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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一条新闻或者一则报道不可能改变世界，但经年累月的新闻报道一定会从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对每个社会成员产生影响，从而深刻地影响社会的文明。
网络时代的到来对新闻传播业而言，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社会成员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习惯于接受信息的受众，变成热点信息的传播者，这种传播形态的转变影响深远。遗憾的是，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由于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在传递信息、分享观点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诸多问题。其中，因为社会爱心缺失而导致的冷漠无情、戾气横行是最为常见的问题。而媒体在社会爱心培育中的缺位，无疑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激发出社会成员的爱心，在全社会倡导理性精神和善良仁爱，媒体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个体爱心的激发
爱心，是人们内心深处最为美好的一种情愫。它指的是人们的一种同情、怜悯之心，也是一种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内在素养。可以这样说，爱心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非常美好的品德。亚当·斯密说：“有智慧和有美德的人乐意在一切时候，为了他那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①这并不是要社会成员都因为爱心而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但对这样一种良好品德的坚守和倡导，无疑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纯粹。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缺少爱心、自私冷漠的行为随处可见。重要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失误。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有把关人的存在，信息的传播大致可以遵循社会主流的道德原则，所以，我们较少在媒体中接收到有违社会主流道德原则的信息。网络时代，把关人缺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社会全体成员道德水准参差不齐背景下的公共传播时代到来，受众接收到的信息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在网络传播环境中，那些曾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则和可贵情愫，也有可能变得稀缺，甚至另类。非道德、非理性行为信息大量出现，人际关系中最宝贵的爱心也开始变得稀缺。
在被繁杂的信息影响之前，每个个体相对而言都是单纯和清白的，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而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各种信息会对他们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当然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完成学校教育以后，个体开始自主地接受社会的各种信息，其中，网络信息开始深刻全面地影响其成长。公共信息是人际交往中最为重要的谈资，也是个体完成社会化过程的基本介质，所以，其内容质量的优劣雅俗将对其成长产生深刻影响。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关注并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与他们的信息接触相关，同时也借由这些信息形塑自我的形象。
媒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对个体做好爱心培育工作。从传统媒体的角度看，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通过把关人的作用，传递和弘扬美好的、向上的信息，从而努力地把潜藏于个体内心深处的美好的爱心激发出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从新媒体角度看，在网络时代，尽管缺少把关人的作用，但是，新媒体的主管部门依然可以通过政策法规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推动新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传播各种善意美好的信息，从而形成一种爱心氛围；从每个社会个体角度看，首先应该积极地关注和分享正面善意的信息，努力发掘社会的美好。同时，在信息传递和观点分享中，尽力传播自己感知到的美好。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公共传播时代，不同个体的传播者之间会产生互为因果、彼此触发、相互影响的作用，每个个体都有义务将自我的善良美好呈现出来，把对方的善良美好激发出来，彼此助推，形成良性的传播生态。同时，个体也会通过信息传播过程，向世界呈现自我的精神世界。无论从人的本能还是社会的要求来看，个体都会努力地向他人呈现自我美好的一面，所以，媒体应该强化社会成员这样一种意识：你所分享传播的信息，正是你自我的精神世界。
群体爱心的引领
不同个体组成了群体，而在行为选择中，个体会不自觉地受到群体中其他人的影响和感染。江苏省好新闻评比中，一篇视角独特的小新闻“意外”获得了一等奖。说“意外”，是因为这篇新闻反映的并不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却获得了一等奖。但仔细想一想，这篇新闻能获得一等奖实际上并不意外。
安徽一对农民夫妇到南京来卖西瓜，但是他们来的时间正值江南的梅雨季节，西瓜卖的并不好。夫妻非常沮丧，妻子更是在瓜车旁暗自流泪——这车西瓜是他们两个孩子学费和生活费的全部寄托。一位经过此地的南京老先生看到这位女子在哭泣，好奇打听。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他向路过的市民高声叫喊求助：“大家快来买西瓜，大家快来帮帮他们。”经过此处了解了事情来龙去脉的南京市民纷纷前来购买他们的西瓜，有很多人甚至扔下五十、一百元的整钞就走。很快，一车西瓜全部卖光，总收入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这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夫妻跪在雨中，感谢帮助他们的无数不知名的南京市民。此情此景，令人动容。
南京有“博爱之都”之名，这则新闻，很好地诠释了“博爱之都”的内涵，所以这则新闻获得一等奖应该不算“意外”。这则新闻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爱心引领的作用——有人振臂一呼，虽然称不上应者云集，但起码可以称应者众多。在新闻传播界有一句话广为人知：“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这里的“力量”可能包含了多种含义，但是，爱心的力量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在关于新闻媒体功能的诸多观点中，笔者比较欣赏“传播社会美好，抨击社会丑恶”。这是一种比较辩证的观点。在西方的许多新闻理论中，“揭丑”被视为新闻的最为主要的功能，所以，有些西方学者提出新闻即揭丑。揭丑当然是新闻的重要功能，但是，揭丑并不应该成为新闻的全部。就哲学意义而言，美好和丑恶本身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缺少美好，丑恶就无从谈起；反之，如果没有丑恶，美好也不能成为美好。社会中美好和丑恶是共存的。无论是专业的新闻从业者还是普通公民，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到底更多地去关注生活中的美好，还是去关注社会中的丑恶，这是一个大问题。在接受信息以后，应该做出何种选择，这是我们判断应该更多传播美好还是应该更多关注丑恶的重要依据。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面对困境的时候，新闻信息是应该告诉他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自己会得到帮助，困境总会过去，还是应该告诉他这个社会完了，自己完了，不会有人关爱他……这正是不同信息可能导致的不同判断。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更多爱心信息的传递，让更多的个体感知群体给予的温暖和希望。
