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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各级主流媒体在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方面卓有成效。媒体融合不仅是主流媒体应对时代潮流、实现转型发展的行业选择，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抓手。面对全新的历史起点，媒体必须实现从机构融合到社会融合的观念转变，将融合变革嵌入更加广阔的社会图景之中，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技术的日新月异改变了信息环境、媒介生态，并引领人类社会步入以信息无处不及、无所不在为特征的智慧互联时代。诚然，信息的开放、融通、共享带来了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但同时也对原有的舆论生态产生了颠覆性冲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技术浪潮，传统媒体的入口价值逐渐丧失，舆论引导能力不断降低。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技术变革、资本集中、组织调整和放松规制为特征的媒体融合与时代大潮产生了历史性耦合，并在资本、技术的双重裹挟下席卷全球，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国家信息化建设开始了分散的自主探索。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自此，我国的媒体融合探索正式告别早期以传统媒体机构之间融合、打通为特征的自主探索阶段，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即进入了全面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的媒体行业开展了技术创新为基石、供给优化为核心、自上而下的融合转型探索，并基本实现了人、信息和资本的互联畅通。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明确的理念指引，该阶段我国的媒体融合实际上处于“高热度、低效度”的转型困境中。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重申推进媒体融合、构建全媒体格局重要性的同时，也为主流媒体的融合探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方案。①迈入第六年，经历了初期的产品融合、平台打造等，我国的媒体融合探索开始进入纵深下沉、加速建设的新阶段。
守正创新，迎接未来：2019媒体融合年度回顾
在某种意义上，媒体融合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断裂式的技术迭代更新与行业逻辑变革。翻阅人类浩瀚的历史图卷，没有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不是以思维理念变革为先导。换言之，如果仍然遵循条块分割、封闭保守的传统媒体思维去推动媒体融合，必然会深陷片面注重形式而忽略本质需求的发展桎梏，甚至背离融合变革的初衷，这也是前些年主流媒体融合转型举步维艰、无法顺利进行的原因之所在。
基于此，凭借对时代发展趋势、技术格局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媒体融合的推进必须在理念思路的创新基础上进行。在“1·25”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了媒体融合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建成“四全媒体”的方式与手段，主流媒体应当解放思想去突破旧有介质划分、运作逻辑的藩篱，在边界跨越中实现要素重组，升级为面向未来的智慧全媒体。2019年，媒体全行业、各机构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因时而动、锐意求变，在各个方面、多个维度都进行了积极的融合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推动了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进程。
体制机制层面：迭代革新上下呼应，模式选择灵活多样
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条块分割、分散式微的行业运作逻辑深深根植于传统媒体的生产、运营和管理体制机制中，进而使得机构内部信息共享机制缺位、技术对接标准迥异，聚合效应更是无从谈起。归根到底，想要真正实现总书记要求的“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推动融合实践突破既有困境迈向纵深，必然要将体制机制的迭代革新作为根本性的解决途径。②换言之，就是要在智慧全媒体思维的引导下重组结构、再造体系、优化流程和打通平台，从人才培养、运营管理等各方面深化改革。伴随顶层改革方案、理念的出炉，新一轮体制机制改革也随之掀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媒体对适用于自身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模式不断进行探索并取得了可喜成果。
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推进，高层决策者已然意识到既有体制机制无法完全适应当前时代要求。2018年底，中共中央印发有关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组建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时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新增媒体融合发展司。顶层改革方案的出台无疑是在向社会各界展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决策层对于推进媒体融合实践的决心，同时也为处于转型困境中的各级媒体机构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示范性样本。在央级媒体的示范作用下，省、市、县不同层级媒体纷纷开始依据自身特点，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的新思路。2019年4月，珠海市以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为例本，在珠海报业集团、珠海广电集团的基础上实现了与其他国有传媒资源的战略重组，重组后的珠海传媒集团整合报纸、电视、广播、网站等八大传媒渠道，实现域内的全媒体覆盖，并致力于发展为全媒体国有文化传媒企业集团。
实际上，经由媒体融合实现一体化效能并不拘泥于形式，有所侧重的拆分在一些情况下更能充分利用有限资源。不同于珠海传媒集团所采取的大集团化战略，黑龙江大庆市在同一时期依托报纸、广电分别设立日报社、电视台两家独立运行的单位，以期能够使发展方向更加聚焦、清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与自上而下的中央、省市级媒体的体制机制探索相呼应，共同织就全媒体传播网络。2019年2月19日，总台上线与全国百家县级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全国县级融媒体智慧平台”，在地方探索的基础上创造了央地合作共建的新模式。未来，随着体制机制变革的不断加深，全方位的融合质变终将实现，一个贯通中央到县级的一体化传播体系会真正实现融合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供给层面：立足主流价值导向，内容生态日趋完善
