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觉转型中开辟中国特色新闻学原创性研究之路

● 张小平蔡惠福《新闻战线》（）

摘要：新闻学与中国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正在走进本土化转型历史时期。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对既有的新闻理论提出巨大挑战，这也是新闻学的发展契机，应当以此为动力，推动学科的成长；继续走好开放的道路，并把原创性研究作为学科文化的重点进行培育，把“更中国”和“更世界”结合起来。

关键词：本土化转型重建契机开放性研究原创文化

回应实践需求、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代重任，正在召唤一代学人为之而努力。我们高兴地看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赋予新闻传播学界满满的动力和活力，新闻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方向更加明确集中、课题更加贴近现实、研究水准有所突破、学科地位得到提升的进步局面，发展势头良好。我们对新闻学在新形势下的繁荣发展应该抱有信心。不过，正像大家都能体认到的那样，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任重道远，面临诸多难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三年两载的努力，需要学人胸怀学术理想，瞄准崇高目标，坚持不懈地探索追求，代代相继，接续积累，久久为功。为此，必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包括新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转型的时代趋势和历史意义，走出新闻学研究本土化迷思；同时，要正确看待汹涌而来的技术变革对传统新闻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颠覆，以充分的自信和高度的理性应对学术理论的重建重构。此外，还要大力培育重原创的新闻学科文化，创设有利于原创的学术生态环境。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粗浅想法。

转型的时代要求与新一代学人的本土面向不适

关于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这几年讨论得很多，已无太大异议。不过我们觉得，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可以并且应该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时代性整体转型的宏观趋势以及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的特殊经历中深化认识，获得推动本土化、中国化转型的更高自觉。

有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范式变迁。一是从1949年开始，经历了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转型；二是从1978年开始，又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为纲”的转型。而眼下，正在经历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次转型，也就是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中国化为纲”的大转变。①如果姑且认为此说作为一家之言可作参考的话，那么，作为基本经历并见证了第二次转型的学者，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一番波澜壮阔的变革和一幅云蒸霞蔚的图景。在改革开放中渐次展开的第二次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和重建，是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性转型，重新厘清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科学确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创新氛围，进而带来了人文社会科学全面繁荣的景观。这次转型的重要特征在于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从孤立于世界学术大家庭之外到融入世界学术之潮。有学者认为，“这时学术的对外开放，比‘五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②这种史所少有的开放，对于推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范式演进，促进我国学术走向兴盛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其轻视中国文化历史，漠视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道路，致使学术研究部分地丧失主体性，甚至由面向世界学习西方陷入西方化陷阱的消极作用也日益凸显。

学术的发展总是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一崛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新的现代性道路。按照学者任平和郭一丁的说法，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之“新”在于以中国方案深刻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它不是套用西方资本逻辑支配之下的经典现代化道路的模板，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化道路的翻版，更不是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再版，而是形成了鲜明的现代性方案，在新的历史场域中创造着人类新文明道路。③这一人类现代化道路上的全新创举，使文明正在经历着由“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的转变，“西学东渐”也在逐渐地转换成“东学西渐”。也正是在这样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调整转型的旅程。这次转型，旨在告别“学徒状态”，在总结中华文明历史遗产和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的营养，创造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学术理论、观点、理念和话语体系，以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气派跻身于全球化多样性的现代世界学术文化舞台中心。它标志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进了本土化、中国化的新阶段。

栉风沐雨四十年。年轻的新闻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在经历了打开眼界、学习西方、重建话语的所谓第二次转型之后，也走进本土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应该说，新闻学在改革开放以来演进发展中对西方思想学术资源引进征用也是很充分的。特别是传播学传入中国以后，几乎是全部照搬和原封移植。大家所学习所研究的传播学，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的，还是批判学派的，都是西方的原版。而且，将其融进了新闻学研究之中，使既有的新闻学理论得到了传播学改造。毋庸多言，这种面向西方的学习吸收、借鉴改进，对于丰富我们的知识谱系，拓展知识版图，促进学科发展，自是功不可没。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在近两年的反思中，大家都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些遮蔽自身的理论传统和学术话语，不仅解决不了中国新闻传播的现实问题，反而潜藏消解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种种弊端，确实危害甚大，必须力加扭转。这些都形成了新闻学研究本土化转型充分必要和紧迫的原因和理由。

