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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摘要：信息贫困会使特定区域和人群成为被现代社会遗忘的角落，令他们陷入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围绕公共信息传播为核心构建现代信息传播机制，不仅对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信息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国家的信息安全、社会和谐、均衡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地区 信息传播 体系 机制
经济贫困会导致信息贫困，信息贫困则会导致更为持久和顽固的经济贫困。在信息时代，信息贫困会使特定区域和人群成为被现代社会遗忘的角落，令他们陷入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如果不能通过现代信息传播体系架构起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极易成为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只有借助完善的现代信息传播体系，确保公众的信息权利，才能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融入信息社会。
随着改革的深入，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少数民族无不是拥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共同体，这是保证其团结和稳定的关键。然而，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难免产生一些复杂的问题。针对这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不同的学科和学者会提出不同的对策。在笔者看来，有效顺畅的信息沟通交流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群体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提，而完善的现代信息传播体系是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点。
以公益传播为中心构建信息传播体系
在传统社会，公共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被视为社会控制的核心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破除少数人对信息的垄断，保证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权。因此，与传统的自上而下、以告知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机制不同的是，现代信息传播机制由自上而下的信息公开机制和自下而上的诉求反馈机制组成。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公众可以知晓信息，防止因信息垄断而带来的暗箱操作。同时，通过诉求反馈机制，可以建立起公众讨论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渠道，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活动实施有效监督，约束公权力。然而，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生产关系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使得信息的生产、传播成本不断增加，公众的信息需求与信息的生产者、提供者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经济相对落后、文化较为封闭的民族地区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民族地区党报、党台等传统主流媒体尚能找到市场经营与公共服务的结合点，既能在市场化的大潮中搏击风浪，赚取市场化带来的经济收益，亦能够获得垄断信息传播服务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新媒体崛起后，党报、党台等传统意义上承担公共信息传播功能的主流媒体逐渐边缘化，其公共信息服务的效果也逐渐弱化。同时，媒体市场化大潮涌动，而民族地区则是传媒市场遗忘的地方，经营困境——广告萎缩、发行萎缩、收入锐减冲击着民族地区媒体发展。面对受众需求多元化、媒体形态多样化、传播方式复杂化的新形势，民族地区媒体以及传统媒体工作者中“志向动摇”“职业迷茫”等困惑非常普遍。
少数民族地区受社会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的制约，社会力量与资本缺乏参与民族地区现代信息传播体系建设的动力。对于民族地区媒体发展的整体布局，政府应承担相应的引导责任和激励责任，应集中力量在民族地区发展以公益新闻信息传播为中心的信息传播体系，鼓励和支持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信息传播体系的设想
首先，国家在政策层面支持和鼓励以推进信息公平为核心的信息传播事业发展。国家在《2006-2020年信息化发展战略》《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等规划、政策中都提出了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事业发展的措施。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息鸿沟不断拉大的现实，提出了弥补信息鸿沟，发展信息事业的主张。只有把国家的宏观决策转变为民族地区的具体行动，才可能弥合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信息鸿沟。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将原来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原本由政府和直属事业单位承担完全责任的信息传播，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型信息传播机制。民族地区信息传播机制改革的关键是能不能有效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信息传播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民族地区各族群众提供更多样、更具个性、更专业的信息服务。
信息传播等文化产业投资的回报周期较长，加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市场空间有限，社会力量参与信息传播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高，需要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加以引导：一方面，政府要确保对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事业的投入。信息传播事业是一项具有普惠性、公益性特征的公共服务，政府是提供该项服务的责任主体。对于经济欠发达、开展信息服务基础较差的地区，则需要各级政府投入必要的人、财、物，以实现信息服务均等化这一终极目标。基于此，应把现代信息传播体系建设纳入各级政府施政考核的重要指标，以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事业的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比较单一。应降低门槛，建立激励机制，拓宽渠道，鼓励非营利性组织和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本参与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事业建设的积极性。社会资本的参与有利于创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机制，提高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体系的合理性、多样性和专业性。
其次，持续加大对民族地区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先后实施了“边境广播电视建设计划”“三区广播电视建设计划”“广播电视村村通”“西新工程”等重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民族地区亦结合自身特点，大力推进信息传播事业发展。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把直播卫星公共服务户户通、农村电影放映、城市影院建设改造等作为惠民工程，全力以赴抓落实，让城乡群众享受国家发展新成果。在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试点的基础上，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群众自愿、长期受益，把直播卫星、数字电视有机结合，全面实施户户通工程。但是，总体看，民族地区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和信息传播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农牧区，地广人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很多。以西藏为例，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等制约，西藏信息传播极不平衡：城市信息相对充足，农牧区信息严重贫乏。从首府拉萨到其它地区中心城市，到县城，到乡镇，到农牧区，信息密度层层递减。①类似于西藏地区的传播不平衡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民族地区。
最后，重构民族地区现代信息传播体系。以公益新闻信息传播为依托建立地方财政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媒体为公众提供信息传播服务。传统意义上的财政经费支持对象只有地方党委政府主持主办的媒体，是以媒体为单位划拨经费的。这样的财政经费拨款机制的弊端是，忽视了对公共信息传播效果的考察与考核，也不利于调动体制之外的新媒体参与公共新闻信息传播服务。应赋予所有媒体形态参与公共信息传播服务的同等机会。可以参考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PPP模式，政府选择具有一定实力的社会媒体，由社会媒体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政府依据公共信息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媒体支付相应经费。同时，鼓励民族地区的传统媒体发展新媒体形态，依托和借助传统媒体的人才优势，确保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增强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生产方式社会化和社会分工细致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都市是引领生产、生活方式潮流的地方，也就成为当今时代大众媒体的关注重点。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以及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自然容易被现代传播体系忽略。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受众，其生活的内容与媒介现实有着较大的差距，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少数民族受众对于大众媒介的接受和利用，成为现代文明的边缘人群。正因为如此，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事业的发展对于国家的信息安全、社会和谐、公平正义与均衡发展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3BMZ011）的阶段成果。本项研究获宁夏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作者系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民族地区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郑明轩、蔡汉珞、梁锋：《党报少数民族文字版如何提升影响力》，《新闻前哨》201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