对群体心理深有研究的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一致性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他同时还指出，群体的道德水平在许多时候当然会比较低下，但是也往往具有“道德净化作用”，“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据此，他特别强调群体领袖在群体中“头羊”的重要作用。②勒庞的观点也得到了中外许多心理研究专家的认可。这些研究专家关于群体心理及行为选择的观点，对我们关注群体爱心行为问题，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当不同的个体组成群体后，个体的行为具有从众心理，会通过相同的行为选择，形成群体行为。而群体行为的产生与群体中的“头羊”行为关系密切。这里的“头羊”，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舆论领袖。网络时代，一些网络大V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时代一张报纸的影响力。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网络世界会产生重要的感染和示范作用。所以，应该注意对舆论领袖的培养，通过他们发挥作用，引领群体爱心的弘扬。对于普通个体而言，也应通过行为感染，把根植于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心和善良激发出来并发扬光大。就媒体而言，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注意培育自己的舆论领袖。一些媒体“名记者名编辑”培育工程的推进，也是培育自己舆论领袖的重要途径，应该在创新基础上加以坚持。群体爱心引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其价值在网络时代意义重大，必须重视。
社会爱心的弘扬
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的爱心表达，会形成整个社会的爱心链条，使之相互勾连传之久远。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和分享成了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在这样一种传播生态之下，每个人的内心必须装有一个道德罗盘，并时时用这样一个道德罗盘，来矫正在道德方面存在的某些偏差。在传统媒体时代，每个新闻从业者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伦理意识，这也是他们选择投身于这项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新闻的实践经历和专业修养也告诉他们，在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中，新闻信息会发挥重大作用。一条新闻或者一则报道不可能改变世界，但经年累月的新闻报道一定会从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对每个社会成员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深刻地影响文明的进程。网络时代，绝大多数从事信息传播的个体没有接受专业的新闻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所以许多人无法真正理解新闻在整个社会伦理建构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在全社会中强调舆论导向的作用，强调爱心的弘扬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挥媒体的教化功能，广泛传播正能量。中国古代著名的典籍《礼记·曲礼》中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之言，大概是关于道德的最早记录，强调道德本身是一种礼制约束，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自我内化过程。在道德的诸多要素中，爱心是最为重要的也是被普遍认可的要素之一，所以，在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准的过程中，把爱心作为一个突破口，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媒体可以通过选择有典型意义的爱心行为，在全社会树立爱心和道德典型，从而在全社会有效地弘扬爱心。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栏目。然而，在这种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过程中，不应该仅仅依靠传统媒体的力量，还应该更多地倚重新媒体的力量，通过新媒体平台，采用适应时代发展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全社会传播爱心典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信息繁杂的现实社会中，如果有更多爱心信息被传播，有更多的爱心、善良被激发，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温暖美好。
增强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谨慎传播信息。美国著名媒体伦理学专家克里斯蒂安教授在接受中国学者访谈时也表达了他的担忧：“在过去，仇恨是通过粗陋的涂鸦和低质量的小册子渲染的，甚至连发给几百人批量邮件都很困难。但有了新媒体技术，致力于煽动仇恨的网站可被数以百万计的潜在观众接触到。”③基于这种现实，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倡导传播积极的信息，让新闻信息更加准确地反映和表达社会。通过阳光信息的传播，更好地把爱心激发出来，更好地传播社会的温暖。网络传播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样两种关于爱心的极端例子：一种是爱心感人的例子。有的个体在生活中突遇变故，有人发起爱心救助、爱心筹款，效果往往很好，可见整个社会并不缺乏对爱心的激发和保护。在本文写作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南京大学一位毕业生的丈夫胃癌晚期，难于承担巨额医治费的妻子通过腾讯WE救助寻求全社会的救助，仅8月5日一天就筹集到了她的目标善款30万元。这位妻子发微信感谢社会：“半天，30万，禁不住泪如雨注。是的，病魔撕裂了希望，是大家的爱和真情又把希望留了下来。”另一种，则是爱心受伤害的例子。有些居心不良者利用人们的爱心实施欺骗，尤其在“无反转不新闻”的网络传播时代，“爱心求助”时常被反转成“爱心欺诈”，令社会爱心频遭伤害。基于这种现实，社会成员媒介素养的提升也显得尤为紧迫。
（作者系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4页。
②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9、40页。
③张咏华：《使伦理共性与文化特殊性相得益彰——访世界著名传播伦理学者克理斯蒂安教授》，《新闻大学》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