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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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之美在文艺

● 吕国英 《 新闻战线 》(

    摘要:副刊是报纸的“文化氧吧”,体现报纸的“精神高地”。报纸副刊品位格调如何,艺术境界怎样,是副刊刊载作品问题,更是副刊编辑审美境界问题。探研媒介创新发展,抓住“融媒体”快速崛起为副刊带来的特殊机遇,创立报纸文化品牌,是理念问题,更是实践课题。

    关键词:副刊审美     创作境界     文艺哲学

    观当下文艺创作,察文化副刊审美,副刊文艺应如何回答好“求变”与“求恒”、“追典”与“离典”、“融合”与“无界”、“境美”与“神美”、“立象”与“立念”等问题,是文艺的“哲学”,也是副刊的“哲学”。

    “求变”与“求恒”

    恒、变之理是艺术哲学,也是副刊文艺所循。

    变者,更也;恒者,常也。古贤造字,“变”之原字为“變”,上半部是“恋”的本字,表示不可分离;下为“攴”,是权杖(“卜”)与抓握(“又”)的合一,表示击打。依字源学,“恒”之本字为“亘”,上下各“一”,分别表示天地两极,中间之“日”,代表天体星辰。“亘”之本义,是为天地宇宙,日月星辰,千古如斯,永续运行。金文造“恒”,“亘”前加“心”,表示心志永久。

    由此,“变”是“身”行,而“恒”为“心”守。文艺创作是特殊劳动,更是个性劳动,具有独立性、自我性、隐含性等特征,既通过“身”行呈现,又依托“心”守定型;既是身(手)心分工之责,也为身(手)心合一之功。作为创作过程、语言现象及文艺形态,“变”与“恒”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关系;既分别呈现,又相互关涉。

    显然,“变”与“恒”是艺术常态,也是艺术变态,几近为作家、艺术家时刻所面对。问题是,两者关系到底应如何准确处理?怎样把握“临界”,以应时而变、适时顺变?这是艺术实践课题,更是艺术创作难题。

    检视文艺史,艺术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视“变”始终至高无上;创作的渐次性、累积性,观“恒”一直不可或缺。换言之,“变”是“恒”的结果,往往自然而然;“恒”是“变”的积累,往往水到渠成。也就是说,艺术的“变”与“恒”,往往演绎质变与量变的关系,量变为渐进、累积过程,而质变为飞跃、突变状貌,并且,质变又引发新的量变,新的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新的质变,如此交替反复,达到至高之“变”,呈现极致之“貌”。

    应该特别重视的是,仅仅视“变”为一种语言形式或艺术异态,是文艺创作中长期存在的一大弊端,在当下物质至上、急于求成的现实社会,这种弊端尤其突显。此类所谓创“变”,往往赶“潮流”、攀“快车”、搞形式、玩“花活”。比如,朝秦暮楚、乱投“师门”、投机取巧、攀炎附势;又比如,追慕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呼风唤雨;还比如,一味狂野、热衷怪奇、寻求刺激、为变乱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问题的症结,是无视“变”与“恒”的辩证、承接与递进的演进,进而割裂两者的关系,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

    艺术的本质在于求变。求变难,求恒更难。“恒”是条件、过程,是“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变”是硕果、飞跃,是“高山”“大海”。如此,始终向着“变”的远方探索、积累,守“恒”才有意义,求“变”方能可期。

    要说明的是,“变”分层级,“恒”有阶段。为变而变,难入层面;审美之变,方呈境界;积恒渐进,孕变其中;恒之极致,变之拐点。

    副刊文艺创作,“新闻”性特征尤显,尤须深悟恒、变之理,善处变、恒关系。

    “追典”与“离典”

    副刊文艺作品中,趋同性问题常见,往往与“追典”相关。

    典者,经典也,就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从文化原点解读“典”之意涵,“典”者不仅呈现正大气象,而且极富庄严、隆重之仪式美感。故此,典者,不仅为古贤之著,也为官者评判后作(事)之据。

    无疑,“典”作为文化与艺术范本,不仅难以逾越,尤其不可侵犯。

    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能力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性和本能。检视艺术起源论,“模仿说”位居“六种途径”之首,可见“模仿”之重要性。那么,模仿之对象呢?自然万物、宇宙万象也!依“气墨灵象”艺术论,经典是一种特殊存在,既为“物”,也为“象”。如此,经典不仅成为文艺模仿的对象,而且是尤其重要、非常特殊的对象,以至难以或缺、唯此重要的对象,过去如此,当下这般,未来抑或仍难改变。这是经典的魅力,也为继承之需,更是来者所“膜拜”。

    追典,根本在于知典、和典,就是心和经典、灵缠经典。人类文化文艺史上,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经典。而在如此众多的经典中,选知典、和好典、缠对典,是艺术学养、审美能力问题,也是选择文艺未来走向之问题。

