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出连续性和全球性特点，既是一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保卫战，也是一场舆情引导战。重大疫情发生时，社会结构会在短期内出现震动、混乱与调整，更需要关注舆情，监测当下的社会风向和社会成员的意识分布。
疫情期舆情传播的特点
官方有序，民间失序
官方舆论场是主流媒体打造的“宣传场”，民间舆论场是民众对社会事件自发形成的解释与传播。为保障官方舆论场的有序运行，政府要经历信息的收集、甄别与上报过程，导致重大事件突发时信息公布滞后，其所产生的时间差，就是民间信息迅速生长、发散甚至畸变的地带。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最早于2019年12月显现，相关信息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传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知识欠缺，民间舆情在理性警惕之外迅速出现感性恐慌，引发民间舆论场的第一波失序。随着疫情的发酵，媒体的大范围报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跟进，包括新冠肺炎的病征、防范重点以及防控现状等，进一步引发民众的线上言论恐慌和线下行为恐慌。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疫情信息加速流传，民众开始大量囤积口罩等医疗物资。
当出现“不会人传人”的失实信息，公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引发民间舆论场的第二波失序，出现了对官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比如质疑媒体报道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症状及死亡率等。可见，官方信息的公布过缓、公布不全或公布不实均会引起民间的过分解读，难以引导舆论良性发展。
线上扩张，线下收缩
线上线下之分指舆情形成的主体、途径和程度的区别。网络的匿名性与即时性使线上网络舆情快速传播，线下舆情不仅失去信息的海量来源、言论的聚集场所和联系纽带，还失去了观点传播和保存的便利性，导致影响力较低。线下舆情，主要指难以使用网络或没有网络使用习惯的年龄、地区及阶层的群体舆情。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50岁及以上的网民比例仅为12.5%。以往线上舆情与线下舆情呈分离态势，但疫情期前所未有的全民隔离，使线上成为信息传递最有效的方式，舆情形成线上扩张、线下收缩态势，并逐渐呈现出合流局面。
最直接的例证是“戴口罩”问题。疫情发展之初，#如何劝说长辈戴口罩＃的话题两次占据微博热搜，抖音和微信里大量“父母戴口罩攻略”的话题刷屏，体现出青年群体对网络的接触程度更高，观点逐渐从线上向线下蔓延。以往公众对政治事件、经济事件和文化事件的关注随公众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变化，但疫情关系到所有个体的生存权利，故而在防疫宣传中，网络和媒体的动员能力出现短板。河南等地的农村地区率先利用“大喇叭”“拉横幅”等方式进行防疫宣传，打通了防疫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激活了线下舆情。这种线下行为及行为反馈被上传到网络之后，引发了反向锐化和示范效应，网上兴起“河南村长硬核防疫”的新一轮舆论热潮，动员了基层的宣传力，新的“没收麻将幺鸡”等防疫方法层出不穷，形成线下向线上靠拢并协同发力的舆情态势。
国内主动，国际被动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造成舆情态度差异化与舆情范围全球化。差异化指国内积极舆情与国外消极舆情的差异，全球化意味着各国疫情的全球化讨论。但在差异化和全球化双重演化的过程中，国内的负面形象在国际上占据主要地位，体现出舆情背后的意识形态争夺。
疫情在武汉集中暴发，国内的负面舆情随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迅速建成，追评李文亮等14人为烈士及疫情应对的国际化而逐渐消解，国内媒体始终拥有较大话语权。但多数国际媒体的评价仍为负面，《纽约时报》称封城的做法“侵犯人权”；BBC在Breaking News上宣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华尔街日报》更是刊出了《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歧视性文章。随着国内防疫成果凸显，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一定程度的挽回，但仍以负面评价为主。由此可见，进一步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至关重要。
疫情期舆情传播的心理诱因
两个舆论场蕴含的“木桶效应”
木桶效应指木桶的盛水量并非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是由最短的木板决定。民间对官方的信任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制定力、决策执行力及信息公开力3块“木板”，当这三者变量发生波动时，会影响公众的社会安全感、降低政府公信力。
重大公共事件突发时，民间对官方的心理预期上升，公众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会对官方行为更为关注，政府进入福柯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公开、及时是民间对官方信息的首要诉求，但这种常态时期到非常态时期的突变，必然会产生信息落差。官方的宣传场出于意识形态引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天然职责，会对信息严加审核、谨慎公布，反而在短期内加大信息落差，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
木桶效应的核心在于，一旦政府在信息公开上失去信任，就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力和决策执行力的认可，致使民间对官方的信任度下滑，甚至进入“做什么都被骂”的困境，促使短期内的负面舆情急剧上升。
上下协同隐藏的“从众效应”
从众效应指群体压力在认知和行为的双重意义上使群体内部的个体趋向一致，这种压力可以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个体臆想的，其意味着个体会遵循多数人或权威人士的观点。网络时代，由于“网络水军”“买热搜”现象的存在，这种群体压力更易被人为建构，影响网络舆论生态。与全民相关的重大公共事件突发时，这种压力就可能从网上到网下迅速蔓延。
