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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高层领导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媒体在与各国媒体的长期合作中积极探索“国际合作传播”的种种模式，逐步加强了与世界媒体的联系，提升了国际合作传播能力。通过国际媒体合作，中国媒体在当地找到了“领路人”，也帮助当地受众更好地接受我国媒体，文化差异造成的距离得以缩短，跨文化传播更有成效。
今天，“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最热门的词汇，更是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与沿线国家“五通”、寻求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行动路线图。与此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上极大的多样性，我国在与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缺乏相互了解、缺少彼此联系的问题。而这些国家的民众长期受到强大西方媒体的影响，对中国存在不同程度的刻板印象甚至偏见，这些问题将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行动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形成阻碍，因此，意在促进“民心相通”的“一带一路”新闻传播事业需要切实推进。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4年外事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要中国人讲，也要让外国人讲，还可以中外合作来讲。2015年9月，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云南调研时强调，要加强合作传播能力建设，采取多种方式与周边国家媒体开展交流合作，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在中国高层领导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媒体在与各国媒体的长期合作中积极探索“国际合作传播”的种种模式，逐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媒体的联系，逐步提升了中国媒体的国际合作传播能力。本文力求分析国际合作传播在谋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中可发挥的作用，并基于媒体实践探讨国际合作传播的多种模式。
国际合作传播有助于增强媒体外交功能
媒体在开展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采用与对象国当地媒体机构协作配合的形式，能够有效地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效果。一般来说，各国受众获取信息总是倾向于本国媒体。据调查，美国民众了解中国信息的主要渠道中，美国媒体占84%，中国大陆传媒占7%。这启示我们，借助海外成熟的传播平台加强对外宣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合作传播有助于增强媒体的外交功能。
传播“共同声音”，形成区域强音
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促成共同发展，而合作需要基于相互了解、信任和共识。与此同时，域外杂音、噪音可能在域内共识达成过程中制造干扰，而体现共识的域内“共同声音”有助于形成区域强音、抵御域外杂音噪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媒体与当地媒体共同策划选题、共同举办论坛、共同创办媒体等共同行动有助于达成媒体共识，并在引导公众讨论中逐步达成社会共识。
公共外交从独白、对话到合作，层层深入。其中，合作因为直接深度互动更有利于共识的达成而被视为较高层次的公共外交模式。媒体合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发出“中国声音”，也是为了发出“共同声音”，实践区域媒体外交。
克服文化差异，“走出去”还需“走进去”
“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为重要目标和抓手，其中，“民心相通”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是“五通”中极其重要的一通。民心相通最大的障碍来自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陌生感、冷漠感和抵触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其多样的文化既可以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也可以成为影响“民心相通”的文化壁垒，使得中国文化难以真正“走进去”。2016年，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指出，要深入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因地制宜，使中华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能“走进去”。“走进去”成为当今国际传播的核心目标，而林林总总的国际合作传播模式为“走进去”创造了条件。
通过国际媒体合作，中国媒体在当地找到了“领路人”，当地媒体给予信息咨询、落地协助，帮助中国媒体更快适应当地环境，也帮助当地受众更好地接受我国媒体，文化差异造成的距离得以缩短，跨文化传播更有成效。
扎根当地发展，提升自我“造血”能力