    观文艺创作,因“追典”而产生或引发的诸多问题,是为重“患”,且不断恶性传递、交叉感染,损害艺术生态、污染创作环境。这类“追典”要么误把“下作”视经典,以为历代遗存皆为经典;要么权将新作当古典,以为当下“有名”其作即“典”;要么错把“非典”当真典,完全以自我好恶为尺度;要么好将“小鬼”当“真佛”,以为“官衔”决定“标准”,“标准”就是“经典”,如此等等。这类恶劣现象,在美术领域尤其多见,症结是不知典、不懂典。

    艺术史上,大凡成就傲世的作家、艺术家,均有追典的经历,张大千的成功尤具典型意义。张大千是模仿高手,唐寅、石涛之作,张氏多有仿作,均能以假乱真,且常常自揭真相,足见其追典功夫。为画敦煌佛造像,其与家人等先后两次来到人迹罕至、大漠深处之莫高窟,在夏日漫天黄沙、冬天滴水成冰且缺食少穿的环境里,近三年时间几近天天面壁敦煌、临摹壁画,完成所有精美壁画的临摹,其中不少画作达到了“原样原色,完全逼真”的效果。书法史上,追典奇人或非怀素莫属。怀素学书,苦追唐楷经典欧阳询,写穿木盘,又种万株蕉叶为纸而书,终将欧体乱真,为人赞叹。

    然而,追典毕竟只在典内,离典方入创作。假如没有张大千后来的“泼墨泼彩”,没有怀素后来的狂草书法,那么前者仅仅是敦煌壁画的临摹之劳,或仅将壁画移至宣纸而已;后者也仅仅是欧阳询的重复文本,或为欧楷的翻版。依艺术本质论观,这种追典只是摹典,并无艺术本真价值。

    于追典之中离典者,为诸多文艺家所崇尚,也是必然路径。只是,没有追典之过程,谈不上离典之结果;离典不仅是脱离典之形态,也是拒绝典之束缚,更是创造新典之状貌。

    自然,追典是探研,离典是结果。追典为离典寻径问道,离典让追典富于意义。而在离典的远方,审视追典的努力,或许追典更自觉、更致力,离典才更从容、更悠然。 

    因“融媒体”传播快、覆盖广,副刊文艺尤其要拒绝因追典而模仿、抄袭,既玷污副刊审美,也为受众所不齿。          

    “融合”与“无界”

    副刊文艺创作,同样有“融合”与“无界”的挑战。

    何谓“融合”?又何称“无界”?“融合(艺术)”者,是两种或多种事物、元素融为一体的形态或状貌;而“无界(艺术)”者,是基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语境下,全疆域、诸领域之边界渐蚀或消失的趋向与情势,是走向大同的“无界文化”所必然带来“全域无界”的文明势态。

    依文艺创作论,艺术融合,是中西艺术的“高峰”对话,也是“双峰”碰撞进而形成的艺术文明的新高峰。而无界者,是超越了工具、材料、载体等诸多元素之制约,超越了固有思维定式、传统文化之羁绊,以生命绽放、精神独立、灵魂自由为最终审美对象,进而表现与矗立人类共同审美理想的艺术形态。

    毋庸讳言,中西文艺融合从“调和”“改良”“结合”而来,当文艺创作开始呈现出具有中国艺术气象的全新艺术形象后,比如美术界出现了林风眠、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文学界有了陈忠实、路遥、李瑛、莫言、余华等,对“融合”方有“认知”、渐聚共识。如今,谈“融合”就更显“场”通“气”顺,也更理直气壮。

    回望文艺史,艺术融合从“斗争”到“论争”,经历了长时期激荡起伏与演变,呈现多维形态与样貌,既立中西艺术新象,也现“西中”艺术乱象,后者突出表现为中西拼接、仿制与拟象西画、以西画材料绘国画、国人画西画等。于文学创作上,“囫囵吞枣”式“热捧”西方现代、先锋诸流派,现实主义创作被销蚀、弱化。造成兹怪象及其流弊者,根本点在于将“结合”视为形而下之方法、技巧及其元素构成与形式呈现者。事实上,“结合”属世界观、方法论层面,是建构于文艺作品形式语言之形而上的思想理念、审美理想、价值信仰,并在兹理念、信仰引领下的艺术创作,绝非“拼接”“拟象”“身份转换”以及材料构成等“具象”呈现。

    显然,融合从“斗争”走来,经“结合”之径,到“融合”之态,再前行、至远方,方入“无界”之境。由此,结合、融合,是过程、阶段与层面,无界才是高维、未来与远方。也由此,结合、融合或为“量变”之象,而无界方显“质变”之境。

