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从上世纪60年代到今天，三位老典型经历了“事迹—精神—文化”的三度建构过程，他们不仅是时代的符号，也蕴含着超越性的精神价值，更构成了当代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老典型所代表的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捍卫、对党性原则和价值取向的遵循，都是其不断建构的价值和内在动力。
典型报道 时代变迁 典型建构
典型报道是我国特有的新闻报道方式。它通过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事进行重点报道，来揭示其典型意义，并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或教训，从而引导舆论，教育人民，推动工作。
典型报道是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新闻工作中的反映，同时，典型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帮助形成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内部认同，成为民族文化整合的动因。焦裕禄、甘祖昌和谷文昌，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经媒体宣传而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三位老典型多次被媒体报道、反复宣传，形成了典型报道中的“复调音乐”。不同时代语境中权力话语和媒介话语通过交涉互动完成了对典型人物的宣传报道，使典型人物的形象和内涵被多次建构，最终成为一种文化力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一度建构：典型人物的示范功能
人们提起焦裕禄、谷文昌、甘祖昌（及其妻子龚全珍），可能还会联想到雷锋、王进喜、孔繁森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典型人物存在于历史的记载以及人们的记忆中。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然而，只有当他们被塑造为典型人物后，才真正拥有了跨越时间的生命力。在媒介化社会中，典型人物无一例外地是经由大众媒介建构而成的，而以上三位“老典型”，首先都是由新闻报道塑造出来的。
焦裕禄是河南省兰考县原县委书记。1962年12月至1964年间，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的领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1964年病逝。河南日报记者立即组织了对当时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采访，由新华社记者撰写了2100字的通稿，在当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河南日报在收到电稿后，赶写了《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的社论，在11月22日一版与消息一并刊登在头题位置。
1966年2月6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穆青等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7日上午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70分钟的时间向全国播发了这篇通讯。播出后反响强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撤销了原来的文艺节目和专题节目，于当晚21点重播，这在我国广播史上是罕见的。全国各大报纸都相继发表了这篇通讯，人民日报从2月9日到3月3日发表了《要有更多这样的好干部》《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最有力的领导》等7篇社论。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标志，焦裕禄从一个地方性的先进人物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典型，家喻户晓，人人称颂。
甘祖昌是著名的开国将军，先后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当农民，带领家乡人民建设新农村，直至81岁身故。甘祖昌的事迹在当时就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大力赞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新闻媒体也纷纷宣传报道。1960年10月18日，江西日报3版以整版篇幅刊发了长篇通讯《老红军的本色——记甘祖昌少将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三年》，同时配发图片和短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12月3日，江西日报又在头版刊发了甘祖昌撰写的《和青年人谈农村的远大前途》的文章，在3版发表了《中共莲花县委号召全县农村工作干部学习甘祖昌同志献身农村建设》的通知，刊登了甘祖昌妻子龚全珍介绍甘祖昌生活作风的文章《甘祖昌同志生活二三事》，同时用连环画的形式连续报道了甘祖昌同志的感人事迹。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江西日报还开辟了《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的专栏, 陆续发表革命前辈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事迹。一系列文字、图片报道使得甘祖昌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甘祖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事迹被编入了小学、初中课本，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谷文昌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他1950年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了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畏艰苦，实事求是，带领东山县人民苦干14年，终于把一个荒岛变成了宝岛。他用自己的言行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敬仰，“先祭谷公，后祭祖宗”在东山相沿成习。1963年，谷文昌代表东山县在福建省全省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发言《用革命精神改造自然建设海岛》，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号召福建全省沿海地区要有更多的东山县。福建日报也对谷文昌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这三位老典型基本上都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其典型形象的一度建构。作为时代典型人物，他们的一度建构也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按照某些研究成果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66年“文革”前是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时期,典型人物报道不仅在报纸上一直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而且成为判断报纸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①
