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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增进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传承的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共同责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个方面，媒体有传播优势、也有重要作用，关键是要敞开胸怀，务实合作。
关键词：中日韩研讨会 国民和解 增进理解 求同存异
近日，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朝日新闻》AJW论坛和韩国《东亚日报》化汀和平财团举办第15届中日韩研讨会，议题之一是“深化国民相互理解的路径（媒体、智库的作用）”。我作为协办方代表，就这个问题谈了一下粗浅的看法。
媒体能为国民和解与信赖做些什么
两年前，在日本东京参加了第13届中日韩研讨会。那一次的主题是“为了和解与信赖·媒体的职责”。从内涵上说，这两个主题是一脉相承的。媒体在“深化国民相互理解”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影响，存在什么局限，这是加强媒体交流、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议题。
会上，我就中日两国关系现状，向与会的中日韩三国专家和媒体同仁发问：为什么中日两国战后历经70年的磨合，至今还没能实现和解与相互的信赖？是什么阻碍了和解、影响了信赖以及如何才能求得和解、赢得信赖？作为媒体，我们又能为和解与信赖做些什么？
时间过去了两年，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同样的问题似乎也可以向中韩关系发问：为什么中韩两国原本逐渐升温、如火如荼的经贸往来和政治互信，却因为“萨德”问题，仿佛一下子跌入了冰点？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媒体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不妨先看几组数据。
中共十九大前夕，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名为《亚太人如何看待中国》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分别有83%和64%的韩日被访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构成了对韩国和日本的最大威胁。如果加上认为是非主要威胁的受访者，那么，数字则分别为96%和89%，占了绝大多数。而这项指标在接受调查的7个亚太国家中，中位数为47％。
同样是皮尤中心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该中心分析了中美俄三国在全球的受欢迎度。其中，34%的韩国人认可中国形象，13%的日本人认为中国形象正面。而根据皮尤中心2016年发布的名为《敌对邻居：中国与日本》的报告显示，去年分别有55%和11%的韩日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的好评（见左图）。受历史问题影响，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好评一直在相对稳定的低水平徘徊。受“萨德”部署的影响，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认可度一年中下跌了两成。
针对上述问题，我在今年的研讨会上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上报告中所说：“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一直这样说，事实上也一直这样做。第二，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韩国，中国都没有进攻性的现实举动，也没有道义上的历史亏欠。基于这两点，我认为，日韩民众感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反映出的对于中国的不满，责任不在中国这一边。
基于探讨和交流的善意，我也对日韩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表示了理解。毕竟与一个发展迅猛的超大社会为邻，又有“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历史教训，心存忌惮，愁绪横生，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更何况，中日迄今仍有没有解开的历史死结，中韩也出现了因“萨德”而起的现实摩擦，出现对华好感度的低水平运行和大幅度下滑，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显然，如果任由这样的态势绵延下去，不符合中日韩三国任何一国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关系近来出现了一些积极动向，中韩关系也有望转圜。如何顺势而为，在深化国民相互理解方面，更好地发挥媒体的优势和作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媒体也可能会阻碍国民相互理解
毋庸讳言，不论是哪一国的媒体，都必然受到来自外部或内部、政治或经济的制约。除此之外，单就媒体自身而言，也存在至少三个方面的局限：
一是国家利益考量。各国媒体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各不相同，即便是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媒体，对于本国利益的理解也有差异。但是，当涉及本国与他国的双边或多边事务时，媒体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关于国际关系的大局观和方法论往往退居次席，甚至干脆就不予考虑。维护本国利益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能苛求任何一家媒体必须优先考虑国际主义。但是必须看到，媒体在展现外部世界的时候，将可能因此陷入立场先行甚至裁剪事实，失去理性客观进而感情用事。这是导致国民对外部世界和外国民众形成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中国长期被西方媒体“妖魔化”，除了意识形态差异，这也是关键因素。站在各国自身角度看，我们没有理由去质疑媒体在维护本国利益时的良好动机，但是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却是各国民众之间的疏离、警惕、怨气甚至敌意。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认识。
