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是“后真相”时代的解药吗？

    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了传播形态和传播模式，加速了“后真相”的到来。面对“后真相”语境下的社会分化和传播的群落化，仅仅依靠“事实核查”并不能挽救新闻业的颓势。对于新闻业而言，不仅需要谨慎地查验事实和寻求真相，更需要在新的技术条件和传播形态下，重塑自身作为开放的社会论坛的功能，呈现不同群体的观点，推动群体之间的对话，弥合分歧，促进共识与认同。

    后真相     社交媒体     事实核查新闻     对话

    根据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API）的定义，“事实核查新闻以政客和影响他人生活与生计者为对象，由事实核查人员对上述人士（发表或被记录在案的）言论中的事实进行调查验证，其工作独立于党派、利益和游说。事实核查的目的是向用户提供清晰的、经过严格核查的信息，以帮助用户运用事实，在投票和其他必要的场合做出基于事实判断的选择。”①事实核查新闻致力于辨别真伪、正本清源，重塑新闻业作为事实提供者的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可视为新闻业在“后真相”时代的自我拯救。

    传统新闻生产中的“核实事实”

    作为新闻业的核心原则之一，“核实事实”的理念在新闻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操作规范，对事实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的追求贯穿于新闻采编的整个流程。

    在新闻采访中，首先强调对消息源的可信度进行评估，例如：消息源如何获取其所知道的信息？消息源过去的可靠性和声誉如何？提供信息的动机是什么？……其次，对新闻事件中的重要事实和细节，需要进行交叉信源核实（cross verification），即只有两个以上的独立消息源对同一事实的描述一致时，方可确认该事实。

    在新闻的后期编辑中，“事实核实”依然是不可忽视和省略的重要环节。编辑审查时首先需要查看新闻中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清晰准确，是否存在前后矛盾或者不合情理的疑点，其次还会再次核查信息源是否足够权威可靠。最后，对于重要新闻或者新闻中的重要信息还需要依据现有的权威资料进行核对，发现并纠正其中的事实差错。

    除了将“事实核实”纳入新闻采编的常规流程，不少媒体还设立了专门的事实核实部门：美国《时代》周刊在20世纪20年代就率先成立了事实核查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的媒体也纷纷设立事实核查部门。其中的专业事实核查员有些通过与受访者再次联系来查验新闻中呈现事实的准确程度，有些凭借自己的专业领域知识对新闻中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实。

    总的来说，在传统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事实核实”主要表现为编辑部内部的“事前审查”，旨在新闻发布之前纠正其中的事实差错。作为新闻业内部的自我把关，“事实核实”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实践操作规范，并且得到机构建制的保证，其彰显了新闻业追求真相、服务于公众和民主社会的职业理想，具有鲜明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色彩。

    传统的创新：事实核查新闻的发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塑造了新的传播形态，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普遍应用部分消解了传统媒体对于新闻的行业控制：新闻生产超越了编辑部的场域，新闻的生产者也不再局限于专业媒体的从业人员，用户生产内容（UGC）大量涌现。互联网新闻内容的超大容量和迅速更新对于机构媒体的新闻实践无疑提出了极大挑战，使得专业媒体不得不大大压缩新闻的产制时间。一方面要提高事实查验的效率，缩短查验时间，另一方面却要面对数倍于过去的查验内容，传统的“事实核实”难免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有不少专业媒体不惜放弃对事实的核实，盲目追赶新闻总量和发布速度。

    与此同时，由于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长期疏于对在线内容的过滤和评估，人们会比过去更容易接触到虚假信息。由于社交媒体的存在，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面对大量的虚假信息，传统的以“他说，她说”为标志的客观报道模式不断遭受质疑与诟病，新闻界开始反思这种“拒绝在事实争议中偏袒任何一方”的报道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新闻的真实性。在此背景下，美国新闻界的事实核查（fact-check）运动拉开序幕，并首先聚焦于虚假信息的重灾区——政治领域。与传统的政治新闻报道不同，事实核查新闻“不只是报道事实，还公开事实的真伪”，通过对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论展开调查与真实性评估，“公开决定谁的主张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直接参与对正式争端的裁决”。②

