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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是连通传媒、伦理、技术三者的核心要素，传媒伦理技术生态原初和谐状态产生动摇的关键，在于“人”的改变。网络技术的发展及网络媒体的兴起对“人”的内在、外在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传媒技术实现了对“人”的再创造。传媒伦理、技术生态的重建需要实现“技术的返魅” ，引入人类的情感和价值理念，重新构建传媒伦理技术生态并达成伦理与技术的生态融合。
关键词：传媒伦理 技术生态 人性化
传媒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与技术革新有关，无论是当初无线电技术发明推动电台快速发展引发报刊生存恐慌，还是后来电视技术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全方位影响，或是当下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爆发式出现。互联网技术对传媒生态的改造具有划时代意义，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98.6%，互联网普及率达59.6%。20年前，马克·波斯特说“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跃入视野，今天“第二媒介时代”（或曰“融媒时代”）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此，考察融媒时代下的传媒伦理技术生态就显得十分必要。
技术对“人”的再创造
樊浩教授最早在国内学术界提出和使用“伦理生态”的概念。“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更深刻的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反省。”①实质上，这种“生态觉悟”对于现代伦理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价值取向和建构原理的开放-冲突的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方法。对传媒伦理技术生态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方法。
“人”是连通传媒、伦理、技术三者的核心要素，传媒伦理技术生态原初和谐状态产生动摇的关键，在于“人”的改变。理解人与技术的路径不是从理解传媒新技术本身出发，而是要理解新技术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旧技术的关系，尤其是理解新技术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的身体、感官和心理平衡的关系。
马克·波斯特按照信息方式的变化把媒介史区分为三个不同时期：面对面的口头媒介、印刷的书写媒介和电子媒介。面对社交媒介的蓬勃兴起，有必要对三段式分期作进一步的重新拆分和整合。就电子媒体中的广播、电视媒介而言，其传媒结构方式与印刷媒介一脉相承，仍然是为数有限的制作者和传播者将信息传送给为数众多的受众，但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及其运用带来了传媒结构方式的新革命，网络新媒体的信息制作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受众）有机地融为一体，三者的分工和界限很难彼此分清。这里有必要提及麦克卢汉一个有名的公式：“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所谓部落化意指一体化和整体化，是同步的、瞬时传播的世界以及即时卷入。麦克卢汉认为，以前的一切媒介都是分裂切割、线性思维、偏重视觉、强调专门化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整合，回归整体思维的前印刷时代，实现了“重新部落化”。这里，我们借用马克·波斯特的概念，把“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称为“前媒介时代”，把“印刷的书写媒介、广播电视媒介的交换”称为“第一媒介时代”，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介的交换”称为“第二媒介时代”。
对应这个新三段式时代分期，技术、媒介与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语言可以说是交往的起点或是一般意义传播的起点，尽管我们对其能否成为传媒的起点还是提出了质问，但丰富的口头传统造就了人类早期“灵活”而且灿烂的文明。我们发现，如果把语言当作一种媒介，此时的显著特点是“媒介与人是合二为一的”。语言也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技术，语言的发生、到达和消失的过程依赖的只是人的思维和发声器官，它更多时候是每一个人必需的生存和交往本能，在这里，人的意识和人的交流本身具有内在性。因此，在“前媒介时代”，媒介与人是浑然一体的。
随着拼音文字的产生及印刷术的发明，媒介与人发生了分离。原初的语言媒介从人的内在转移（外化）到外部世界，媒介和人不再合二为一，印刷媒介成为异己的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刷媒介将人们带入真正的传媒时代，即大众传媒时代。从口语媒介到印刷媒介，媒介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从媒介与人本身的“合为一体”到媒介与人的“分离”。再后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媒介进一步扩充了媒介的疆域和势力范围，使世界的连接似乎“触手可及”，但其实是更进一步加剧了媒介与人的分离，因为消费社会的传媒文化越来越变成一种奴役人、压迫人、束缚人的精神枷锁和文化鸦片，也就是说人们对媒介逐渐形成了某些非目的性的精神依赖。媒介从与人的分离发展成为异化的力量。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明，借助社交软件的力量，社交媒体实现了媒介与人的再次整合。前面指出，原先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接收信息，有时空的限制，人们很少表现出对哪一种媒体的“成瘾性”，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进步，社交媒体呈现出自主性、个性化、及时性的特点，信息的随时随地收发成为可能，再加上朋友圈的出现使得社交媒体基于圈子和群体发布信息，个人在心理和行动上占尽了优势地位，人们普遍表现出对社交媒体的严重依赖性。这种社交媒体“成瘾性”又反致社交网络工具的不断出新和升级，社交工具和平台对用户的“黏度”不断增强。