在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过去所拥有的庞大用户被强势分流。一时间，“渠道优先”“技术至上”等纷繁多样的声音逐渐压过过去传统媒体所遵循的“内容为王”。但优质的原创内容和服务依然是主流媒体的优势所在和发展核心，“内容为王”这个概念在当下依旧成立。不同的是，智慧全媒体时代赋予这个概念新的意涵，主流媒体的产品供给必须实现与用户场景需求的高度智能匹配，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经济价值。③2019年，各级主流媒体积极革新传统供给逻辑，在坚守主流价值导向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以用户为中心，实现了内容生态的完善与升级。
作为社会信息的传递者，主流媒体肩负着引领舆论导向、弘扬核心价值的重大使命，因此，其产品创作必须以凸显价值、导向为前提。主流媒体要实现影响力最大化，仅通过严肃的主题报道这种单一形式很难实现。在互联网时代，“传者本位”的思想已无法适应需求，智慧全媒体的理想产品应当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换言之，主流媒体想要让主流声音“入脑入心”、实现从“触达”到“触动”的转变，就必须精确分析用户需求，创新表现形式，采用网感化、贴近性的表述语态，中国日报、人民日报的成功探索充分印证了这一点。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日报打造的《小姐姐两会初体验》系列微视频，凭借网感十足的风格颠覆了此前关于重大主题报道的严肃叙事风格，并在网友中好评如潮，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约1.5亿。毫无疑问，这种能够让用户觉得好玩、好看的形式能够将用户的情绪调动起来，从而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使用户形成观念认同、价值认同。同样是针对两会的融媒体产品，人民日报则是凭借构思巧妙制胜。2019年3月3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模拟视频通话的H5产品《点击！你将随机和一位陌生人视频通话》，一天之内的点击互动量就高达360余万次。在产品中，用户可以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感受到宏大的民生议题，这种亲切真实、以小见大的呈现方式拉近了两会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自然能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随着融合进程的不断推进，媒体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嵌入整个社会系统的运作，其内容生态所涵盖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信息报道。正如前文提及，用户为中心是智慧全媒体内容生产的根本原则，但同时还要知道产品的多元化对于与智慧全媒体相匹配的内容生态同样重要。南方都市报作为转型较为成功的主流媒体，在不断夯实新闻报道的基础上，也致力于内容生产新方向的探索。2018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宣布把打造智库矩阵作为改革的重要举措。如果说上一年南方传媒智库生产还属于试点启动阶段，那么可以说，2019年南方传媒智库矩阵产品已经形成了标准和完善的生产体系。据统计，2019年度，其发布的研究报告和测评榜单超过300个，几乎是2018年的3倍。总之，南方传媒智库矩阵依托其层级高端的专家阵容，围绕经济、法制和教育等多个领域，生产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政府、机构等多元主体提供了决策方面的建议、支持。
技术层面：积极拥抱智能时代，前沿技术释放动能
当今时代，技术不仅是衡量传媒业融合变革的解释性指标，也已成为形塑世界信息秩序的结构性存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的，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现在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换言之，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当被视作媒体融合变革的重要支撑。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搭建基本完成的今天，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传播网络正在各种前沿技术与全球供应链的交织融合中形成。大数据、云计算不再新鲜，现阶段对于人工智能、5G的提前布局相比之下更具有前瞻性。
目前，传播的精准化在作为智能技术初级阶段的运算智能的帮助下基本实现。但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开发、生产供给方面的可想象空间仍然十分广阔。④凭借自身的强大动能，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了一条贯通从用户画像到个性化推荐和智能场景分发的自动化、精致化和高效的生产链条。以虚拟主播为例，依托对真人主播声音、图像的采集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平面文字新闻在前沿技术的赋能下，可以实现涵盖多种语音、表情的播报视频的自动生成。2019年，在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两会等大型报道中，人民日报与科大讯飞共同打造的“果果”、来自新华社的“新小萌”等虚拟主播纷纷登场并引发轰动。在年初的网络春晚上，总台虚拟主播“小小撒”更是在原型撒贝宁面前出尽风头。在央媒积极布局的同时，省、市级媒体也不遑多让。2019年6月5日，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客户端上线能够实现14种语言无缝切换的江苏省首个虚拟主播。封面新闻的“小封”、长城网的“翼小蓝”都凭借快速准确的新闻播报、新颖奇妙的观看体验而深受用户喜爱。
类似于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提供高速率、低延迟和强宽带的5G技术必然成为主流媒体实现业务、应用迭代更新，在互联网下半场重获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通过更快的响应速度、更丰富的内容呈现以及更沉浸的感官体验，5G技术可以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全媒体，即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全领域拓展和全渠道互动。2019年，工信部向中国广电等4家单位发放5G商用牌照，各级主流媒体的5G建设从实验试水阶段步入正式建设阶段。5月31日，新华社与中兴通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5G+新媒体”展开战略合作。同一时期，总台在赛事、活动直播中多次采用5G技术，公开表明了旨在打造“5G+4K+AI”的战略布局。
平台建设层面：跨界联动构建生态，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数字时代，信息已然成为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的重要介质。基于此，媒体作为信息的承载者同样获取了强连接性并在生活、社会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位置。在某种意义上，打造全媒体传播平台可以被视作是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放大一体化效能、构筑现代传播体系的重要环节。在信息无远弗届的今天，主流媒体应当依托自有平台去对接更多的外部资源以实现价值空间延伸。