    这种事实核查新闻被视为近年来新闻实践中最重要的创新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末，伴随互联网的普及，美国许多政治博客（往往带有意识形态倾向）开始对政治候选人和主流新闻媒体的政治新闻报道展开事实核查。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不少主流媒体纷纷效仿这种报道模式，事实核查新闻开始获得一定的关注度。此后，伴随着三家由专业记者创办的事实核查项目的出现——2003年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创办的事实核查网站FactCheck.org，2007年《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成立PolitiFact网站以及2011年《华盛顿邮报》创办的事实核查专栏Fact Checker，事实核查新闻逐渐在新闻界获得认可与肯定。在美国，事实核查机构与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今日美国》（USA Today）等知名媒体都建立了合作关系，事实核查报道在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上被大量引用和转载。2008年，PolitiFact网站“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和调查记者的不懈努力，在总统大选期间发出了事实核查倡议，并核查了750余条重要信息，将政治修辞与新闻事实相互剥离开来，让广大选民得以明辨真相”③，其出色表现最终赢得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国内报道奖，这也证实了美国主流新闻界对事实核查新闻的认可。

    事实核查新闻沿袭了传统媒体内部的“事实核实”的核心理念——对事实的推崇以及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是新闻专业主义在新的传播生态下的延续与坚守。但是，事实核查新闻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新的传播语境中对传统“事实核实”的超越和突破，二者在以下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第一，定位和功能不同。“事实核实”作为新闻编辑部内部的自我纠错与把关机制，是一种“事前审查”。对于公众而言，这一发生在编辑部场域的内部把关好似“黑箱”，是隐形不可见的。“事实核实”的重点在于报道本身是否准确真实，以对引语的使用为例，“事实核实”关注的是报道中“他/她说”与采访中的“他/她说”是否一致，在使用上是否存在歪曲或遗漏信息的情况，至于“他/她说”的内容的真伪并非审查重点。可见，“事实核实”本质上来说依然是媒体的一种职业自律。“事实核查新闻”则是一种独立的新闻样式，很明显属于“事后审查”；它不仅需要向公众提供结论——明确的、经过严格核查的信息，更需要提供用于评估真实性程度的相关证据以及核查的清晰思路和具体过程，表现出更高的透明度。事实核查新闻的重点在于评估那些“声称的事实”是否属实，集中体现了媒体对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民主的直接参与。

    第二，核查的对象和内容不同。如前所述，“事实核实”重在新闻发布之前核对报道中的事实差错。在对事实的查验中，记者通常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对狭隘的准确性方面，从时间、地点、人名、数字等信息的准确，到引语和信源使用的规范、正确等，不一而足。事实核查新闻的查验对象则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政治声明与言论，这是事实核查项目一贯的关注重点，如PolitiFact网站和Fact Checker专栏就主要核查政治人物的不实言论，并对其不实程度进行评估，最终划分等级；网络谣言和恶作剧，如Storyful网站就专门针对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围绕社会热点事件展开的、具有高关注度的用户生产内容（UGC）进行监测与核查；特定的话题或争议事件，如乌克兰基辅莫希拉新闻学院发起的StopFake就属于高度聚焦的核查项目，只针对乌克兰危机展开事实查验，类似的还有针对欧洲难民危机的报告展开的核查等。总体而言，如果说“事实核实”更加关注新闻报道本身的准确性，那么“事实核查新闻”关注的则是那些“声称的事实”的“真伪”性质。

    第三，核查方法和手段不同。传统的“事实核实”主要依靠人工核查，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核对、消息源的再次确认、报道中逻辑的推断等手段确保报道中信息的真实和准确。事实核查新闻也沿用了传统的核查方法，像Snopes.com和PolitiFact.com等网站依然主要使用人工手段进行事实核查。然而，面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人工核查难免力有不逮。为了提高核查效率，不少事实核查项目积极推广自动事实核查，尝试运用新的信息技术如数据挖掘、超链接、智能算法、复杂系统模型分析等来自动识别和监测网络中的错误信息，如Storyful就利用Newswire系统对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突发信息进行监控和扫描，快速寻找新闻突发事件并获得相关信息。其开发的Truthy系统“每小时能够对Twitter用户发送的数千条微博推文进行分析，识别其中反映出的用户行为模式以及传播的观点等”。④ 