在社会科学顺应世界格局变化的形势之下，新闻学的学科特征决定了其调整转型不仅不能例外，而且更显重要。因为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组成中，新闻学是最具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之一。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必须对中国特色予以比其他学科更高的关切，而不能亦步亦趋于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足迹。具体而言，中国新闻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人类社会新闻传播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必须基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国情民情进行制度机制及新闻政策的设计；必须立足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目标为新闻传播进行价值标准定向定位；必须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重大需求进行新闻传播创新。正因为如此，新闻学研究必须以更高的自觉，顺应本土化转型的大势，进行学术研究方向、目标与路径的调整，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现实需要，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贯通。诚然，中国新闻学基本上是在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引介、吸收和运用过程中成长，其间除了一些老一代的新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成果外，大部分采用的是舶来的概念和命题。应该说，现在到了必须消弭这一缺憾的时候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应当在当今一代学人的努力中走向完善。这是历史和时代交付的责任。

然而，不能不特别指出的是，新闻学研究实现本土化的调整转型面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即新一代学人的独特经历所带来的对转型调整的某种不适。我们知道，随着岁月流逝，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以及更早一些的新闻学研究教育者，均已走过创新创造的顶峰时期。目前活跃在第一线、作为中坚和骨干的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学人，即所谓的60后、70后、80后。他们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风华正茂、如日中天，是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角和主力、未来和希望；实现新闻学本土化建构的任务要靠他们来担当、来完成。但这一代学人成长于我们国门大开、学术思想大开放时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特定的社会环境，让他们在重要求学时段乃至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学习西方的东西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们自己的东西反而比较少。看看当年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安排、使用的教材以及课外阅读的书籍便可窥见一斑。更有许多教学研究者时间不等地出国学习访问，直接接受过西方的教育，许多学校把是否具有出国访学经历作为晋升职称的条件。这种欧风美雨的浸润熏染，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判断。不少年轻学者甚至“知外”多于“知中”，“知洋”胜于“知己”，对西方思想流派、学术理论、文化思潮以及学术研究范式方法很有热情和兴趣，喜欢研究西方的课题，做西方的文章。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对老祖宗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对当下的国情民情、实践经验以及现实问题则缺乏应有的敬畏和了解，知之不够。所以，当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社会科学面临自主性、本土化调整和转型，需要从研究方向到研究目标、从研究内容到研究范式等予以重新设定、重新规划时，他们便表现出了某种不适，陷入了调整和转型的迷思。许多人在既有的路径依赖中找不到新的入口，把握不到真实的问题。这是影响新闻学本土化和自主性调整、加快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步伐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骨干和主力的新一代学者只有走出这种不适，战胜彷徨徘徊，自觉地转型，积极地调整，新闻学研究本土面向的整体转型才能得以实现。

似乎可以扯开去说一点往事。有人分析过清华国学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多位大师的治学经历，发现他们在治学生涯的前期，都曾相当投入地沉浸于西学，使得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当时的学界遥遥领先。在获得深厚的西方造诣之后，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传统的本国学术，“反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而他们的学术思想贡献，又在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说，他们的不朽功业，乃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上。④其实不仅仅是梁、王、陈，胡适、鲁迅以及后来的费孝通等这些大家巨匠也都经历过这样的“跨越与回归”。在获得了开阔的世界眼光之后，不仅没有数典忘祖，还把根深扎在故园，以与世界并长争高的志向，深耕中国文化的土壤。没有对异质文化的深度了解，他们难以获得开阔的视野；而如果没有自觉的回归，他们也不可能作出得到民族认可的那么大的功业。现今这代年轻学人，绝大多数尚不具备这些大师那样的学识，但完全可以从他们的治学经历中得到关于知识生产路径和价值生成规律的启迪。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必须从自家土壤里生长出来。遵守知识生产地方性原则和由个性达致共性、特殊性达致普遍性的价值实现路径，立足于自己的国家，为“自己”而思，为时代而思，做“自己”的学问，才能生产出经世致用的知识思想，也才能实现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学术价值。所以，应当认清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大势，强化对转型的认同，发扬思维通达、视野开阔，具有世界眼光之长，力补对中国历史文化、国情民情、当下新闻传播发展实际了解不够深透之短，确立新的学术价值取向和目标路径，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把重点转到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探索上来，在国家需要、时代需要的框架下自由地思考，建功于本土实践，立业于国家需求，把声名刻留在中国特色新闻学建构的事业之中。