媒体在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过程中，较为理想的状态是经过借助外力“输血”适应本土文化，最终实现依靠自身“造血”能力赢得本地市场、成为本地媒体，在当地扎根发展。为了完成本土化，媒体需要按照当地的特点，从内容生产、产业经营、日常管理等各方面完成有针对性的改造。通过与当地媒体的合作，这一改造过程可以更加顺利地完成。初级阶段的合作重在相互借力，而高级阶段的合作重在相互融合，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总而言之，合作传播作为国际传播和媒体外交的一种方式和路径，其作用与媒体外交的总体目标是相通的：促进信息流通、增进相互了解、助力合作国家在媒体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共同发展。
国际合作传播的主要模式及功能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媒体需要转型升级，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辐射。随着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向外国媒体开放媒体市场，中国媒体获得更多发挥媒体外交作用的机会，也获得更多新的媒体经营空间。全球化新型主流媒体肩负媒体外交与媒体发展双重使命，这双重的使命，分别通过媒体影响力和媒体赢利能力两个指标体现。影响力平台和赢利平台相辅相成，共同锻造全球化新型主流媒体。而媒体开展国际合作传播程度的深浅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来评估，在这两个平台上做得越好，无疑意味着合作程度更加深入，效果更加显著。基于现有国际合作传播实践，国际合作传播模式可以由浅入深地大致分为四种，即人员合作、活动合作、内容合作、产业合作。这四种类型的合作又各有若干具体合作模式，这些合作模式为媒体搭建影响力平台和赢利平台，因此，从影响力和赢利性两个维度分别评估这些模式，可以更直观有效地看出这些模式所体现的合作深度。
1.人员合作
人员是一切媒体活动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人才是影响媒体发展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人员交流与人员培训是媒体国际合作的两种常态模式，也必然是媒体间国际合作的基础。
人员交流。合作媒体双方以增进相互了解、建立合作关系、培养知己知彼人才等为目的，互派人员进行短期或长期交流交换。合作往往从相互认识开始，首次见面的互递名片、自我介绍、表达合作意愿是最初步的人员交流，而双方坐下来深度探讨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具体方案则是更深入的人员交流。派员到合作媒体用足够的时间体验工作环境、了解编辑方针、熟悉媒体市场和经营理念、承担具体工作任务、熟悉对方国家的文化和媒体环境等有助于培养知己知彼的国际传播人才。多年以来，以一次性参访为主要形式的人员交流是媒体交流的主要形式，但近年来，没有后续深度交流、合作探讨并可能展开实质性合作的媒体交流受到青睐的程度在降低，媒体更希望可预见合作的交流。
人员培训。媒体人员培训以向学员讲授系统知识、组织参观访问为基本特征，目的往往在于开阔受训者视野、丰富相关知识、提高传播技能、强化相关方面认知。按经费来源划分，国际间的媒体人员培训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受训方免费获得培训机会，这类培训较多是由邀请方出资的具有援助性质的媒体外交模式。例如，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下属的中非新闻交流中心和中国-南亚东南亚新闻交流中心自2014年起每年邀请一批来自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记者来中国参加为期10个月的培训项目，与高校、媒体、政府、企业、各文化机构合作，全方位为记者们提供系列学术讲座、京内外各类机构参访报道、文化体验、语言学习机会。这种培训应当尽可能以记者交流的名义呈现，在用词上尽量避免可能给人感觉居高临下的“培训”字眼，因为参与记者可能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媒体人，用“交流”字眼更具有平等感。例如，笔者2016年底组织实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承办的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委托的巴基斯坦青年记者来华短期培训项目。在筹备过程中一直使用“培训”二字，但在审视开班式大屏幕文字时，想象记者们看到“培训”二字时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会认为自己被组织方当做学生了，临时决定更改项目名称为“交流”，更换这个关键词收到良好效果，一些记者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多次告诉笔者这样的交流模式很好。
另一种是受训方付费获得培训机会。例如，学习新的技术、新的管理经验的需要促使中国媒体在近30年来自己出资支持本机构人员“走出去”参加培训项目。各类“走出去”“请进来”的在岗培训成为媒体机构维持最强大脑和技能高手的常态模式。这种由受训方出资的培训项目往往具有一定商业性，培训提供方将培训作为产业。
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合作开展人员培训由来已久。例如，新华社与路透社的合作创始于1957年，双方始终保持着为财经记者、体育记者和高级媒体管理人员等定期举办培训的传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新华社与路透集团举办奥运报道培训班，为即将承担2008年北京奥运会报道任务的30名新华社记者和编辑提供为期两周的培训。双方还共同为来自中国国内20多家媒体的100多名记者提供了半天的免费奥运报道培训。
