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围绕别人不擅长或者不敏感的专业领域深挖细磨,才能获得制胜的法宝。行业媒体应从专业角度出发,寻找一手素材、挖掘事件真相、采写独家报道、把握舆论先机,从众多相关报道中脱颖而出。
2017年7月20日,一场振聋发聩的中央问责风暴,揭开了甘肃祁连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盖子。此事件给国土资源新闻宣传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该领域的权威专业媒体,中国国土资源报如何从专业角度出发,寻找一手素材、挖掘事件真相、采写独家报道、把握舆论先机,体现行业媒体的独特视角,从众多报道甘肃祁连山事件的新闻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务之急。
2017年8月中下旬,在问责风暴刚刚“满月”之际,我用时4天,行程700余公里,实地探访了处于“风暴”中心的甘肃张掖,尔后撰写的调查性报道——《甘肃祁连山:问责风暴下的生态突围》,有幸在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得一等奖。
满载着压力的采访之路
处于风暴旋涡中的甘肃省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负责人,是我采访计划里的重要采访对象。与他们的交流,直接关系到此次采访的最终结果。原定的采访计划能不能顺利实现?想去实地察看现场能不能如愿?拟定的受访对象愿不愿意和我敞开心扉聊聊?能不能得到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所有揣测与不安,都在双脚踏上陇原大地的那一刻起,愈发明显起来。
高林俊是我抵达甘肃后见到的第一位官员,这位张掖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痛彻心扉”。
在前后两次采访过程中,他没有照本宣科,也没有高谈阔论,而是不断反思、自责:“甘肃人的‘母亲山’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此后对张掖各级国土资源系统工作人员的采访中,我都能感受到此次事件对他们的触动之大。“痛定思痛”“知错即改”“刮骨疗伤”“抓铁有痕”“只争朝夕”,这些词汇在这里有了最生动的诠释。
第二次见到高林俊,是在张掖采访的最后一站——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那里是高林俊的老家,也是他成长的地方。他和我讲了一个故事:邻居家牧民老妈妈住的老毡房墙篱年久失修,可她宁愿花钱请人用工程材料整葺,也不肯就地取材用草做帘来修复。“这里的牧民,怎么舍得看着生养他们的这片草原千疮百孔。”我能体会到,作为土生土长的肃南人,高林俊和这里的老百姓,对祁连山的一草一木都有着近乎痴情的爱。
在结束张掖的行程以后,我回到兰州采访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王忠民,在交流沟通中,我切身感受到了他肩头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这其中,既有来自中央问责的压力,也有源自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方法、进度、成效的使命感。“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我们,这既是压力更是动力。抚平‘母亲山’身上的伤疤,没有捷径可走,更没有后路可退。”这是采访中王忠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令我欣慰的是,和甘肃省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负责人的沟通过程中,他们敞开心扉、开诚布公地聊了很多。更多时候,他们没有把我当成一名记者,而是像老乡、兄长、朋友那样,或面对面坐着,或肩并肩走着,侃侃而谈,我也从中收获了不少独家资料。
初战告捷令我信心倍增,本以为此次采访的最大难关已经度过。可谁曾想,各种始料未及的困难在采访过程中出现,令我措手不及。
蹚行漩涡中心深水区域
盛夏时节的祁连山美若画境,可背负沉重采访任务的我却无心留恋美景。
从张掖境内进入保护区,向西北到达酒泉,而后跨过山脉进入肃南。一路下来,走过戈壁、翻过雪山、穿过丛林、跨过草原,我几乎走遍了保护区张掖段内和此次采访有关的山川、河流和谷底。我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保护区内的矿山关闭后,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工作进行得到底咋样了?