当下，大数据提供了“重新部落化”走向整合的更多可能，网络技术对传媒伦理技术生态的影响和改造是前所未有的，在这当中，传媒技术对人的影响更为深刻。网络技术的发展及网络媒体的兴起对人的内在和外在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传媒技术实现了对人的再创造。
再创造的“人”：内外结构
就人的外在结构而言，其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人机交互”的新人类。人类创造了电脑，电脑又重新创造了人类，“人类与机器间的共生合成体”正在形成。②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指出，介于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面”使得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两个世界彼此分离而又相连，一面是牛顿式的物理空间，另一面是网络空间，“高品质”的界面可以容许人们毫无痕迹地穿梭于两个世界。马克·波斯特的论述对于今天的社交媒体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味。
二是身体缺场、身份虚拟。由于两个世界的来往穿梭，人类在机器构建的网络世界里身体是缺场的、身份是虚拟的，原先在物理空间里作为最强固的群体身份认同——民族变得不再清晰和重要了，即使家庭、住所等在网络空间里也失去了实际存在的意义。
三是主体不再处于世界的明确位置中。“人们之所以长时间或高强度使用电脑介入的电子交流，与这种交流中身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有关。”③在网络世界里，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等一切“可视特征”在“虚拟社群”中都不见了，人们的交往和表达因为没有了抑制感而趋于活跃。尽管虚拟社群能够衍生出一些“似真性”，网络社交互动因为这些“似真性”的存在得以不断强化，但毫无疑问的是网络媒体主体在现实世界中不再有明确的实际位置。
传媒技术对人的内在结构的再创造则主要表现为：
一是人的自然本性改变。“人机交互”的新人类还会是具有人性的“自然人”吗？只有具有人性的“自然人”才能有道德，才应有道德。
二是人的本能被释放。由于身份的虚拟，网络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公共广场，而且网络人可以不用顾忌自己的身份特征，成了“隐形人”。这样，人的道德束缚纷纷剥落，潜在的、被道德信条压抑的本能被释放，“恶”的欲念和情感表达得到了充分释放，网络实际上成了个人放纵的公共世界。
三是人性趋向孤独冷漠。人与人之间在传统现实中交往的情感性被生生地切断了，传统的“人－人”交往变成了“人－物－人”的交往，网络虚拟世界使得交往双方彼此之间的认同或是变成了为达一己私欲的曲意附和，或是成了反对对方不顾情面的发泄私愤，甚至是恶毒的攻击与侮骂，人性在这种放任中变成了恶作剧般的自以为是，变得难以沟通、任性而孤独。
四是理性与欲望的分裂。世界原初是一个主客不分的混沌精神世界，“随着符号世界与理性的诞生，世界亦由一个一元的情感世界而分为了一个情感与理性(以理性为主)的二元的世界。这个二元的世界一直统治着人类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④电子信息传媒技术的发明开始尝试缝补这个二元分裂的世界，通过“连接”重新回到“一体化”的状态之中。但是这新的“一体化”世界与原初的一体化神话世界根本不同，“网络使原来的情感与理性二分的世界，经由情感、理性与虚拟三分的世界，重新又变成了一个二分的世界，即现实的‘神话世界’与隐藏的‘理念世界’(或称激情与理性分裂的世界)。”⑤
“技术的返魅”：伦理与技术的融合
传媒伦理技术生态的构建需要实现“技术的返魅”，达成伦理与技术的生态融合。后现代科学技术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技术的返魅”。科学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附魅”到“祛魅”再到“返魅”的过程。后现代的返魅观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祛魅观，后现代科学返魅观认为自然界不像机械决定论所规定的那样存在严格的规律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相反充满了不确定性。“返魅的科学观更多地把科学看作是人类的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特别是与各种人文文化的联系，强调人的价值取向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使科学多少是崇尚怀疑、多元、不确定性、主体性、人性化、社会化、整体化、与人文的协调等等。”⑥后现代科学的返魅观使科学的发展不再囿于冷冰冰的机器外貌，终于将人类的情感和价值理念引入视野，这给传媒伦理技术生态的建构提供了可能和方向。我们认为，就技术、传媒和人的生态建构要着力从两个方面努力：
在理论上实现“情感”与“理性”的价值整合。就“情”与“理”的关系，樊浩教授论述道：“‘情’被理解为人与动物区别的基本属性，是人的善性的表现。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情’，是在特定条件下判定人的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是人的美德的根据。……中国文化中的‘理’，既是自然规则，又是伦理原则，是人循‘情’据‘性’而为的准则，它同样存在于人性之中并体现人的美德。”⑦在伦理与技术的对照中，伦理道德是一种“情理”，科技则是单纯的“理”。要打破两者之间的区隔，要往科技中注入“情”的元素。