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此时的宣传语境首先是在反思基础上对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强调：如1959年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发挥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5月1日，刘少奇对人民日报作了指示，严厉批评浮夸风，要求报纸上的文章必须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此时的重要任务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强调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信心，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争取国民经济好转。
文件、会议、讲话等代表国家意志的权力话语直接影响了媒介的议题设置和典型人物的框选。在这一大背景下，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自己身上，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先进行调查研究的焦裕禄；放弃将军身份当农民，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的甘祖昌；不畏艰险，不怕失败，带领百姓积极改变贫困面貌的谷文昌，他们的事迹既符合党的宣传工作之所需，又成为引领时代精神之所向，因而成为典型宣传的对象。
穆青、冯健、周原在谈《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采访心得时曾提到，典型即普遍意义＋特殊意义＋现实指导作用“三合一”。那么，在一度建构的阶段，现实指导作用是这三位“老典型”身上的主色调，其传播效果也以“榜样示范”为主要诉求，典型宣传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其进行褒奖和肯定，更重要的还在于，媒介话语要以“典型”为中介，强化公众对于时代导向的认知，即通过典型人物给受众提供一个照着做的范例——可模仿性和可操作性成为典型人物的第一要求。
因此，一度建构下的典型人物是通过感人的“先进事迹”达到传播效果的：如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的事迹、甘祖昌不忘初心献身国家建设的事迹、谷文昌战天斗地变荒岛为宝岛的事迹，都由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事例构成，有着强烈的示范意义和可操作性。而在典型人物相关社论和学习文章、学习材料中，焦点也放在了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上：如1975年4月29日，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关于在全省开展学习甘祖昌同志革命精神的决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学习甘祖昌同志先进事迹的活动，提出要像他那样忠于党的事业,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江西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省委这一决定，并配发社论。1966年2月10日，河南日报刊发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号召大家学习焦裕禄“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深入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和相信群众以及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些评论把典型人物的先进性归结为某种“革命精神”，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等，先进事迹则是革命精神的具象化，典型人物则是革命精神的践行者，是社会价值导向的化身，在传播效果上强调的是其社会行为的示范效果。
二度建构：典型人物的“图腾化”之始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国家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十年“文革”使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改革带来的多元化思潮也让一些人对党的领导产生怀疑，于是党中央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日程，老典型们被再次提起。
时代语境的变迁使典型报道的话语模式发生改变：从客观上说，随着经济建设步入正轨、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三个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的产生环境——恶劣的自然环境、贫乏的物质条件、落后的生产水平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植根于先进事迹的“榜样效应”似乎也失去其带动作用；从主观上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也有少数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于是，“不合时宜”的论调甚嚣尘上，甚至出现了兰考某任县委书记“我一听你们说焦裕禄精神就烦”这样的恶性事件。由此，老典型的二度建构任务就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的变化（改革开放），用新的话语序列解读老典型，从而将公众的注意力指向新的时代议题之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进干部作风），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公众依据新的话语序列思考问题。于是，老典型们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图腾化”之路。
谷文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1年6月20日，福建日报发表报告文学《种子——东山人民怀念谷文昌》，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宣传报道谷文昌带领东山县人民改变恶劣自然环境的事迹与功绩。1991年5月8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刊发长篇通讯《共产党人的丰碑——记党的好干部谷文昌》。1990年至1991年，福建省委、漳州市委、东山县委分别发出《关于开展向谷文昌同志学习的通知》《关于开展向谷文昌同志学习的决定》《关于发扬光大东山保卫战精神与谷文昌精神的决定》等文件，这是“谷文昌精神”的首次提出，也是谷文昌“图腾化”之始。
