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冲出“塔西佗陷阱”

    转型期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多元化日益突出， “两个舆论场”之间割裂明显，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舆情危机时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 。要冲出“陷阱” ， 必须端正群众工作态度，认真践行治网理念和网信精神。只有切实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到心上，求真务实，冲出“塔西佗陷阱”才能够变为现实。

    突发事件     网络舆情     危机处理     塔西佗陷阱

    2017年,四川泸县发生的“中学生坠亡”事件中，原本简单的案情不断引发舆情升级，成为由于应对失当放大负面效应的典型案例。本文以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和戈夫曼的“印象管理”概念为基本理论工具，聚焦该事件中地方政府应对舆情危机时的方法与态度，探讨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及其带来的政府信誉危机，以期为应对类似事件提供基本的参考。

    事件回顾与舆情起伏

    2017年4月1日早晨6时左右，泸县太伏中学初二学生赵某被人发现在宿舍楼外死亡。当天，县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发布该事件的相关公告, 引起社会关注。该事件在清明节期间（4月2日至4月4日）持续发酵，网上出现“被五名学生打死”“手脚被打断”“被用钢管殴打致死”“黑社会参与”“政府包庇官二代”等诸多传闻，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媒体在网络上发布的报道和评论助推了事件的进一步传播。4月6日，舆情已经十分危急。此时新华社首先介入，以“问责”的姿态发声；随后人民日报发文指导地方应对，舆情开始缓和。4月7日，泸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媒体见面会，通报赵某的死因：经过法医鉴定，死因确为高空坠楼，排除他杀，也无其他暴力加害形成的损伤。中央级媒体的报道与微博大V的转发正面跟进，使有关该事件的网络讨论逐渐平息。

    该事件的最后结论是：经过多方调查，中学生赵某确为高空坠亡，排除他杀，生前也没有受到霸凌。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原本并不复杂的突发事件，会逐渐发酵升温、引发舆情，最终演变成公共事件？对于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为什么不少人并不信服，进而导致各种传言满天飞？

    著名的国际人类学家和教育家维克多·特纳在其名著《表演人类学》中指出，人类围绕着一个事件的叙述、解释、赞美、批评、否认等行为，都是使它合乎伦理，这样围绕着事件就形成了“社会戏剧”。社会戏剧往往有着这样的发展阶段：对社会关系的违反（breach）、出现危机（crisis）、修正或者补救的过程（redressive or remedial procedures）、重新整合（reintegration）。①充满了戏剧化的社会场景会给身处其间的“观众”，即社会个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当从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在某种程度上，泸县“中学生坠亡事件”中，政府的应对过程恰恰符合了这个“阶段理论”。

    第一阶段：企图“掩盖”——构成“对社会关系的违反”

    泸县地方政府在应对舆情的第一阶段，抱有“掩盖”企图。4月2日，官方微博表示已经排除他杀，正在等待尸检。此时舆情处于发酵状态，网友根据报道中的“初步排除他杀”提出了困惑和质疑，“因交不出保护费被五个校霸官二代打死”等谣言已经散播开来，甚至附有图片和视频。3日，官微发布两条公告，第一条内容为公安机关依法处罚网上造谣、传谣者；第二条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他杀，正在劝说家属同意进行尸检。此时危机尚未全面爆发，但地方部门已经感觉到了事态棘手，于是在官方发布的公告中只提供了很少一部分信息，并通过公布处罚造谣者的消息试图震慑民众、控制事态发展，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事件掩盖过去。

    第二阶段：“对抗”态度——导致“危机出现”

