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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费伟伟，我的同事、芳邻和领导。因为冯小刚那部电影《手机》，张国立演的那个费墨火了，大家便也笑称他为“费老”。
其实费老是有赤子心的，瘦筋筋的他，似乎不大食人间烟火。白云苍狗，世事沧桑，他不太抬眼看窗外，总是俯就着一支秃笔、几页稿纸，盯个不休、想个没完、议个不停，偶一抬眼也是说稿子，不管不顾，好的坏的直抒胸臆，有时还不那么通人情世故。他在谈稿子的时候，并不在意你是谁，你的五官估计在近视的费老眼里，是全然模糊的，只有稿子栩栩如生，骨骼腠理看得一清二楚，被他用手术刀庖丁解牛一般切割，“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试图去赘生肌，让手下的“牛”从疲疲沓沓变得虎虎生风，或从健硕走向更健康，他则满足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
很有点鲁迅所称“荷戟独彷徨”的味道吧。
虽然他做过若干年记者，但更多的精力是在编辑。从前，范总敬宜出过一本《总编辑手记》，也是苦口婆心兼苦心孤诣，从细部入手解说人民日报的办报之道。而手中费老这部《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可以看成是一部“主编手记”。
我们正在经历信息传播的重大转折时代，编辑的角色正在不断被弱化。有网站提出一句广告语，“让人人都成为编辑”，最终其实就没有编辑。而今的一些门户网站，干脆就让机器当了编辑，诸如算法推荐之类。让机器计算热点，算计你的喜好，其结果是公众的大脑被算法推荐的各路无聊甚至低俗的信息“喂食”、操控并塑造，让“你”变得偏执甚至猥琐，你不再是“你”，而是消耗流量的终端而已。被算法选中的受众，人性弱点成了商家变现的利器，思想被随意揉捏。在这样的时代，优秀编辑的力量更加弥足珍贵。
人民日报向来拥有一批为业界称道的老编辑，一群目光炯炯的“庖丁”。他们的政治智慧、责任担当和过人才情，让报纸的版面和报道熠熠生辉。
费老，便是其中独特的一位。
编辑是指挥家，是策划师，手中有点石成金的魔杖。记者出了稿子，会眼巴巴地盯着最终的见报稿，有时往往“面目全非”，看着看着，记者心底有时佩服，有时汗颜，有时郁闷。一个优秀的编辑，不光能剪去枝枝蔓蔓，有时更是一篇好稿的“教父”，从出选题到修改、定稿，所花心血有时不比记者少。版面留下了记者大名，而编辑则满足地隐没于报道背后。时间长了，不光当事人，连历史都淡忘了编辑的贡献。
费老这部书的价值，就在于条分缕析了诸多见报稿件的“前世今生”，把一篇篇报道呱呱坠地的过程纤毫毕现，是有点“婆婆嘴”，不但凸显了编辑的匠心，更有那么一些党报记者从业教科书的味道。初入行的记者如果细细读了，或能初解党报记者写稿“三味”。
“双目”炯炯，荷戟彷徨，且看这位“庖丁”如何解牛
2018年的一个春日，读到费伟伟在本报地方部“业务研讨快讯”上刊发的一组文字：“说说采编中的几个问题”，就很能说明他的特点。读后的感觉，就有他在文中所引清人施朴华的一句形容，“倒戟而入，笔势轩昂”——而且特别的是，他可以在我们时常忽略的不经意处，像“荷戟彷徨”的战士那样，用剑戟细细去挑出“轩昂”的笔势。
读后，笔者忍不住向同仁推送。满纸老编辑的苦口婆心，却颇具可操作性，对年轻记者简直就是手把手的现场教学：好稿是怎样开头的、人物如何说话才真实，如何才能写出精彩的人民日报稿件。
这位费老，读书多也就罢了，喜欢咬文嚼字也就罢了，竟然能在工作性颇强的新闻稿中爬罗剔抉、寻章摘句，更能高屋建瓴、指点江山，让一群文字排着队鲜灵灵、浩荡荡地从版面走下来，重新接受检验……这份用心、这份才情、这份责任意识，这份努力“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的气度，让人佩服得很。对一个好编辑来说，你未必对他的每一笔处理都认同，但久而久之，佩服是水到渠成的。
眼下，不少记者对报纸的关切，往往是自己的稿子版面位置是否突出、标题是否醒目，至于字里行间，怕是连“写谁谁看，谁写谁看”的“惯例”都往往难以保证。然而，人民日报之所以能够成为舆论场的“压舱石、定盘星”，有站高望远、把舵定向的高层决策，有不辞艰辛、才华横溢的一线记者，也少不得要有如费老一般“慧眼”与“鹰眼”兼而有之的优秀编者。
人民日报向来有大家办报、大家评报的好传统，费伟伟此书，很多篇章是针对已见报的报道，他既张开“慧眼”选好稿、提优点，也凸起“鹰眼”挑毛病、说遗憾，还“揭秘”了不少稿件的“前半生”。因此，也不妨将之当成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评报”系列。
挑几个角度，窥其“双目炯炯”之所由来。
审时度势，怎样才算“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的大格局