“一带一路”倡议催生了一些面向沿线国家的媒体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机构。例如，2016年5月20日，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与云南师范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人才培训中心，旨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该中心拟对南亚东南亚媒体以及文化产业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短期培训、对中国国内媒体与文化从业人员进行南亚东南亚知识短期培训、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招收国际文化传播专业的本科留学生、开设南亚东南亚小语种方向的相关本科专业。
人员合作是双边和多边媒体合作的基础和起点。尽管从提升媒体影响力以及为媒体创造赢利这两个维度上看，人员合作都无法起到直接显著的作用，然而一切更深层次的合作都是通过媒体人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展开的。因此，人员合作程度可浅可深，可贯穿媒体合作的各方各面、自始至终，为其他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有效的人才保障。
人才问题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关键因素，也仍存在改进的空间。国际传播，尤其是国际合作传播，需要大量懂对方语言文化、懂我国国情政策、懂国际传播原理的复合型人才。语言学习可以在语言学校完成，而了解对方国家文化、媒体政策等则需要在与对方媒体合作、接受对方提供的专业化培训才能够深刻体会。我国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十分缺乏此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对外传播稿件往往是中文稿件的直接翻译，缺少针对外国受众接受能力进行“二次编码”的过程，影响传播效果。通过媒体间的人员合作，我国媒体人才缺乏的问题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缓解。国际人员合作作为深层次合作的基础，其作用应受到重视。
2.活动合作
媒体国际合作不局限于媒体主业，共同举办论坛、研讨会、开展商业或公益活动日益成为国际合作传播的潮流，媒体不再仅仅是新闻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也在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以行为主体的姿态去积极地影响世界、提升媒体影响力、践行媒体社会责任，甚至赢得收益。联合举办研讨会、论坛、组织实施公益活动是媒体间活动合作的主要形式。
举办论坛研讨。论坛、研讨会以聚焦主题、云集精英、集中发声为基本特征，品牌国际论坛往往能吸引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从而产生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创办论坛、主动发声、开展媒体外交、延长媒体品牌链早已进入中国媒体的意识、引导中国媒体的行动，成为中国媒体拥有的品牌论坛。这些品牌论坛以及未来新创办的论坛必将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获得新的发声主题、发声人群、发声空间从而发挥新的力量。
始创于2005年的北京-东京论坛是中外媒体机构合作开展以论坛为平台的对话式媒体外交的经典范例，一直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组织联合主办，北京大学曾经是第一二届论坛的主办方之一，到2016年，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二届，与会嘉宾达到数百人规模。论坛主题充分体现中外媒体倡议推动中日合作，为亚洲未来与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例如：“面向亚洲未来，建立新型的日中关系”“亚洲的未来与中日的作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中日合作”“亚洲的未来与经济重塑中的中日合作”“回顾邦交正常化40年，探讨‘全球视野下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面向世界及亚洲和平与发展的中日合作”，等等。
始创于2011年的东盟与中日韩（10+3）媒体合作研讨会是中央和地方媒体或相关机构合作开展对话式媒体外交的经典范例，更是十三国媒体探讨媒体国际合作的专门平台。该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吉林省对外人民友好协会、云南日报、大众报业集团、环球日报社、环球人物杂志等地方媒体、涉外机构、人民日报社子报子刊先后作为承办单位，而承办单位在各地的广泛分布也将论坛的影响力辐射到各地。
组织公益活动。公益活动以开展社会动员、关注危难时刻、帮助弱势群体、助力慈善事业等为基本特征，成为公民自治的重要渠道。如今，与各类机构合作开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践行社会责任也已经是中国媒体的常态。“一带一路”倡议被一些外国媒体解读为中国扩张、中国威胁，世界需要看到中国的友好善意，而具有极强利他性的公益活动是中国友好善意的极好证明。媒体作为行为主体组织公益活动不仅展示媒体的公共性、发挥媒体影响力，也有助于强化媒体负责任的社会形象，提升社会对媒体的好感度。因此，媒体组织公益活动可以实现利他与利己的双赢。