    泸县地方政府在应对舆情的第二阶段，呈现某种“对抗”态度。4月3日，当地政府在太伏镇数公里外设立关卡，拦截一切外来车辆。此时舆情不断发酵，“坠亡男生被殴打临死前奄奄一息”“五校霸打死中学生”等谣言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几乎所有谣言都把政府部门刻画成了隐瞒者和欺骗者，民众对官方的不信任加剧。4日，当地政府派镇村干部“尾随”前来采访死者亲属的新华社记者，通过暗示、电话骚扰等方式阻挠其进行报道。与此同时，当被问及排除他杀的证据是什么、是否存在霸凌现象等问题时，泸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政法委书记均拒绝回应。政府部门开始严密防范一切和案件有关的潜在危机，不公开相关信息、逃避媒体采访，表现出极度敏感的自卫倾向和对抗态度。

    第三阶段：被迫公布真相——进入“修正或补救过程”

    此时舆情已发展到顶峰，网上出现了很多评论性质的文章，罗列事件细节的、提出质疑的、信谣传谣的、理智摆出证据辟谣的、反思为何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各种说法言辞激愤、负面情绪高涨。在舆情声量最大的4月6日，新华社发出通稿《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需要多久》，对于这起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提出疑问：“一问：孩子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二问：究竟有没有霸凌现象？”“三问：当地到底在紧张什么？”新华社“三问”有如三把利剑，直击该案引发舆情的三大要害。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泸县中学生死亡案：权威声音如何才能掷地有声》，指出当地政府部门处理此事时方式失当，堵住了良性沟通的通道，也反思了与公众互动方式对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指导地方部门纾解舆情。面对民众和中央媒体的双重压力，地方部门不得不公布实情，针对之前没有透露和没有确认的案件细节进行了公开盘点和梳理。4月7日，“四川公安”微博发布一张长图，详细地说明了案件的进展情况、排除他杀的理由和证据，将流行的谣言一一破解。8日，官方微博发布两条公告，一条公布了诸多细节，另一条通报了7日泸州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上公安机关的报告。

    第四阶段：更多理性声音介入引导——开始“重新整合”

    一开始网民对于官方的说法仍然存疑，但是伴随着中央级媒体的介入和越来越多的理性网友——尤其是一些大V（如知名女作家、编剧六六）辟谣及为公安部门正名的行为，舆论风向逐渐被扭转。

    地方政府在舆情危机应对中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理论的代表人物欧文·戈夫曼提出了“印象管理”概念，它是指人们试图管理和控制自己给人的形象。通常，人们总是倾向于以一种与当前的社会情境或人际背景相吻合的形象来展示自己，以确保他人对自己做出积极的评价。②他认为，在社会机构内存在由许多表演者组成的剧班，他们在舞台的后台区域准备表演。在这里，他们彼此熟悉，行为不受表演程序的约束，他们进行角色外沟通：闲谈或共谋。然而，在前台区域，他们呈现表演，在这里，他们将那些一旦泄露就会使演出失败的秘密掩藏起来，装着跟“没事人”一样共同维护着剧班方针，即此场表演所具有的特殊情境定义。这里，他们使用围墙等手段严格将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分隔开，防止观众及外人闯入后台。

    在应对“中学生坠亡事件”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急于撇清自己和事件的联系，另一方面极力想捂住自己的“后台”。可是在群众看来，他们这样的行为分明就是想掩盖什么，人们不禁好奇：他们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于是引来越来越大的舆论“围观”。

    泸县地方政府应对此次舆情危机的态度和方法均存在严重问题，不仅暴露了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及其规律的认知仍然存在严重偏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治网理念在群众观点这一问题的把握上极不到位。

    首先，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提供信息的“质”与“量”皆严重不足。学生坠楼事件发生在4月1日，可从事件始发到舆论最汹涌的6日，泸县县委宣传部只发布了4条公告，每条公告都仅100字左右，地方领导对媒体采访也不予回应。

    其次，地方政府发布的信息缺乏具体事实，有官腔无细节。泸县县委宣传部和泸县公安局在事发第二天就已声明排除他杀可能性，并在之后几天反复强调，却又未给出任何可以支持此结论的细节，未能有效管理社会心理预期，引起了公众情绪的堆积。