    事实核查新闻面临的质疑与挑战

    事实核查的认识论质疑

    乌辛斯基（Uscinski）和巴特勒（Butler）认为，事实是外在于价值体系的，是符合实际的真实陈述，且不被关于事实的阐释所支配。与事实的明确性相比，政治的主题却往往是复杂的、模棱两可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政治声明本身就是包含着预设立场和价值观的，所以并不存在真正纯粹的关于事实的政治辩论，事实本身已经明确到无需争辩。

    因此，不少批评者认为，事实核查者抱有“朴素的政治认识论”⑤：他们试图对那些包含着观点或意识形态的主观问题作出决定性的事实结论，把原本属于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置于事实的框架之中。实际上，人们很难验证那些承载价值观的政治主张是否与现实相符。将政治言论中的事实剥离出来加以评估和查验，这难免会低估政治话语中所承载的价值。《华尔街日报》就公开反对事实核查，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闻业的某种趋势：“试图将所有政治辩论重新塑造成谎言、错误信息和‘事实’的问题，而不是世界观或原则的分歧。”

    事实核查新闻可能中立客观吗？

    绝大多数的事实核查机构和项目都声称自己是中立客观的，如FactCheck网站就宣称其“旨在减少美国政治中欺骗和混乱的，无党派性、非盈利的选民权益的倡导者”。“中立”“无党派”“维护公众的知情权”……似乎已经成为事实核查新闻获得用户信任的基本条件。那么，事实核查新闻是否能够客观评价政治主张的真实性呢？

    何种言论才能成为事实核查新闻的查验对象？PolitiFact的编辑在《纽约时报》关于2016年总统大选的评论中做出这样的回应：“我们不会对候选人所说的每句话都进行查验，而是关注那些吸引我们眼球的重要信息、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或潜在的有用信息。我们的评级也不是为了具有统计上的代表性，而是为了显示一段时间内的趋势。”⑥不难发现，事实核查新闻依然没有摆脱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逻辑，“吸引眼球”“新闻价值”依然是“重要信息”的评判标准。有研究发现，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从2015年10月下旬开始，Fact Checker专栏对获得民众高支持率参选人的报道数量就持续高于低支持率参选人的报道数量，报道对象明显地不断集中。参选人在选民调查中支持率越高，Fact Checker就越倾向于关注该参选人的不实言论⑦。

    事实核查新闻能够纠正公众的认知偏差吗？

    经典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曾提出“意见的自由市场”的观点。在一个理想化的意见市场中，对立的观点相遇、争辩，虚假主张和谬误会遭到质疑并退出市场，最终形成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描述。然而，现实境况却大有不同，即便错误信息被揭穿和纠正，意见市场依然存在“失灵”的可能。艾米丽·索尔森（Emily Thorson）指出，意见市场的“失灵”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部分公众可能并不相信对虚假信息的纠正，反而保持他们对错误信息的信念，即“信念坚持”（belief persistence）⑧。例如，即使面对大量确切的证据，依然有许多人坚信奥巴马是穆斯林。对修正信息的抵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往往基于自己的固有观念和信仰来判断信息的真伪，与其观点相悖的新信息尽管符合事实，却并不受欢迎。这说明，事实会影响人们的态度，态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于事实的选择。

    第二种，当人们接触到错误信息之后，即使这些信息得到有效纠正，并且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它们依然会产生持续的效果，继续形塑人们的态度，从而产生“信念回声”（belief echoes）⑨。这种“信念回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生成：

    首先，情感性信息（affected charged information）可能产生“信念回声”。当人们暴露于错误信息之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应。但是，对应的纠正性信息并不会让人们产生同等强度的情感反应。以政治信息为例，对错误信息的纠正往往会以“否定”的方式进行表达，但这种“否定”并不能消除人们对错误信息的情感反应。由于错误信息和纠正信息所产生的情感反应并不对称，这就导致人们对某一候选人的综合评价可能更多受到最初的错误信息而非纠正信息的影响。