二是民族主义倾向。说没有一家媒体不是民族主义的，好像有些绝对，但它似乎又是事实。包括日韩媒体在内的外媒在介绍环球时报时，常常会加上“民族主义”报纸的标签。但是扪心自问，在涉及与本国利益紧密相关的国际问题时，哪一家媒体能跳脱民族主义的窠臼？这与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又有所不同。民族主义同民粹主义往往只有一墙之隔，在社交媒体方兴未艾、传播权力深刻转移的时代，民族主义常常会混杂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也常常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在很多时候，民粹主义显然同国家利益并不是方向一致、诉求相同的。在事实上不可能摆脱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媒体如何引导民众在决不放弃本国正当权益的同时，也不要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这也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三是文本含意多解。媒体每天为公众传播大量的信息，为公众勾画了一个虚拟的外部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只是被媒体筛选和修饰过的世界。哪怕媒体保持了足够善意，并且尽了最大努力，想让自己传递的文本没有一点信息缺失和衰减，但事实上也无法做到对真实世界的高保真还原。这很容易理解，没有哪一家媒体，能够掌握全部的信息，能够保持绝对的中立，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媒体推送给公众的文本，经过了由媒体编码再由公众解码的过程，最终被公众解读的含义，可能已经同媒体初衷差之千里。所以，在向国民介绍和评论外部世界的时候，媒体除了要坚守应有的理性，还要保持一颗对真实世界的谦恭之心。
具体就中日韩三国的媒体而言，我们都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不论是中国，还是韩日，任何一方的发展是否是以另一方或另两方的利益受损为前提？无论是横亘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还是盘桓在中韩之间的现实问题，谁是因，谁是果，是把这些问题作为制衡对方的砝码，还是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双方共赢的契机？三国民众之间积怨，有多少是基于现实的利益考量，有多少是基于媒体放大、扭曲了的信息？虽然三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各不相同，但能否找到最大公约数，划出最大同心圆，媒体在这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塑造、推动和引领作用？
持续增进不同族群间的相互理解
增进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传承的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共同责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个方面，媒体有传播优势、也有重要作用，关键是要敞开胸怀，务实合作。
第一，以更博大的格局审视世界。国家仍然是目前最基本的政治单元，作为国家各个治理板块中的一部分，让媒体放弃国家利益的考量很不现实。但是同时必须看到，作为外部世界的勾画者、重塑者，作为公众认知的供给者和引领者，媒体有责任以更高的视角把握时代，以更大的格局审视周边。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为此，中国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今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首次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是对中国智慧的采纳与肯定，也为各国媒体观察、分析、呈现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更广博的视角和格局。
第二，以更广阔的胸怀理解对方。深化国民相互理解，首先需要向本国国民客观真实地介绍他国国民，介绍他们赖以传承至今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土壤。各国媒体都有全面客观报道对方的责任，有向本国国民解疑释惑的责任，也有引导本国国民理性看待自己和对方的责任。一个国家由弱到强特别是将强未强时，国民会夹杂着自卑与自大两种看似对立的心态；一个国家由胜到衰尤其是初现端倪时，国民心态也会经历从优越感到失落感的转变。目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都在因时而变。各国媒体都应该冷静观察本国和他国的历史方位转移，准确把握本国国民心态的微妙变化，充分理解别国国民心态的时代嬗变。要着眼于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多些换位思考，少些自设藩篱；多些宽容、理解，少些抹黑、诬陷；多些理性、客观，少些歪曲、偏见。越是彼此之间出现了龃龉，越是需要媒体拿出应有的勇气。唯有彼此相向而行，才能破解国民之间的隔阂。
第三，以更直接的形式加强交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以韩日为例。我曾先后去过韩国和日本。在韩国济州岛的城邑民俗村，当地导游的精明、干练以及在推销民俗纪念品时显露出的功利、狡黠，同我们国内的导游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日本，我感受了日本社会的秩序和纪律，也接触了谦恭友好的普通市民，特别是在保津川漂流时遇到的三位船工，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一样，勤劳、质朴、友善。这些印象，都让我产生了亲近感，也颠覆了之前形成的刻板印象。显然，直接的接触和交流，更容易找到共通的东西，感受彼此的善意，拉近相互的距离。各国媒体可以积极创造条件，通过跨境联合采访、现场互动交流等形式，增进理解，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如果只是因为各自国家利益问题，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不仅难以化解各国民众之间的误解，反而会加深彼此之间的隔阂。
（作者系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武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