在技术理性的生长过程中，需要科学伦理的道德约束，否则会成为一种“理性之蚀”，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后现代科学揭示了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人与自然世界的互动，传统认识中被绝对化了的确实性、精密性、必然性，正受到人文精神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等因素的中和和消解。在科学的视野中，人的影子开始浮现，我们认为这正是后现代科学返魅观所带来的“情”与“理”的价值整合表现。“前现代的附魅技术是高情感、低效益的技术，现代性的祛魅技术是高效益、低情感的技术，而后现代的附魅技术应该走向高效益、高情感。在这种境界中，技术的出发点或归宿都是人，人是技术问题的中心；同时，人文环境是有利于人性技术高度发展的，人文条件与技术之间是良性互动的。”⑧
当高情感的技术被重新强调和重视，“情”和“理”的价值整合在理论上便成为可能。这种“情”与“理”交融的伦理技术生态对于传媒发展来说尤为重要。传媒技术发展，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理”的方面可算是不断推陈出新，今天的新媒体可能明天就被更新的工具和技术样态所淘汰，但是这个技术理性不断生长的过程中，“情”的关怀、人们循“情”据“性”的行为准则并没有与时俱进，这种“情”“理”分离的尴尬和困境在社交媒体领域表现更为突出。因此，始终把人放在所有问题的中心，才能在传媒技术伦理生态中实现“情感”和“理性”的价值整合。
在实践中实现技术的人性化和社会化。对待技术的态度变化，实际上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思想至上，技术沦为人对自然掠夺和榨取的工具和帮凶。技术理性膨胀导致的恶果是技术不再是“中性的东西”，技术给人类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开始了“技术奴役人”的历史。人们以技术进步的名义，不断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不仅一些哲人开始思考，如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就对技术理性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和反思，而且许多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也从科学家的良心、责任出发，对技术的人性化发展给予了极大关注。“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实际存在着三种形式的社会化，即人的社会化、自然的社会化，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作为中介手段——技术的社会化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在社会的整合下，使技术满足和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的调适，使公众对技术形成积极的社会态度，最后使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被社会所接受、被公众所认同，成为社会相容技术，这就是技术的社会化。”⑨技术的人性化和技术的社会化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技术的社会化要求技术与社会实现一体化，这当中当然离不开人的作用，人应用技术于社会并实现技术对社会的调适和整合，这一过程就是技术人性化的过程。技术的人性化和社会化使得技术不仅成为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也成为维系人类社会关系和生活水平的前提和基础，它表现在技术日益对社会风尚和思想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可以说，“技术不仅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也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⑩
现代社会正在日益成为一个“技术的社会”，技术无处不在，技术在给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体现了技术的价值。没有哪一项技术比在传媒领域应用更能体现人性化和社会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因此更要从公众需求、技术进步和利益引导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努力实现“技术的返魅”，使技术人性化、社会化。
（作者系南京广电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责任编辑：杨芳秀
注释：
①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②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页。
③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④鲁庆中：《电子传媒技术对人性的塑造》，《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⑤同④
⑥肖峰：《技术的返魅》，《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4期。
⑦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⑧同⑥
⑨陈昌曙、陈凡：《关于技术社会化过程的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10期。
⑩颜士刚、李艺：《论有关技术价值问题的两个过程——社会技术化和技术社会化》，《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