    前已有述,无界艺术源自无界文化,无界文化眺瞻未来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人类大同文化的至高构建,既为宏大物象、也是壮美气象,更是审美灵象,不仅让“融合”再瞻远方,尤令“无界”洞见至美,这是文艺创作的宽广视野,更是副刊文艺的审美境界。

    融合与无界是演进关系,也是境界关系。如今,融合尚未结束,无界已经到来。以融合观无界,融合当天高地阔;以无界视融合,无界尤立“诗与远方”。完美融合,表现无界,是文艺的“大同”,更是审美的担当。

    要说明的是,古今融合与诸文明融合,均为融合之重要领域,亦为不可或缺。如今,文艺创作将由融合进入无界,文艺副刊难能拒绝,也无法拒绝。

    “境美”与“神美”

    形式美、境界美与神圣美,构成(文艺作品)“美”的三个层级,体现三种审美形态,既反映作品所创造的精神境域的不同层面,也体现创作主体人生境界、体悟能力与艺术才华的不同。

    所谓形式美,就是以形式取胜,也有“优美”或“唯美”之称,是“美”的第一个层级。此层级的美以其安静、明丽、精致、和谐与单纯秀雅之形态,顺应人之主观目的,直观给人以耳目之娱,让人产生得宜、爱悦、轻松与心旷神怡的审美感受,并导致“爱”之情感,这种“美感”只是通过感官引起,所以是最低层次的美。

    所谓境界美,就是以作品的深度或精神维度取胜,这种以创造高远精神境域为旨归的艺术审美形态,远离自然境界、跨越功利境界、致远道德境界、体悟天地境界,也就是远离欲求境界、跨越求知境界、致远求善境界、体悟求美境界。事实上,境界美正是高远境界之美,是真善美爱相统一的审美境界,这种美以凌空高蹈、悲悯天地的博大情怀,直面现实社会,观察自然万物,感悟人间百态,体察芸芸众生,在创作中开拓出更为博大浑阔、深邃高远、静谧高妙的诗性精神空间。

    神圣美呢?就是以美的神圣性取胜,这种以自由、崇高的生命境界,至善、灵性的“永恒之光”为终极意义的审美形态,是人类至高的精神追求,是审美的最高层级,也是审美的最深层级。此层级的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经验与超验的统一,也是情与理的统一、此岸与彼岸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往往与生命的终极体验紧密相连,具有与宇宙、天外神交,自我、个体入化的高妙体验,是一种庄严感、神秘感、崇高感和神圣感,是一种极致的谦卑和无限的敬畏,是一种灵魂的狂喜和飞升。这种审美体验所面对的审美对象,往往是巨大的、坚实的、雄伟的、深邃的、朦胧的、浩瀚的、无际的,从而具有震撼性特征,常见于崇山峻岭、星空大漠、无垠碧海、广袤森林等宇宙万象中,并由此推及英雄壮举、重大历史演变、伟大人物、宏大事业等。

    自然,文艺作品中的神圣美由艺术家所创造,不仅需要创造“境界美”的境界与能力,尤其需要悲悯宇宙万物、通会事物灵性、进入超验境界,具备超越自我、融入天地、向往至美的哲学素养、美学精神与审美体悟。文艺家对这种境界的感悟与价值探寻,是对生命意义的根本超越,也是对自我心灵的彻底解放。

    需要重视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因普遍存在的浮躁问题,特别是个别文艺工作者,精神境界低、审美体悟弱,于文坛出现了“傻乐主义”“垃圾诗派”“下半身写作”,并自命“先锋”,自诩“新潮”,热衷“底层叙事”“伪现实主义”与一己悲欢、杯水风波;于美术领域出现了“新写实绘画”“新表现主义”“中国当代艺术”,以俗当雅、以丑为美大行其道。这些所谓创作基本处于胡编乱造或自然境界,其思想性与精神性几近虚空,无任何审美价值。这些乱象及其流弊,副刊也多受其害。

    形式美、境界美与神圣美,是精神层次,也是美的层级,虽无逻辑关联,但为递进关系。不能超越形式美者,不可能进入境界美;而不能创造境界美者,也很难进入神圣美。以境界美眺瞻神圣美,美在远方,非攀援而无他途;以神圣美俯观境界美,美在眼前,“进出”游刃有余。正由此,“境美”难,“神美”更难。在更高层级上不断攀援,达到美的最高境界,与美同行,天我为一,万象融合,至美审美又何以而不至!

    显然,副刊审美的高境界,源自副刊创作的高境界,副刊人既任重道远,又责无旁贷。

    “立象”与“立念”

    文艺作品之审美境界如何,究其根本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思想理念,这就是“立象”与“立念”的哲学。

    “象”者,形式语言也,所以有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灵象之分;“念”者,思想理念也,故而存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别。

    那么,何为“立象”,又何称“立念”呢?

