡屡得手。切换为新闻观议题，就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党与人民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明确表述，直到今天仍没有丝毫的改变。这个常识竟而成为问题，并长期干扰我们的视线、混淆其中的是非，这在政治上是值得高度警觉和深思的。
破解自由的“幻象”。“新闻自由”是有些敌对势力诋毁中国新闻政策的“重器”，也是极易使人陷入迷茫的幻象。事实上，“自由”不仅写入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宪法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条也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对“新闻自由”怎样理解，不必求同，也不可能求同。但我们至少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势下，有些国家的“新闻自由”已经变成了无知妄言的笑柄。为了谋求政治利益，政党恶斗不断，而他们各自所把控的媒体几乎完全没有了起码的职业底线。为了击败竞选对手，“扒粪”、抹黑、造谣，同一个新闻事件却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唯独没有真相，以致在记者会这样新闻发布的平台，屡屡出现“你们是假新闻”“闭嘴”“让他出去”这种粗俗的斥骂；对外报道方面，却采取“双标”取向，用反智态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操弄政治议题，却又利用病毒溯源、疾病防控、对外援助等对我国横加指责。某些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乱象使我们对所谓“新闻自由”有了新的认识。
解析“监督”的真意。与所谓“新闻自由”一样，由此而派生的“第四权力”论说，就是把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对立起来，其真实用意是排斥党管媒体。似乎正面宣传就是粉饰太平，而监督报道才是为民请命。这个认识误区使人们难以辨别什么是善意的批评，什么是恶意挑拨；什么是伸张正义，什么是蓄意煽动；什么是理性客观，什么是选择性放大或有意忽视。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也多次就舆论监督问题出台正式文件，指出要确保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个政策始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我们在舆论监督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距离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还有差距，在不少方面老百姓是不满意的，对这个问题决不能回避。关键是，我们所说的舆论监督，同某些人借由舆论监督说事，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效果上，都有本质区别。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的偏差行为和丑恶现象进行批评和揭露，弘扬正风正气，帮助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尤其是对那些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对意见大、反映多的问题，要及时坦诚说明情况，该批评的问题绝不掩盖，该解决的问题绝不拖延。也就是说，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进行舆论监督，不仅不能够受到压制，而且要支持鼓励。对新闻媒体来说，舆论监督是十分严肃的社会责任，应注重事实准确、分析客观，尽可能把握和反映事物的全貌，而不要把自己放在判官的位置上。越是影响大的媒体平台，越要慎用报道权和话语权，以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更专业的态度，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关键是中国化和时代化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提问，新闻舆论是不是“收紧”了，或者相反。其实这个问题无须猜测或揣摩。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坚持党的新闻工作理论和政策方面，从来就没有紧和松的问题。在改进完善新闻报道方面，我们始终主张改进创新、与时俱进。
回顾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新闻事业始终与社会变革同步，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新闻出版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新闻传播的渠道更加多样，新闻信息的披露更加及时和全面。特别是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平台扩展，逐步改变着舆论引导格局。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受法律保护的。这并不是说新闻舆论工作已经做得很好、没有改进的余地，而是说，中国新闻事业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进步和变化同样是在“马新观”的指导下实现的。也就是说，对“马新观”的研究和实践，我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求证和解释，而是依据“马新观”的指导，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这种创新和探索体现在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之中。这些重要论述，包含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工作理论，也凝聚着新时代对新闻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其中包括，坚持新闻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坚持把宣传党的主张同反映人民心声结合起来，坚持网上舆论放管结合方针，坚持媒体融合发展之路，坚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坚持开展舆论监督，坚持新闻报道的时度效，等等。
这些方针政策并非出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章句，而是结合我们目前正在做着的事情，进行了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创新。绝大部分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新鲜经验。
基本原理与实践结合，是极为艰难的工作。“马新观”研究和教育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谓基本原理，是“马新观”的核心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党报党刊是“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一个阵地”。这同我们今天强调的“治国理政”的武器、“阵地意识”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新莱茵报》要真正成为“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这与我们今天强调的党的新闻工作“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党报党刊是进行党内批评的一种方式，即“重要党内生活杠杆”，这与我们强调的通过批评监督强壮党的肌体是一致的……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
所谓与实践结合，是指“马新观”必须结合中国国情，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与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相比，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正在快速而稳步提升，势必引起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治理格局做出深刻调整。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较量，更是利益的博弈和对冲。这个问题躲不开。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带来的舆论传播格局的革命性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个问题同样绕不过。
“马新观”面对“中国之问”“时代之问”，要求我们必须做出正面的回答，也必须在结合上有所作为。“马新观”研究和教育的价值正在于此，“马新观”丰富发展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新闻舆论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应该朝着两个方向发力。
坚定“四个自信”，夯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理想，是坚持“马新观”的要义。近几年，我国改革、建设的外部压力明显加大，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此起彼伏。但与发动这场围堵的内外敌对势力的愿望相反，中国在各方面都更加自信、更加强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是，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我们旗帜、理论、制度和文化具有旺盛活力，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复兴的唯一正途。在新闻舆论界、思想理论界，“怀疑论”“崩溃论”“投降论”在事实面前逐步失去市场。人们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在审视并反思西方制度体系、意识形态存在的固有弊端。坚定“四个自信”，这是一个国家由大变强的深层思想根基，也是确保改革发展稳定政策措施得到全面贯彻的政治保障。
应对百年变局，必须逐步改变“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实现从被动应付到积极作为的转变，是坚持“马新观”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适应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舆论生态变化，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契机，加快媒体融合步伐，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流媒体；必须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国国际地位与中国话语影响力相应相称。主流媒体应勇敢站在舆论交锋的前沿，发现议题、设置议题、主导议题，能发声、敢发声、善发声。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但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弄明白了，很多理论困惑和学术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重要论述研究》阶段性成果（18JZD004）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陈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