传统媒体凭借其海量的优质内容与天然的公信力使得用户对其产生认同。传统媒体的入口价值便是通过依托自有平台从而将用户个性化需求聚合并分发到合适的商业伙伴手中实现的。传统媒体身负舆论引导使命，政务业态必然是立身之本。但同时，传统媒体可以将业态进一步拓展至本地化服务，结合互联网技术，打造“媒体+产业”的商业模式。它不能被理解为一个业态的简单叠加，其实质应当是一个有限资源重组、产业价值重塑和融合赋能的过程。其最终将会成为一个新的智慧全媒体生态，并依托这个生态形成全新的业态布局和模式。换言之，就是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寻求业态多元延伸，从而实现用户黏度向商业价值的转化。2019年，在央媒的示范作用下，各级媒体通过功能、业态的多元延伸探索，自有平台建设焕发出全新活力。例如，湖北广电长江云集团就在新闻、政务的基础上加入了各类移动服务功能，以实现全省优势资源的高效整合，从而扩大用户市场。
对于媒体平台而言，寻求更大范围内的连接搭建是其永恒的目标导向，聚合、协作的概念一直伴随着媒体平台建设的全过程。因此，未来的智慧媒体平台不仅能在新闻信息、移动政务、电子服务等多元领域链接用户，还能够成为实现万物互联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智慧大脑，从而通过为优化社会治理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来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支撑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媒体融合变革的未来展望
传统的传播生态、舆论环境和社会结构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从狭义的行业视角来看，传统媒体通过融合变革实现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但考虑到媒体融合被定义为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将媒体融合局限地解读为资本驱使下的技术变革和行业结构调整，抑或是传统媒体为了应对互联网平台崛起带来的舆情态势复杂化而进行的被动改革，自然无法全面理解其被置放于国家顶层战略的意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以数字技术为基石的网络化社会中，将媒体组织、机构放在信息化社会关系中才能全面把握媒体融合。⑤实际上，从更为宏观的国家和社会视角去认识媒体融合，我们会发现，作为全球浪潮的媒体融合在中国呈现出丰富的本土化特征，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换言之，媒体融合不仅是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抓手。
近年来，“治理”一词日益受到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获得如此傲人的成绩离不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同样也离不开政治体制的锐意创新。总之，中国转型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治理改革的因时而动密不可分。随着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到来，既有的国家治理体制面临全新的时代挑战，其落后于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问题开始凸显。基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极具前瞻性地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视作一项紧迫任务，提出要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种突破性的认识和举措表明了我党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政治的发展规律，并实现了政治理念层面的突破革新。
进入21世纪以来，治理创新的中心已经从单一追求政府高质量、高绩效转向整体社会治理结构的调整，即政府权力本位开始让渡部分给公民。⑥换言之，仅仅有一个好的政府只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想要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要在好的政府治理基础上，对整个社会提出新的要求。基于此，有学者对社会治理的理想图景进行了较全面概括，指出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在于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最佳状态，方式应当是政府、公民对于社会事务的协同治理。⑦简单来说，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一种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的和谐关系，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社会协同治理”。
作为一种合作管理的方式，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必然需要基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随着社会的稳步前进和政治文明的不断提高，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愈发重要。尽管如此，在所涵盖的治理主体中，政府仍然居于基石性地位，其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实现至关重要。在社会治理迈向理想图景的过程中，权衡政府与公民二者的关系是一项始终存在的难题，它一方面要求政府治理效率的不断提高，在旧语境下这往往意味着管理的自上而下和过分集中；同时，以公民为代表的多元主体能够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也是人们所期望的。因此，如何在确保政府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切实推动社会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成为能否有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数字化、信息化的触角渗透人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国家正在通过一种总体性的技术规划，将传播力量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内，并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⑧换言之，媒体融合变革的未来发展，必然要通过打通传播脉络、完善赋权平台的方式，来嵌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总目标。
传播脉络层层打通，主流声音入脑入心