    再次，采用“围墙”手段，试图挡住外来“闯入者”。具体表现是当地政府一方面严查造谣传谣者，另一方面又不给出合理解释。在事发第三天这个疏导舆情的黄金时间点，当地政府在删除网上相关谣言的帖子、发出“将对造谣传谣的唐某等7人依法进行处罚”的通告、在事发学校门口安排警力维持秩序之时，并没有提供辟谣所需的证据和细节。这些带有震慑意味的举动被网民解读为“此事另有隐情”，尤其是调动武警的行为，引发了民众的恐慌、不满和质疑，差点演变成线下群体性事件，与原本想达到的维稳效果大相径庭。

    最后，阻塞第三方消息渠道，与权威媒体形成对立，使“表演”彻底“黑箱化”。设卡拦截外来车辆、干扰媒体进行采访等行为都体现了当地政府对于媒体介入的抵制态度。躲避、敷衍和阻挠体现出“不说为妙”的策略选择。阻挠记者采访导致媒体不满，双方矛盾激化，反而又为谣言的散播提供了温床，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至此，泸县地方政府的“形象管理”在错误理念的指导下终于滑向了自己的反面。

    端正群众观点，尊重舆论引导规律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名作《塔西佗历史》中指出，“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段话被之后的学者引申归纳为“塔西佗陷阱”，指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遭到民众和舆论的质疑，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自媒体时代，新的信息传播矩阵和舆论格局构建成型，我国的网络舆论生态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话语权重构。转型期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多元化日益突出，“两个舆论场”之间割裂明显。在这一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要从“塔西佗陷阱”中突围，尊重舆论引导规律就是不二选择。正如人民网就此事件发表的评论《权威声音如何才能掷地有声》中所说：“及时满足公众正常的信息需求，有说服力、有针对性地开展舆情引导至为关键。”

    尊重舆论引导规律，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端正群众观点。面对被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深刻“洗礼”过的人民群众，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新时代的群众观点。一是要清楚应该到哪里去了解群众意见，进而明了如何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引导群众意见。二是要相信群众，不能因为群众有些不同看法和质疑，就把政府摆到群众的对立面。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政府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尊重舆论引导规律，必须强化“舆论公开”。谣言止于公开，自古而然。舆论“迷雾”，要么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主观猜测的产物，要么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泄露。李克强总理在“8·12”天津港爆炸现场痛心地指出：“权威信息不公布，谣言就会满天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政务公开是当今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值得庆幸的是，舆论监督为破除种种舆论“迷雾”提供了一把利器。事实上，在泸县中学生坠亡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也正是来自权威主流媒体机构的舆论监督，是来自主流媒体的评论，最终给被各种小道消息包围的地方政府解了围。

    本质上，舆论监督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舆情危机处理中的具体应用。新闻舆论监督，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代表着民情民意，对社会发展有着很强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新闻舆论监督在及时性、广度、深度、力度等方面都有了巨大进步。但是在现实中，仍然还有许多干部习惯于把舆论监督叫做“负面报道”，因而每当舆论监督到来之时，他们总要想方设法捂住、挡住、瞒住、骗住。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端正群众观点，就必须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当前频发的舆情危机。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每一次重大舆情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和问题，舆情危机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显性化表达。从这个意义上看，舆情应对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解决信任危机，必须从政府自身做起，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也是我党正在大力推进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意。维克多·特纳在其另一本名著《仪式过程》中透彻指出，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是社会转型顺利进行的动力，有矛盾就解决矛盾，任何回避矛盾和忽视矛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只要全社会的每个层面都能够正视矛盾，大家一起去解决矛盾，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其实这也是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表现之一。只要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切实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到心上，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在这个媒介发展的“人人时代”，冲出因危机处理不当而导致的“塔西佗陷阱”就能够变为现实。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Turner Victor.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M].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1986:34.

    ②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