“人民日报要办好，必须要顶天，要立地，要让党放心，也要让人民满意。人民日报的记者要带着问题写报道，要有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的高度”，老社长杨振武的“顶天立地”，道出了人民日报编辑记者应有的大局观。
费伟伟对此颇费了不少笔墨，还拿自己做了正反两面的典型。
“反面”事例是，他在1985年扎实采写了齐鲁大地拥军热潮的长篇通讯，却被当时总编室的一位领导否了，认为稿子虽是真实的，但从全局看就不能这样报道。虽然中越边境战争还没结束，但我们的方针不是要继续打，和平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才是当时的中心工作。如果人民日报突然出现一篇拥军备战的稿件，会向外界传递什么信号？
正面的则是，90年代他采访到中海油收购了印尼马六甲油田的部分权益，每年可从中获得约40万吨份额油。虽然对当时年产1.8亿吨原油的中国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他敏锐地感到，对贫油的中国来说，找到更多原油保障中国经济的引擎有充沛的动力，是个大问题。而党中央早就提出“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口号，鼓励中国企业到国外去获取宝贵资源。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首度从国外获取的原油尽管数量很小，但意义重大而深远。于是，一篇名为《中国的海外油田》的通讯发表，别具慧眼，唱响先声，引发业内强烈关注。
此外，费老还援引一些见报稿的疏失，比如在宣传某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时，提及每月扣发党员干部的一小部分工资，完不成廉政指标就充为罚款，引来不少舆论批评。他指出，这样的报道，有违背劳动法之嫌，不符合程序正义；而为了资助一个四川贫困生按时到清华报到，有热心人赞助他飞来北京，他又指出，扶贫不能过奢，何况正当社会上对助学基金被滥用已经非常敏感，报道失当就有可能火上浇油。
他的分析很中肯。在我国经济的转型期，经济成分多元，思想观念多元，社会复杂而充满矛盾。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变革的时代，因此，我们的思维也要适应时代的特点，要有政治敏感，看问题时站得高一点，想得深一点。对有的新闻要学会放在宏观背景下进行全面审视，全面衡量，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因而，具备宏观意识，是时代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只有具备宏观意识，才能避免微观真实，宏观失实。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堪堪点中了人民日报办报的肯綮，和老总编李庄的一篇小文章《快半拍 早一步》异曲同工。
有人问“新闻能否快半拍，早一步？”李庄认为不能简单回答，首先是要“摆正位置，审时度势”。“摆正位置，就是把新闻工作摆在适当的地方，党的新闻事业是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的武器。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早说或者晚说，出发点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归宿也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位置摆正，快慢问题就好解决，才能坚持正确导向。而审时度势，就是综观全局，瞻前顾后。“目的是快些、早些，出手却常常慢些、稳些，经过深思熟虑，确有把握而后动，鲁莽、草率、急性病必然误事。”
新闻人都明白政治家办报的重要，也清楚办报必须拥有大格局。那么，怎样才算是有大格局？大格局要如何养成？类似这样的“宏大”命题，费老非常善于用讲故事和实例一步步推演、推进并最终完成“宏大叙事”。几个事例娓娓道来，往往就能说得晓畅透彻，读者也就豁然开朗。如同岑参的诗句，“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稳稳地就把读者一步一步送到了“长安”。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腹中的采编典故积累极多，对老记者老编辑来说，这未必稀奇，但珍稀的是，他在采编的过程中，就在有意识地记录、保存这些“典故”，并及时进行归纳、分析；更珍稀的是，他自己也拥有这样的大格局，并娴熟应用于采编实践，特别是在编辑稿件时，时时让这双审时度势的“慧眼”发挥强大的效能。