舆情的从众既指线上舆情内部的从众，也指线上与线下之间的从众，其与人数并无绝对性关联，与某一群体发声的便利性和发声的程度有关。线上舆情言辞激烈，弱势观点向强势观点“从众”，形成传播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和“后真相”现象，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便利平台形成能被监测到的主要舆情。疫情期全民宅家，提升了网络在意见表达中的地位，也制约了线下舆情形成的可能。线下实现向线上的“从众”，既消解了线下舆情自身具备的可能性观点，又加剧了线上线下观点的流动。这一时期内，要加强互联网建设，警惕网络中被虚假建构的群体压力和随之而来的“伪从众”效应。
内外割裂背后的“飞轮效应”
飞轮效应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为了让飞轮转动，起初的施力者要耗费极大力气推动，让飞轮旋转的速度加快。其二是飞轮高位运转时，其停止所需的外力随之加大，故而飞轮能够克服外界阻力，维持原有运动。飞轮效应暗示任何行为在起始阶段都会遭遇更大阻力，行为主体要克服阻力，并利用惯性维持影响。
武汉最先暴发新冠肺炎，疫情“飞轮”成为挑战。国务院介入、地方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武汉封城，形成了“全国动员”的局面，拉动了飞轮的第一圈转动。这系列举措被国际舆论称为“侵犯人权”“专制主义”，国内舆情和国际舆情极大分化。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暴发，一方面国内更加成为众矢之的，但另一方面诸多国家也参考了国内的疫情防控策略。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向中国申请专家援助，国内防疫的影响力开始显现，展示了中国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与领导优势，迫使国际舆论重新评估中国的疫情应对行为。国内初期的高效防疫所采取的手段多数是飞轮“从零到一”的过程，但在疫情“飞轮”转动后，国内有能力对部分国家进行援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际声誉的影响。
疫情期舆情传播的引导策略
政府发力，补齐“木桶短板”
重大疫情发生时，社会运行的原有机制被扰乱，政府的常规治理会暴露出诸多弊端。在科层制的运行模式下，政府内部信息的通达速度落后于疫情发展和公众心理变化的速度，这种治理时差需要采用特殊手段予以填补，保障公众的基本权利。政府要实现疫情中政治系统的及时转型，才能获取公众信任，确保社会稳定。
政府在疫情期的首要短板是信息公开力，应加强信息公开的双向建设，发挥电子政务的优势，在官方网站实时跟进信息，加大公众对官方信息的依赖度。在社会恐慌蔓延时，可以淡化层级壁垒，开通政策直达渠道，一则助力官方信息的定向输出，二则加强公众话语的反向输入，打破“政府跟着舆情跑”的被动局面，避免公众自发传播所引起的话语畸变。同时，可赋活政府机制，激活基层政府的行动力，发挥基层工作者深入群众的优势。官方媒体要使宣传真正进入民间舆论场内部，借助互联网平台及时做出专业解读，以短视频、图文等多样化方式呈现，挤压营销号的话语空间，保障网络空间的健康有序运行。
平台建设，打破盲目从众
舆情在网络上经历了从运动式治理到综合性治理的转变，网络平台的建设是引导舆情的有效手段。加强平台建设能屏蔽不法分子及境外势力的恶意言论、煽动性言论及随之而来的舆情生态，进行舆情的差序分析。疫情期线下活动的数量锐减，网络成为重要的生产生活、信息交流及情感宣泄的平台，线上舆情对线下行为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平台秩序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
平台建设依托网络建设，核心在于政府和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对发声渠道进行监管，平衡网络利益多元主体，规避舆情的网络风险。风险产生于矛盾，疫情期的恐慌性言论和煽动性言论借助网络大行其道，形成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间的矛盾。在社会正常秩序失位的情况下，言论自由要以公众安全为基础，对网络平台加强监测，对传播不实消息、瓦解防疫战线而引起公众恐慌的ID进行封号，避免博人眼球的话题和行为成为网民效仿的对象。
渠道拓展，保持“飞轮惯性”
网络打破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界线，但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较低，易被霸权国家进行“信息殖民”。疫情的发展使国内进入国际舆论漩涡，而对疫情的有力应对是平衡负面舆情的关键点。
要主动进行海外舆情收集，了解国外民众对疫情的反应，宣传国内的防疫成果，尤其要善用媒体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利用多媒介渠道整合资源，加大宣传中的文化含量，对防疫信息进行解读；要将抗疫过程故事化，宣传中国人民脚踏实地的精神，向国际展示大国形象和大国担当；要建设对外公布疫情的新闻网，采用VR、AR等先进技术，利用大数据提升传播效果，识别外网及外籍用户的网络浏览轨迹及偏好，进行针对性话语输出。拓展宣传渠道的核心在于保持对国际舆论的敏感性，尤其要对恶意抹黑的言论加以抵制，及时公布真相，利用国内迅速抗疫的成果及经验反驳疫情前期的“中国病毒论”。
木桶效应、从众效应与飞轮效应共同构成了疫情期舆情传播的重要心理诱因，认清官方与民间、线上与线下及国内与国外的舆情变化，才能准确认知疫情期社会的舆情分布，助力社会稳定发展。
（作者慕夏溪系西北政法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舆情评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圆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利云
参考文献：
①张征、陈海峰：《简论“两个舆论场”的内涵与价值》，《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
②朱立言、王森：《从众效应在群体决策中的危害及其防治》，《成人高教学刊》2004年第1期。
③邹军：《中国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与运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