刚开始的实地探访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先后去了凯博公司马蹄煤矿、神麒矿业烧柳沟煤矿等5个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工程项目区。这些项目修复治理得很漂亮,在植被覆盖之下,若不是旁边树有项目公示牌,外人很难发现先前开矿留下的痕迹,可以看得出相关部门对此下了很大工夫与气力。
但是,这些却不是我最关心的。这5个项目海拔较低,对其进行修复治理并没有太大难度。事实上,我对这些项目“不感冒”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们有点“大路货”——只要有媒体来采访,当地有关部门就会把记者带到这些地方来。这对于想挖独家资料的我来说,没有太大诱惑力。
因此,在看完这些项目以后,我直截了当地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祁丰分局局长罗成说:“我要去大海。”
我想去的大海,是指大海铜矿。它的“名气”很大,不仅因为这个勘查项目多次被新华社等媒体暗访曝光,更因为它的所在地横跨保护区核心区,而这恰恰是国家明令禁止矿产开发的区域。
对于去大海铜矿,罗成是犹豫的,原因在于8月份的祁连山气候多变、雨雪无常,影响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太多。最后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答应了,但是明确要求上山途中务必一切听他指挥,不要贸然行事。
可谁曾想,一行人刚一进山就被泼了一盆冷水:由于前几天的连续大雨,山路被雨水汇聚形成的激流冲断。路没了,车辆过不去,罗成建议还是不要去了,或者等几天再上山。可是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就算没有车,我用双手双脚爬也要爬上去”。
没有办法,罗成挑选了车队里车况最好的车辆自己驾驶,大家挖沟填石、掘土探路、推车前行,足足用了1个小时才克服了断路的困难。因为只有这一辆越野车,其他人员和车辆无法继续前行,只能在原地等着,而我们则在没有任何后援和补给的情况下,单车前往大海铜矿。
前往矿区的路异常艰险,车辆沿着2米多宽的陡峭山路缓慢前行,车轮右侧就是悬崖峭壁,而左侧则不时有滚石倾下。到达大海矿区后,车内温度计显示车外气温已经降到﹣4℃,而我和罗成仅穿短袖T恤,我俩就这样在寒风和低温中聊了许久。罗成向我介绍了眼前这片绿色有多么来之不易。在和他的交流中,我对这个40多岁、皮肤黝黑的汉子,平添了几分敬意。
此后,我们徒步前往海拔4300多米的七一冰川,查看矿产勘查开发对冰川消融以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路途中,我们遇到了缺氧等困难。队伍中一位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的女同志,一度出现身体严重不适的状况,但最终也咬牙硬挺着坚持走完了全程。
现在回想起来,在祁连山高海拔地区的采访仍然让我心有余悸。但此后接二连三出现的采访阻力,却让我感到,心理上的焦虑与压力远比身体上的疲劳和伤痛更折磨人。
那群不该被忽视的人
初次见到马占兵,是在县城他开的小铺门口。这位牧民憨厚朴实的笑容,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听说我来采访,他拉着我说:“走,我带你去我以前放牧的牧区看看,那里开了个矿。”
马占兵说的矿,是指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昌乐石灰石矿。长达11年的露天开采,让矿区的山体遍体鳞伤。2016年12月,昌乐石灰石矿闭矿开始生态环境修复整治。我去之前几个月撒下的草籽,那会儿刚刚吐露新芽。
“我在这里放牧十几年,眼看着这里从草原变成了矿区。”出于保护目的,项目区被铁丝网圈了起来,马占兵却一下子翻了进去,只为了捡拾项目区里不知被谁丢弃的矿泉水瓶。因为这次翻爬,他的裤子被铁丝网露出的铁线头勾出一条长长的口子,但他却浑然不知。在我的提醒下,他憨憨地一笑,说没事,回去补补还能继续穿。
我说起了这次中央问责,马占兵有些茫然,他只说希望能把原本绿油油的草原再弄起来。临走之前,他站在铁丝网外怔怔地望着这片绿芽,久久不愿离去。回去的路上,我和高林俊说,能不能帮我联系原昌乐石灰石矿的矿主,我想和他聊聊。
在几番争取劝说之下,原昌乐石灰石矿的矿主袁晓最终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他说,他原本一万个不愿意来见我,一是不想再提起这事,二是怕说错话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与袁晓面对面的交流中,我更多时候是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听他讲述故事,听他诉说遭遇。结束了采访已是晚上10点多,我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个“约会”——采访国有地勘单位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勘察院负责人。和袁晓不同的是,他们对于记者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与期待,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地调所副所长、矿权办主任等5人悉数到场。
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余君鹏很健谈。作为一名年轻的领导者,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带领单位转型发展谋出路。在这方面,他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新闻素材。
但这样的好运气,在与驻甘某央企负责人的多次沟通中没有再次降临。任我怎样劝说,这位负责人就是不愿意与我面对面聊聊,他希望我能理解他的苦衷和无奈。最后经过多方协调,他通过别的渠道将想说的话通过微信转发给我,也算让我的采访画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
事实上,无论是老百姓、国有地勘单位领导者还是国有或私营矿业企业负责人,在这场事件中,他们才是一线亲历者,也最有发言权。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未来发展之路,理应成为报道生态环境整治之外的焦点。
在其他媒体将报道重点放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时,行业媒体只有围绕别人不擅长或者不敏感的专业领域深挖细磨,才能获得制胜的法宝。回到北京后,我翻看采访本、听采访录音,愈发体会到为他们发声、反映其真实诉求,理应成为写稿的重点,这也是一名记者的义务、责任与担当。
此外,回想整个采写过程,我深深体会到,一件深度报道作品的背后,凝聚了集体的实力,这来自于一支高效、务实、团结的团队。从前期社长、总编辑等报社领导围绕此次采访多次召开策划选题会,到采访中报社驻甘肃记者站站长王锋积极帮忙协调解决采访相关事宜,再到写稿期间编委会编委、总编室的领导和同事提出宝贵意见,都为我提供了帮助与支持。
这次采访,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但更是一次极其珍贵的体验。它让我意识到,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绝不仅是嘴上说说、笔上写写这么简单。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其中的逻辑规律,及时总结推广其中的鲜活经验,才能使甘肃祁连山重现昔日蓝天、碧水、雪山、冰川、林海、草原交相辉映的景色。常怀敬畏自然之心,用心感知生态的力量,这或许就是这篇报道能够打动读者和评委的真正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责任编辑:王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