既有新闻学理论遭遇技术颠覆必须重构，为新闻学本土化创新提供了契机

当新闻学研究走上转型调整之路时，我们与前所未有的传播技术革命不期而遇。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遇到了新技术革命的叠加挑战。

有学者说，当下传媒技术和媒介形态这种持续爆发式、跳跃式发展态势，意味着我们或许正经历人类传播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技术变革时期。⑤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传媒大革命，在以巨大的力量影响社会的同时，自然也对既有新闻理论提出了挑战。客观实践是一切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理论生发前行的动力和源泉。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扬弃，才能保持充盈的生命活力。现有的新闻理论是在传统的信息传播实践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基础上做出的理论化、抽象化、系统化的总结，它曾经有效地诠释和规范了传统媒体的发展及新闻事业的进步。然而，同其他一切理论形态一样，它的解释力、指导力也是有条件的。随着迥异于传统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传播形态的新传播时代到来，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自然需要应时而变，重新修正乃至重建。

也有人说，信息传播技术超乎人们想象的发展，对既有的新闻传播理论的挑战是“颠覆性的”。此说是否准确，或可推敲，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比如，对媒介的功能作用，有人认为它已经从工具论转向媒介中心论（独立主体），从技术服务论（技术服务于人们的需求）转向技术动力论（技术是改变世界的强大原动力），从社会反映论转向社会建构论（新闻不仅反映现实，更建构现实）⑥。媒介的功能作用是认识新闻活动的基础，是建构新闻理论的重要逻辑起点。基础的变化、逻辑起点的变化，自然可谓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许多既有理论即便进行打补丁式的修订完善，也无法适应更遑论指导引领传媒业态的发展，必须基于传媒新发展进行较大的甚至带有根本性、系统性的重建。

我国传统新闻学是基于报刊传播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近几十年虽然有了改造更新，但基本架构并未有大的改变。这种建基于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体现专业媒体中心主义的理论显然已经难以解释、指导今天的实践。特别需要看到的是，业已深深渗透进新闻学的传播学，当年引进时，在美国本土已经异见纷呈，其长期以量化和效果研究为“正统”，总体缺乏人文关怀以及一直使用“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后又变为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二分框架来界定传播研究和知识图景的学术传统已经受到诸多诟病。⑦而对这一点，直到近两年才逐渐为国内学者所觉察和发现。及至今天，包括议程设置理论、把关人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被奉为圭臬的经典理论从概念范畴到实际运用，都需要根据新的实践重新审视。这一切都在深刻地提示我们，对既有的新闻学理论在总结反思中进行修正和重构是多么必要和紧迫。以至有的学者这样认为，智媒时代传播理论体系建构，正在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问题。且由于社会的虚拟化和人类的符号化生存环境主要源于媒介化推动，认识世界各领域，必先认识传媒。未来建构的科学传媒理论，将有可能是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元理论之一。⑧尽管是一种预测，但也值得重视。

对既有的新闻理论在新传播时代所遇到的巨大冲击挑战，我们不必失措，无需迷惘。应该认识到，这其实给新闻学研究本土化转型提供了百年难遇的历史性契机。新实践必然产生新理论，大变革必然产生大理论，也必然会产生大理论家。生机勃勃的媒体变革实践，为新闻学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课题，更为理论学术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验素材。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正在不断地提出全新的实践之问，同时也在不断地提供回答解决实践之问的思想原料。这些都为我们对变化着的实践进行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的理性概括，并在这种概括中生产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提供了基础性的动力和条件。它推动着新闻学面向今天的发展、面向即将到来的未来，研究新的问题、开辟新的领域、形成新的成果。

所幸的是，新闻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在世界已经高度媒介化的今天，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和经验亟待深度刷新，一个媒介研究的2.0时代到来了。⑨而且，许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都投身到这一研究之中，成果已经不少。依笔者之见，此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一是必须牢牢把握媒体大变革时期，研究理论变迁、实现理论重建的目标和方向。在学术研究从新的起点上重新出发的时候，必须明白我们是为什么出发的，前行的方向在哪里，目标是什么。无论微观、中观、宏观研究，都必须努力服务于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这个大方向、总目标，把研究的力量和成果汇聚到这个大方向、总目标之下。不能眼中只有技术、工具，而无文化、政治及其他，走向单纯技术主义的褊狭研究之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任何事物的完整认识，都包括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两部分。只有事实而缺乏价值的认识，必然是表象的、低层次的。所以，应该以高远宽广的视野，依托对技术变迁、工具更新的探究，从中国的实践、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实际出发，抽象生成中国的范式、中国的框架，形成具有解释力、指导力的思想理论，回答中国现实之问，满足中国现实之需。研究技术的进步发展固然十分重要，研究技术飞速进步之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之路更为重要。可以而且必须以技术变迁为进路、为入口，但目的是以此为基础，建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研究者们应当把这个目标装在心里。