如何体现新闻真实——从摒弃自然主义、主观主义，到问题意识与过程意识兼而有之
最近，有一篇人物报道，在民间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奥数天才坠落之后》，写当年的国际奥数比赛满分得主付云皓的坎坷经历，因为挂科，他只能从北大肄业，现在一所二本院校教书。这在作者眼里，远离学术的他，很不堪，很失败。结果被主人公付云皓发帖怒怼，《奥数天才坠落之后——在脚踏实地处》，“现在的我，正稳稳当当地一步一个脚印踩在基础教育的道路上……只想尽自己的力量，让初等教育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有水平”。结果，后文更受追捧，前文饱受攻击。一时间，新闻报道的专业程度广被质疑。
前文的作者是北大在读的大四学生、实习记者，一位曾经的高考状元，为了这篇报道，他也很花了一些功夫，连付云皓也不得不承认，“他很用功，值得表扬”。然而，由于立场预设为“天才坠落”，于是充满主观色彩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比如开头，“他一屁股坐在讲台前的椅子上，抚平呼吸、打开公文包、掏出讲义，像台机器似的熟练地往外蹦词儿，‘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圆幂的定义以及跟它相关的根轴和根心的概念……”还有结尾，付云皓正在谈未来对学术研究的追求，“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妻子催促他 ‘回去陪小朋友睡觉’……付云皓挠挠头，露出了一个抱歉的笑容”。
这样的描写，赤裸裸地充斥着贬损和不屑。
不由地想，倘若这报道落到费老手中，他一定不会让它轻易出笼。
且看费老书中对一些报道细节的评判。一篇“夜宿农家听民声”的报道结尾，原文是：
“不知不觉夜深了，被子很薄，里面的棉花很硬，烧了茅草的炕并不太热，把被子裹紧了仍然觉得冷。听见外面呼啸的北风，潘至琴也翻来覆去没睡着，她一定在想着记者跟她说的，赶紧把判决书拿回来，不服可以上诉；还有去大队问清楚低保的条件……”
费老认为，“她一定在想着记者跟她说的”，这显然是主观猜测，和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相违背。而刻意挑出“被子很薄，里面的棉花很硬，烧了茅草的炕并不太热，把被子裹紧了仍然觉得冷”，也属于主观色彩强烈的悲情语言渲染。最终，总编室的撤稿理由是：大过年的，别整得“凄凄惨惨戚戚”。
这篇报道经修改后见报，费老仍意犹未尽，“鹰眼”又在挑刺了，报道新的结语是：
“孩子眼睛好了， 日子也一天比一天更有盼头，咱老百姓哪能不舒心呢。”刘文伟笑呵呵地说。
费老认为，困难是客观存在，一个贫困家庭必然还有不少不舒心的地方，因此，“哪能不舒心”的说法就显得不真切，不自然。他查了一下第一稿，其中的表述要比现在这个自然：“这个年一家人还是过得比以前舒心点儿了，因为女儿的眼睛有希望了。”
“比以前舒心”，准确。实事求是，也更感人。
他感叹，诸如“哪能不舒心”这类写得不自然也不真实的问题，在眼下的报道中比较突出。
就这篇稿件的出笼经过，费老这位“庖丁”的解剖远比我所摘引的详尽。峰回路转，解析出稿件的大局观、自然主义、真实性等多层奥义，读起来很是解渴。
他在见报稿中，挑到不少类似的问题：
“薛海亮一拍大腿：‘太好了！他们来了，村民可以在窑洞家里搞农家乐，山后头空地不少，弄个停车场也没问题，这样整个村子都能盘活了！’
室外严寒，大伙儿的创业热情却越来越高涨。”
费老分析，结尾要结得有力，但这个有力不是用力喊口号，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创业热情却越来越高涨”的说法便有点虚，显得不大自然。扣着上文，或可以这样改：“大伙儿说起下一步创业的事兴致越来越高，似乎忘记了室外的严寒。”
又一篇，原稿的结尾是：
“谈笑之中，不知不觉夜已深了。微弱的烛光在黑暗之中摇曳，照亮了李宜生满是皱纹的脸，也点亮了他对新生活的期盼。”
费老琢磨，“点亮了他对新生活的期盼”，不是李宜生自己说出来的，而是记者的主观推断。有没有道理？有。但由记者道来却是犯忌，有损新闻真实性。编辑根据上下文，对字句稍作调整，这样结尾：
“夜深了，烛光摇曳，李宜生和几位镇干部聊着今后的打算，满是皱纹的脸上眉头渐渐舒展。”
变主观推断为场景的客观记录，“一切景语皆情语”“点亮对新生活的期盼”之意也蕴涵其中，却显得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这样的“解牛”方式，构成了这本书的主干和精髓。