在权力话语的大力推进下，“谷文昌精神”在主流媒体日渐突出和清晰。福建日报从1991年2月18日起先后推出7个《弘扬谷文昌精神特刊》（《我熟悉的谷文昌》《精彩回放·讲述谷文昌的故事》《睹物思人见精神》《山河巨变慰斯人》《历史的印记》《县委书记的心声》《先敬谷公后祭祖宗》）；1991年2月25日，福建日报又在头版刊发长篇通讯《谷文昌精神在福建》。而谷文昌精神的内涵，则被概括为五句话：“四海为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心系群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团结进取，务实拼搏，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扎根基层，尊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焦裕禄也是如此。1990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河南省委作出《关于深入学习焦裕禄精神的决定》，“焦裕禄精神”被正式提出。7月9日,河南日报迅速转载了这一文章，并在其后的若干年里组织了《不朽的丰碑 光辉的榜样——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三十周年》《焦裕禄精神在中原大地》《学习焦裕禄的好干部》《继承和发扬焦裕禄精神》等专栏和社论，“焦裕禄精神”在媒介话语和权力话语的双向互动中被固定下来，成为民族、国家和时代精神图腾的一部分。
典型人物的“图腾化”使其脱离了其生成的具体环境、时代条件的限制，成为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的精神符号，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典型仍然发挥着道德示范的作用，从而实现整合社会力量和规训公众行为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某种“精神”命名的图腾化典型，也在不断丰富着党的建设工作的内涵，构建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范式——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市场主义不但消解着传统社会中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 “纲常”本位的道德体系，还冲击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体的社会主义价值和伦理。而典型身上的忘我、奉献、利他等特性犹如灯塔般牵引着公众的道德人格，防止党的宗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偏离航向。
当然，老典型要真正完成二度建构，还需要在“典型人物”（事迹）和“典型符号”（精神）之间搭建一座桥梁，那就是对典型符号（精神）内涵的提炼和解读，笔者对媒介话语中对老典型精神内涵的解读做了简单归纳（见下页表）。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媒介话语一直没有停止对老典型精神内涵的提炼和解读，这些内容基本都存在于评论员文章或者社论中，因此它不仅仅是表明媒介的立场和态度，更是对权力话语的一种积极回应。我们发现，经过二度建构的典型人物们，其精神内涵除因个人事迹的不同而略有差异外，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二者的叠加，一头牵连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正向精神，一头绾束着党建工作中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重要内容，这是权力话语与媒介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典型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引导认知、塑造态度、规训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推动着典型从示范引领的“先进人物”升华成为具有超越性和普适性的“精神符号”。
三度建构：典型人物的道德文化转向
2013年7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与活动同步，在权力话语的强力推动下，焦裕禄、谷文昌、甘祖昌等老典型的宣传报道不仅再次大量集中出现，而且其内涵解读更加明确和清晰，并成为社会各界评价党政干部政治标准与道德水准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2015年1月12日，习总书记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他称谷文昌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为官从政的典范，并将谷文昌精神进一步升华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之后，有关谷文昌的报道大量出现。21日，福建日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精神，在一版推出长篇通讯《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追记人民的好书记谷文昌》，并配发评论《牢记“四有”》。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推出报道《“四有”书记谷文昌》，并配发评论员文章《闻鼙鼓而思良将》，同时4版要闻版用整版刊发了长篇通讯《人生一粒种 漫山木麻黄——谷文昌的生前事身后名》；8日、9日、10日、13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又接连刊发了4篇系列评论“谷文昌给干部留下了什么”；14日，4版要闻版再次用整版刊发关于谷文昌的长篇通讯。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河南省期间，赴兰考缅怀焦裕禄，并在4月1日召开的兰考县干部群众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首次总结出焦裕禄同志“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20字精神。河南日报在4月5日就刊发消息《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活动》，并在5月14日全文转载了习近平的讲话。河南日报组织了《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专栏，并将宣传报道与科学发展观和中原崛起等时代主题紧密结合。2013年7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开始，兰考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批活动的联系点。围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宣传焦裕禄为主题的文章大量涌现。201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习近平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 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继续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长篇报道。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说：“我之所以选择兰考作为联系点，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因为兰考是焦裕禄同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3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抓作风必先强党性，做焦裕禄式好干部》。同月，河南日报则推出了系列评论，《像焦裕禄那样一心为民》《像焦裕禄那样真抓实做》《像焦裕禄那样敢于担当》《像焦裕禄那样科学求真》《像焦裕禄那样艰苦奋斗》《像焦裕禄那样廉洁奉公》，并以《焦裕禄精神光耀中原》系统总结了领导干部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思想成果。