在信息技术的变革推动下，一个万物互联的智慧时代正在加速到来，信息将遍及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每一个角落，互相融通、高度开放的特性让处于信息时代的每个个体都能在更大程度上享受发展的利好。与此同时，在当下时代最大变量的互联网参与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我国正面临着更加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了有效回应新的时代挑战，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单从舆论引导和意识形态工作来说，媒体被视作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国家传播治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引发社会整体注意力的分流效应，资本、效益驱动的互联网企业为了获取流量往往会最大化其娱乐内容，并不断推进其技术呈现以获取更大用户黏性。在综合作用下，互联网所产生的巨大离心力使得传播慢慢从集体行为转向个体行为，传统媒体在其曾经打造和掌控的舆论场中逐渐失去用户的注意力和向心力。“数字原住民”的日常生活更是基于数字化的生存，他们的媒介使用习惯正迅速反向影响其父母等长辈及其子女等晚辈。这种基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的网络传播行为使得传统舆论场被进一步压缩，并在此之外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却难以把握的全新舆论场。⑨
古语有云：“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前人的历史实践向我们揭示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有序推进很大程度上需要媒体平台和舆论生态共同推进。推进媒体融合、建成全媒体正是通过打通横纵传播脉络，使主流声音得以各方通达，既能够保证关键信息及时到达广大人民群众中，同时保证群众意见的迅速反馈可以为政府的舆情研判、处置提供切实有效支撑。媒体融合正是旨在通过不断实现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提升来形成上下通畅的同心圆，进而为全体人民构筑共同思想基础，让强劲的主流声音入耳入心、引发共鸣。同时，能够将自下而上、各界打通的信息采集、加工、发布流程和实时反馈机制引入基层治理，切实推动社会治理迈向协同高效、公开透明。
赋权平台步步完善，和谐对话消解分歧
如前文所述，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强调包容、开放、共享，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我们知道，媒体融合被定义为一个过程，全媒体才是其最终目标。如何理解全媒体？笔者认为，全媒体应当扮演的是信息时代的数字基础设施，其形态应当是能够实现全社会广泛接入的“平台”，在这个场域形态内，旧有的行政体制界限被淡化，不同主体得以平等参与其中。进一步说，内容生产和分发的智能化、海量的公共数据和先进的算法技术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及时有效的政务服务都应该被这个泛入平台所涵盖。我国当前的媒体融合实践集中体现了这一思路，各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如火如荼，正是希望将其打造为所属域内治理与沟通的枢纽。
首先，各级融媒体中心可以通过集纳社会问题、调节社会矛盾来实现其治理枢纽功能。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各级融媒体中心为居民咨询、反映社会问题提供了接口。同时，在大数据技术的助力下，融媒体中心可以主动对区域内亟待回应的问题进行探查。在此基础上，旧语境下的“危机管理”被日常的“社会治理”所取代，紧急的“灭火”逐渐让位于常规的协同治理，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矛盾、舆情隐患的有效化解；其次，融媒体中心可以通过围绕各类公共事务构建常规化沟通对话机制，为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渠道和空间。各级融媒体中心可以通过对区域内资源的有效调度来实现基层公共事务的多元参与。通过多元主体参与、沟通和对话来确保社会共识得以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融媒体中心，能够更加广泛、深入地抵达每一个角落；再次，融媒体中心可以通过将自身打造为舒适、开放的交往空间来提高当地居民的认同。在社会公共事务之外，融媒体中心还应当创新活动项目，让群众自发融入融媒体中心为核心的区域传播网络中，不断加强与居民的联系。
总之，各级融媒体平台的搭建旨在让线上空间得以发挥其集合性、及时性等特征，从而为不同声音提供表达的场景，使得不同利益集团所衍生出的差异化意见能够以一种合理、可控的形式展现，在不断对话、协商过程中寻求共识，从而真正发挥媒体融合对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赋权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率。
结 语
2019年，面对正在到来的智慧全媒体时代，各级主流媒体守正创新、因时而动，在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方面卓有成效。但媒体融合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不能仅仅将其局限地看作是主流媒体应对时代潮流、实现转型发展的行业选择，而应该从更为宏大的国家安全层面去把握它，将其视作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抓手。
面对全新的历史起点，想要将推进媒体融合、建成全媒体落到实处，就必须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拥抱互联网浪潮，实现从机构融合到社会融合的观念转变，将融合变革嵌入更加广阔的社会图景之中，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作者胡正荣系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荃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利云
注释：
①胡正荣、李荃：《走向智慧全媒体生态:媒体融合的历史沿革和未来展望》，《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5期。
②胡正荣、王润珏：《我国主流媒体智慧全媒体建设的目标与路径》，《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7期。
③胡正荣、李荃：《优化全媒体产品供给，助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电视研究》2019第8期。
④胡正荣、李荃：《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四个关键》，《中国记者》2019年第9期。
⑤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⑥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2期。
⑦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
⑧张磊、张英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邳州经验》，《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7期。
⑨姬德强：《媒体融合推动新时代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