    文艺的基本功用或使命担当,究其根本或充分意义,是塑形立象、矗立审美。换言之,就是择一切艺术表现手段,塑造典型形象、建构审美意象、呈现艺术境界。然而,典型形象如何塑造?审美意象怎样建构?艺术境界又何以呈现?须有与之相应的艺术思想、创作理念、审美维度而统摄、引领、依托与支撑。前者“择一切艺术表现之手段”是立象之“器”,后者“统摄、引领、依托与支撑”就是立象之“道”。

    “立象”与“立念”,是文艺创作的基本问题,也是文艺发展的根本议题,还是文艺演进的核心命题。“立象”是创作构建、作品呈现,是将审美对象物化为艺术形象;“立念”是思想建构、理念形成或升华,进而统揽、驾驭艺术创作全过程,是艺术形态之“象”外之念。如此,“立象”是创作过程,也是创作结果,是物质、客观的,也是存在、显现的;而“立念”是思维过程,也是建构过程,是意识、精神的,也是理念、隐含的。无“立念”,“立象”或无意义;而无“立象”,“立念”或无“缘由”。概言之,就是“立象”“立念”构成形之“下”“上”难以割裂,且同频共振、并行相携。

    就“立象”与“立念”问题,张中行曾坦言,(关于)创作第一是思想,第二还是思想,并终究是思想。林风眠认为,“绘画上的任何艺术处理,都取决于作者主观情感的表达,即思想情感才是第一位的。”杜甫有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中之“书”,就是思想,也即“立念”;之“笔”就是创作,也即“立象”。这也无不说明,“立象”之于“立念”不可或缺;“立念”之于“立象”如水之源。

    古今中外,大凡功有所成的文艺大家,不仅在“立象”上独有气象、矗立艺象,在“立念”上亦独辟蹊径、兴论立说。比如,顾恺之有“迁想妙得”“以形写神”之言,齐白石立“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之念,弗莱文有“艺术不仅是作品,更是一种思想”之论。显然,“立象”为“立念”探研,“立念”让“立象”行远。

    回望文艺史,不少怪象及其流弊,大都与“象”“念”脱节乃至割裂有关,突出体现在“象”非“念”领、“象”无“念”束。前者常有为“象”而“象”,随意而“象”,后者常见“象”而即“象”,无束流“象”。比如,在创作全过程,既无自“念”相行相引,又无他“念”相拘相束,一任“象”行,流“象”而行,形成为作而作、不知审美,随作而作、不立审美的文化“垃圾”。又比如,于创作全要素,既无总“念”谋篇布局,又无分“念”相谐相调,造成多元冲撞、无“象”而立;多“象”纷呈,有“象”非“象”,而此“象”彼“象”,实为怪象。 

    不言而喻,作什么?怎么作?为什么?始终是文艺家时刻面对的课题,而三个“什么”的问题,“表象”看是“立象”问题,从本质上说却是“立念”问题,因为前者要回答的是审美(创作)对象须明确如何表现,后者当确立的是价值取向。就是说,三个“什么”,唯“立念”作出回答,“立象”方可作为。

    一般意义上,“立象”是“立念”的前奏,也是“立念”的支撑,且左右“立念”;“立念”是“立象”的遵循,也是“立象”的抽象,并反过来引领“立象”,实现更高层级的循环,最终达到“立象”与“立念”的完美统一。

    从文艺创作实践观,“立象”与“立念”关系中,有先“象”后“念”者,也有先“念”后“象”者,并且有自“象”自“念”者,也有自“象”他“念”者。但成就文艺大家者,不管是先“象”后“念”,还是先“念”后“象”,均为自“象”自“念”,或自“念”自“象”。因为,艺术贵在不同,也难在不同,更成在不同,而不同就是个性,个性就是自我。

    立象源自感性,立念进入理性。独创之“象”,往往建构非常之“念”;高远之“念”,常常引创特别之“象”。从“立象”看“立念”,“立象”越至美,“立念”越独到、越唯一、也越趋于道;从“立念”观“立象”,“立念”越立道,“立象”越自觉、越从容,也越至于美。

    不言而喻,文艺创作“立念”尤其重要。副刊文艺有“文艺报春鸟”之誉,尤当以高远之“念”表现至美之“象”,展现新时代的变革图兴之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构建文艺副刊的文化格局,提升文艺副刊的艺术品位,作家、艺术家须有文化大格局,副刊人须有审美高境界。在抒写伟大时代的共同责任与担当下,高质量、有品位、大情怀的创作实践,方为“用明德引领风尚”的最好答卷。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文化部主任、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武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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