这一阶段甘祖昌将军及其遗孀龚全珍的报道可以视为甘祖昌典型报道的延续。2013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本色——甘祖昌将军夫人龚全珍的故事》；8月，新华社发表通讯《并蒂莲花，暗香盈世——甘祖昌将军和夫人龚全珍的故事》，从中央媒体发起了对甘祖昌及其遗孀龚全珍的集中报道。江西日报社派江仲俞等记者参加龚全珍同志先进事迹采访报道。5月30日，江西日报在A1版推出了万余字通讯《本色不改，信念永存》，之后，陆续刊发了报告文学《老伴——听龚全珍讲甘祖昌的故事》和一系列评论文章。此后又在A1版开设《学习龚全珍、一心为人民》和《信仰的力量大讨论》专栏，刊发了大量关于龚全珍生动鲜活的报道以及各地各单位学习龚全珍事迹的动态报道。龚全珍老人还把她积累的40本日记本，交给记者整理，16个版的《龚全珍日记选》很快在江西日报推出，之后人民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龚全珍日记选》单行本，成为江西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读本。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甘祖昌将军的夫人龚全珍时说：“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我当小学生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农民，我们深受影响……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在头版以《习近平：向龚老前辈致敬!》为题进行了报道，后新华社、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又有相关报道和评论30余篇。关于甘祖昌精神的具体内涵，2016年9月，江西日报消息《“我们都来弘扬甘祖昌精神，就没有做不好的事”——鹿心社瞻仰甘祖昌旧居并看望龚全珍》中，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鹿心社将之总结为“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一生为党、一心为民”。
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同步，老典型也在权力话语和媒介话语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三度建构，与二度建构不同之处有三：
第一，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呼应，老典型不仅报道数量再次出现高潮，在报道规格上，由于中央媒体的强势介入，规格再度提升。
第二，在典型人物“图腾化”的道路上，三度建构不仅走得更远，而且有了质的升华，这主要体现在权力话语直接对典型人物精神内涵进行阐释，从而使典型人物的精神内涵有了“一锤定音”式的标准界定：谷文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甘祖昌“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一生为党、一心为民”。2014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谷文昌同志的事迹同焦裕禄、杨善洲同志的事迹一样，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坚强党性、远大理想、博大胸怀、高尚情操。这说明，三位老典型精神内涵在理论意义上的一致性也被权力话语确认。这为其精神内涵研究的体系化、学理化提供了起点，丰富了当代党建理论研究的内容。
第三，典型人物及其图腾化内涵从媒介话语和权力话语的对象，逐渐转变为话语本身，成为我国构建先进精神文化、道德文化的一部分。焦裕禄精神、谷文昌精神、甘祖昌精神，作为一种话语模式，不断出现在公共话语体系中，构成一个意义评价空间，如江西日报《以甘祖昌为镜》；新华社《一面穿越半个世纪的“明镜”》；河南日报《对照焦裕禄 干部要六问》《以焦裕禄为镜 在点滴中坚守》；福建日报《以谷文昌为镜》等，都使用了“镜”“照”等词汇，这说明三位老典型所蕴含的人物、事迹和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评价功能的固定话语，用以评判党政干部甚至民众政治觉悟的有无、道德水准的高低、工作作风的优劣。至此，三度建构的老典型们已经实现了道德文化的转向，并进入到公共话语体系中，拥有了持久的话语价值。
从上世纪60年代到今天，三位老典型经历了“事迹—精神—文化”的三度建构过程，他们不仅是时代的符号，也蕴含着超越性的精神价值，更构成了当代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不同时代语境中权力话语和媒介话语的交涉互动，是老典型们不断建构的外在动力；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老典型所代表的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始终捍卫和树立、对党性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本遵循，则是其不断建构的价值和内在动力——当然，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人物，其必然和应然的走向和结果。从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树立的第一个劳动模范典型人物吴满有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典型人物虽然不可能全部被公众记住，但他们始终在“塑造一种理想，传播一种意象、观念或思想，释放一种力”②，并成为时代道德文化甚至国家伦理的一部分，强化着公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塑造着公众健全、良好的道德人格，不断促进着现代道德范式的确立。正如一家外国报纸称道的那样：“榜样的潜移默化正在成为中国人需要站到前沿时可以掏出来的精神储备”“榜样教育将继续成为人文社会里一份永久的精神典藏”③。
（作者系郑州师范学院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盛芳、张文杰：《典型人物报道与政治文化传播》，《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②朱清河、汪罗：《权力视野中典型报道的媒介形塑及社会效能》，《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③转引自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