二是技术进步之下的新闻学研究，不能在征用其他学科理论中失掉自我。谋求新闻学的突破，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广泛征用其他学科的思想资源，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已经是新闻学界的共识。特别是在新的信息传播时代，新闻学的研究更加需要正视本学科思想相对匮乏的问题，积极争取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统计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相关自然学科的支持。但需注意的是，不少研究由于大量地借用诸如符号学、叙事学、人类文化学理论，结果模糊了新闻学的学科边界，弱化了新闻学的话语体系，使新闻学有泛化异化为其他学科分支的危险。这是不可取的。任何学科建设都必须走开放之路，特别是对新闻学这样相对年轻的学科，更应如此。但是，学习别人是为了汲取营养、丰富自己、强壮自己，而不能弱化甚至丢掉自己。

三是不能重传播学而轻新闻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冷热不均的现象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个中原因大家都很清楚，此处无需赘述。据我们观察，在新传播时代到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时，这个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更为突出的迹象。研究新闻学的学者越来越少，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学者都投向了传播学的阵营。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些重要学术刊物基本成了传播学的阵地，很少有新闻学研究成果。重要学术会议亦是如此，以传播学为主题者多，以新闻学为话题者甚少。这种厚此薄彼不适应当下新闻事业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党和政府的要求。诚然，新闻学与传播学在当下的我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两分。但目前的情势的确又可以看出新闻学的某种贫弱无奈。新闻是沟通人与事实世界的重要中介，也是人类观察世界与自我的窗口。新闻活动是人类与时俱进的新闻信息交流活动，贯穿渗透在人类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社会领域之中，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其他活动的前提性活动。⑩新闻不是无学。我们有源远流长的新闻历史和丰富厚重的理论积淀，更有日新月异充满生机的实践，还有各种政策的支持，学者们不应错失实践需求、国家支持的发展机遇，要从树立学科自信入手，用积极的作为，来续写“关于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相对系统的知识体系、思维体系、规范体系，进而能够运用系统的理论并以时代的方式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做出解释、规范和引导”，推动新闻学科的成长。

本土化不是再封闭化，应该是“更中国”与“更世界”的结合

认识事物、处理问题应当遵从辩证法，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我们倡扬新闻学术研究本土化转型，在转型调整中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时，有必要提醒，不能因为强调本土化而关上开放之门，出现再封闭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自主性本土化的方向、道路、原则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到位，但是要以开放的胸怀、全球化的视野走本土化之路，把自主与开放结合起来，使研究实现“更中国”与“更世界”的统一。

今天，当我们对40年来的学术研究进行反思时，严肃认真地指出存有一味崇洋、过分西化，致使自主性、民族性、独立性失落的问题，并力加纠正，这事关立国之基、治国之本，意义重大，所有学人必须高度认同。但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正是40年的开放，使我们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不仅获得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源以及先进的治学理论、观念和方法，而且获得了繁荣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强劲动力。新闻学研究40年来的进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开放”。看不到这一点，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类文明是多样的。各种文明不仅要互相尊重包容，而且要交流互鉴。我们应当善于“掠”人之美，将各种文明、文化中的优长和精华在创造性改造之后为我所用。见贤思齐，善于博采众长，这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要之一。恰如古贤所说，天下无纯白之狐，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其思想资源自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和当下新闻传播实践，但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理论也不可或缺。忽略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这一人类思维成果，我们的理论体系构建很容易失去多重智慧的支撑，难以在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上达到应有高度。即便是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批判性评介、回应乃至交锋，也可以构成我们自身思想理论系统的一个环节，成为丰富发展自身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批判、交锋往往可以发现和阐扬真理，生产新的知识和思想。经典思想家的许多重要思想往往都是在与对手的交锋中孕育诞生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推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获得更大的世界性话语权，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自然也要求我们保持继续开放的态势。不开放，何谈“走出去”呢？受信息传播技术高速发展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新闻传播学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中国新闻学界理当发出自己的声音，用中国智慧参与问题的解决，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借以改变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不平衡不对称的问题。所以，必须继续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既坚决反对丧失自主意识的全盘西化，又要避免重走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的老路，将学术研究、话语建构、学科发展融入到全球化新闻传播进步的大势之中，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思考全球共通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寻求新闻学术理论研究的“世界价值”。让我们的学术理论既有元气满满的“自信”，又有开放性交流沟通中实现的高度“他信”。