    其次，协商性的信念回声（deliberative belief echoes）。当人们接触到新信息时，会通过构建心智模型来解释该信息。即使该信息不再被人们相信，这种心智模型也可以持续存在并影响人们的态度和对相关信息的评估。人们有可能认为，尽管这条信息是错误的，但是其他相关的负面信息更有可能是真实的。例如，在政治选举中，如果选民听说某候选人被指控欺诈，他可能会认为指控的出现是因为该候选人并不值得信任或腐败等原因。尽管该指控被证明无效，但是选民通过错误信息所形成的推论仍然存在，它们将继续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评估。

    “信念坚持”和“信念回声”的存在，推翻了事实核查人员的某种隐性预设：一旦我们纠正了错误信息，它们将不再影响人们的态度和偏好。这说明，当人们接触到错误信息之后，即便是高度可信的事实核查也无法完全消除错误信息对人们态度的影响。这些效应的存在无疑会让事实核查新闻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结语：真相是“后真相”的解药吗？

    面对“后真相”带来的行业危机，西方新闻界选择通过事实核查来重现真相，重拾公众对事实的信心，重塑新闻业的权威。事实核查运动的繁荣背后似乎暗含了这样的预设：事实和真相才是“后真相”的解药。然而，事实核查新闻的有限传播效果却让这个看似逻辑自洽的判断有些站不住脚。

    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科林·怀特（Colin Wight）认为，“后真相”涉及“生产领域”与“接收领域”两个方面。生产领域的各种乱象，如政治家的谎言、编造事实、宣传甚至胡说等，并不新鲜。说谎并非政治的失常，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甚至创造了“高尚的谎言”一词，用于指涉精英为维持社会和谐或推进议程而故意宣传的虚假信息。怀特进一步明确指出：“后真相的生成不是在生产领域，而在接收领域”，“谎言、宣传、废话从来都是政治的一部分，改变的是公众如何回应它们”。⑩在“后真相”的接收领域，事实核查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人们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文化、信念、阶层等来明确身份，达成共识。对于那些符合其文化价值观的信息，人们会形成认同感，并将其视作真相。至于事实究竟如何、是否准确，已经无关紧要。

    面对社会的分化和传播的群落化，仅仅依靠“事实核查”或许并不能挽救“后真相时代”新闻业的颓势。对于新闻业而言，不仅要谨慎地查验事实、不懈地寻求真相，更需要思考在新的技术条件和传播形态下，如何重塑自身作为开放的社会论坛的功能，呈现不同群体的观点，推动群体之间的对话，促进共识与认同。正如潘忠党教授所呼吁的：“新闻业的使命就是活跃公共生活中的‘明亮的对话’，并以此在‘人人可为记者’的网络媒体时代获得自救。”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1YJC860060）；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wvm09025)。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Elizabeth, J. Who are you calling a fact checker. 

    https://www.americanpressinstitute.org/fact-check-ing- project/fact-checker-definition/

    ②Graves，L. Deciding What’s True: Fact-Checking Journalism and the New Ecology of News.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1283383907pqorigsite=gscholar. 2013:18

    ③史安斌、饶庆星：《事实核查类新闻的兴起:救赎还是纵容》，《青年记者》2016年第6期。

    ④郑晓迪：《西方新闻事实核查的研究与应用成果引介》，《编辑之友》2018年第1期。

    ⑤Uscinski, J. E., & Butler, R. W. The epistemology of fact 

    checking.Critical Review, 2013, 25(2), 162—180. 

    ⑥Drobnic Holan, A. All politicians lie. Some lie more than 

    other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5/12/13/opinion/ campaign-stops/

    all-politicians-lie-some-lie-more-than-others.html 

    ⑦虞鑫、陈昌凤：《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生产逻辑与效果困境》，《新闻大学》2016年第4期。

    ⑧⑨Thorson, E. Belief echoes: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orrected misinform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6, 33(3), 460-480.

    ⑩Wight, C. A Robert De Niro Theory of Post-Truth: 

    ‘Are you talking to me? Retrieved from 

    https://posttruthinitiative.org/a-robert-de-niro-theory-of-post-truth-are-you-talking-to-me/

    潘忠党：《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一个以“副文本”为修辞的视角》，《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