值得推荐的是，费老并没有止步于细节的非主观性描述，他策马再奔，一步一步奔向那个事关真实性的更重要的“长安”——调查性报道的真实性如何体现：要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
地方部这几年合力打造的记者调查栏目《人民眼》，获第27届中国新闻奖（2016）“新闻名专栏”。费老功不可没。
编委会对该专栏的要求，就是“迎着问题上”。费老有这样一段分析：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出路唯全面深化改革，而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迎着问题上，就要敢于迎着改革中出现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发声，把事情讲清楚。
在“三期叠加”的当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容易的，而要引导读者正确看待问题，则是艰难的。相对于报道的“问题视角”，记者自身并且引导读者对问题进行辩证思维，更为艰难。
他举了一个报道文本“跑偏”和“纠偏”的过程。
“有上千年传统的戏曲艺术，在当代传承发展顺利不顺利是一回事，要不要传承发展是另一回事，怎么样传承发展又是一回事，这几个问题不能混淆，不能代替。这篇报道的主体部分，对老腔要不要传承发展是肯定的，但对怎么传承发展，提出了质疑。发出这样的质疑也是可以的，但不应该落在结尾。对于任何事物的创新，都应该看其主流，即使有的眼花缭乱一时难识本质，但也不能成为倒退的借口。所以，由此而论‘剔除了智慧的内核，这样的传承能够走多远’‘现代元素在传统文化上的嫁接，是创新还是伤害’，一方面是混淆了不同问题的性质，另一方面有点像是泼脏水把婴儿也泼掉了。”
费老认为，报道原稿认识逻辑上的混乱，触及的不只是艺术发展史上的根本性问题、原则性问题，也涉及我们看待当下改革中出现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戏曲是个文化系统，其改革必然有个艰难的过程。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事情都像戏曲改革这样，矛盾相互叠加，问题层出不穷，看上去简直一团乱麻，解决起来是会有一个艰难过程的，所以我们既要有问题视角，也要有宽广视野，还要在发现、提出问题后增强“过程意识”。多点“过程意识”，才更有利于看到主流、达成共识。多点“过程意识”，也才能让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增强继续改革的信心。
其实，费老所认同的“问题意识”和“过程意识”相结合，才能还原一个改革阵痛中的真实中国。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怎样才算呈现了“真实”，实在是一个争执了很久的宏大命题。看了费老的“解牛”，颇有所悟。
抛砖引玉。要想知道费老更周详的“解牛”手法，还是直接去读原著吧，相信悟性更高的读者，会很过瘾。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
责任编辑：杨芳秀
时间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尺度，标注时代的变迁，也丈量个人的足迹。历经时间的反复淘洗，一个记者究竟能走多远？读罢《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一书，心中多少有了答案。“要鲜活，更要鲜明”“把太硬的打碎”“从貌似熟悉中发现陌生”……仅仅是目录，就“拽”着人不由自主往下翻阅。标题怎么短下来？怎样在冲突中写好人物？如何既突出问题意识，也体现过程意识？……细览内容，详尽的案例引人入胜，犀利的点评激荡人心。可以说，这本书既有“术”的经验总结，也有“道”的深入辨析。无论是围绕具体作品的个案分析，还是跳出新闻报道的抽象思考，都浸润着一名老记者的精品意识和探索精神。
作者费伟伟是我熟识多年的同事。自进入人民日报工作以来，他辗转多个岗位，始终坚持以佳作记录时代、影响社会、成风化人，采编了卷帙浩繁的新闻作品，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等奖项。三十余载丰富多彩的从业经历，映照着热爱新闻事业的初心，也诠释了好稿是不畏繁难创作出来的。“好声音在基层，好故事在路上。好新闻是‘用脚走出来的’，讲好故事，当深入一线，接地气，心贴着大地和民众行走。”作者的感慨，很难不引起新闻工作者的共鸣。
——摘自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为该书写的序与跋《新闻的力量，在更远的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