营造有利于原创的学术生态环境

政治学者张桂林著文谈到，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投入的逐年加大，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各学科匮乏的不再是资金和硬件，而是高品格的学科文化。我们认为，从本土化转型中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来看，培养“以行为指导的规范力量或道德秩序为核心”的学科文化，必须突出对原创的重视，把尊崇原创、鼓励原创、保护原创精神作为学科文化的重点加以弘扬，大力营造有利于原创性研究的学术生态环境。

这个老问题之所以值得进一步强调，实在是因为原创是学术的生命、思想的源泉。人类的思想史，是由原创写成的。唯有原创的思想、学术、理论，才能标示一个民族的精神尺度。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当然也必须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来开拓、突破、积累、超越。而原创又充满了艰难和各种不确定性甚至某种神秘性。现在的研究之所以较难向前推进，与浮躁之下的原创精神缺失、原创经验不足、原创成果稀少，而同质化过多、精致的平庸过多无疑深有关系。为此，必须多方面努力，真诚地呼唤原创精神，培养原创思维，尊重原创探索，保护原创劳动，积累原创经验，让原创成为每个研究者的强烈追求，成为一种风气。

要营造宽松自适的、有利于原创的研究氛围。作为研究者，要具备家国情怀，胸怀社会责任，要高度自律，同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忠于使命，以学报国。而作为领导者管理者，则要给研究者以充分的信任，相信他们的觉悟和能力，以尊重思想和知识生产的尊严为原则制定一系列管理政策制度，给研究者足够的探索创新空间，保障他们身归学科、心系学术、热爱学问、追求创新，激发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对原创性研究而言，充裕的经费及其他物质条件固然十分重要，以不逾底线为前提的宽松环境也很重要。

要倡导积极健康的学术批评。笔者曾经专门著文论述学术批评对于在创新性研究中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重要。惜乎学界似乎并无多少新的起色。学术批评是推动原创性研究的重要力量，历史上许多重大理论突破，都是以学术批评为先导，在理性的、深入的学术批评中实现的。这些道理对学人来说，其实是常识。现在要紧的是要付诸实践，有所行动。学术共同体内组织的各种会议论坛和重要学术刊物要首先做起来，利用自己的平台阵地，组织学术批评、对话、争鸣、交锋，带出在良性学术批评中追求真知的好风气。

要宽容原创的稚嫩和不足，为原创性成果的成长提供空间。原创性研究成果是从0到1的突破或者对已有成果的超越，一开始的不成熟不完备不周全在所难免，需要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对此，应予以充分的理解、宽容和接纳，并切实给予扶持和鼓励。因为真正的原创往往会超出已有知识的逻辑范导，脱开了常规的学术想象，所以，其成果形态或会不同于我们的预设而多种多样，充满了思维的个性。对此，也应予以接纳。现在有的新闻传播学术刊物为求学术规范、和国际接轨，制定了许多具体要求。这些规范对于提高刊物的品质当然是有益的、必要的。问题在于，规范不能成为扼杀原创的教条，不能因为追求形式而贻害了内容。对原创性成果表达的“任性”，得有点宽容。

（作者张小平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蔡惠福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②王学典：《学术上的巨大转型：人文社会科学40年回顾》，中华读书报2019年1月3日。

③任平、郭一丁：《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逻辑》，《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④刘东：《跨越与回归：清华园之魂（上）》，文汇报2012年7月9日。

⑤⑧廖祥忠：《未来传媒：我们的思考与教育的责任》，《现代传播》2019年第3期。

⑥蒲平：《转型：传媒业界、学界、教育界的共同主题》，《新闻记者》2019年第2期。

⑦沙垚：《浅谈传播学主体性与边界问题》，《现代视听》2019年第3期。

⑨杜骏飞：《“媒介中国研究”发刊词》，微信公众号“媒介中国研究”，2019年5月9日。

⑩杨保军：《基础、前沿、本土——新闻理论研究的问题构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9日。

张桂林：《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