“全球媒体儿童日”（Global News Day For Children）是2009年由新华社倡议并组织策划、新华社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旨在凸显媒体关注儿童生存环境、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一项大型国际公益活动。这是全球媒体首次在同一时间、就同一主题共同进行大型公益活动和新闻报道。内容包括：共享有关儿童的电视专题片；联动进行全球现场电视采访报道；互相传输电视节目；在各自平台上播出相关文字、图片、音频、电视等。全球共有83个国家和地区的927家各类媒体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综上，举办论坛、业务研讨会能够提升媒体在业界和学界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对热点问题的讨论可以帮助媒体互相学习，提升理论水平。随着越来越多大型传媒集团的涌现，媒体的业务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内容的制作和发布。通过举办精心策划的各类活动，媒体的影响力得到扩散，同时帮助塑造媒体心系行业发展、肩负社会责任的形象。媒体的良好形象不仅来源于新闻产品的质量和可信度，其本身作为一个社会实体所具有的社会形象也能给民众的评价判断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会比产品内容带来更“先入为主”的印象——若是认为一家媒体没有社会责任感，民众甚至会对他们的产品“一票否决”。当前，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对中国存在不同程度的刻板印象甚至偏见，使我国媒体在当地也存在着先入为主的误解。通过活动合作的形式，我国媒体能够有效地在合作国传媒学界、业界和民众之中塑造更加积极正面的形象，消除误解，为内容合作的开展扫除障碍。
3.内容合作
生产媒体产品是媒体的主要任务，内容合作是国际媒体合作最直接和主流的形式，通过联采联播和稿件、节目的供给，媒体间的合作关系得以深入。
联采联播。联合采访与联合播出方式多样，可以组织双方或多方记者跨国境进行热点问题采访；为对方感兴趣的新闻点提供素材、线索；共同策划选题，分享素材，共同生产并使用等。联采联播可以概括为在媒体产品生产阶段保持互动与共享，这对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扩大播出（刊发）效益都是有益的。
亚洲新闻联盟成立于1998年，是由亚洲12个国家或地区的14家国家级报纸组成的新闻联盟机构，中国日报是其成员媒体。该组织机构给成员国提供各种合作途径来共享并最优化使用该地区的重大新闻资源和新闻机构管理模式。在该框架内，中国日报社主办了15次“亚洲媒体中国行”系列活动，邀请海外媒体记者到中国广东、江苏、陕西等地参观采访，展示各地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发展面貌。
稿件（节目）供给。为对方媒体提供单篇或整版内容、单次节目或持续栏目，这种供稿供版、节目供应是历史最悠久的媒体合作形式之一。
《中国观察》（China Watch）是中国日报社在1990年代推出的海外多语种月刊，目前，以多版面专刊夹页随美国《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英国《每日电讯报》、法国《费加罗报》、德国《商报》等10余家国际知名媒体发行，以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呈现，期均发行量超过440万份，内容涵盖了时政、财经、社会、旅游和文化等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中国观察》也被称为中国国家形象专刊。2015年4月28日，中国日报社与英国销量最高的《每日电讯报》的合作再度升级，由线下正式走向线上，在电讯报网站设立CHINA WATCH子网站，向电讯报1200万网上读者提供关于中国的深度报道。《中国观察》成为中国日报社与国际主流媒体进行全媒体合作的品牌。
在地方媒体的“走出去”实践中，云南日报是先行者之一。1996年，云南日报与美国《国际日报》合作，创办了《国际日报?今日云南》专刊，截至目前，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与美国和南亚东南亚8个国家主流媒体合作，出版发行了13份《中国?云南》新闻专刊，通过英文、缅文、印尼文、柬埔寨文、中文传播。
我国全国性媒体和地方媒体很多都已经较长期地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了联采联播和稿件、版面的共享，我国制作的优秀纪录片、电视剧、综艺节目等的节目版权也行销海外，拥有较好的收视反馈。
内容合作是多渠道合作的重要模式，也是目前我国各级媒体在国际合作传播中的主要着力点，成为我国媒体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过程中的先手棋。内容合作先行成为一种较普遍的选择有很强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一方面，质量过硬的内容永远是媒体进入一个新市场的绝佳敲门砖，好的产品对于受众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内容合作使我国媒体扮演了内容供应商的角色，当地合作媒体为我国媒体产品落地提供平台空间，解决相关问题，为我国媒体节约了时间和金钱成本，可以更专注于内容生产。内容供应商在全球传播、融媒体传播时代可能是每个力求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的媒体扮演的角色，与近年中国电视业推行的制播分离具有同样的媒体分工原理。通过提升内容质量，我国媒体可以更有效地将内容转化为收益，变“买版面”为“卖产品”，在赢利平台上获取更大成果。
4.产业合作
产业层面的合作是最深层次的合作，双方共同出资，建立股份制实业公司或媒体机构，双方合作关系更加紧密，成为“命运共同体”。
实业合办。双方共同出资，共建实体产业，经营印刷厂、媒体制作公司、广告公司等，通过实业经营创造收益。
缅云出版印刷有限公司项目是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在海外投资的首个实体项目。云南报业传媒集团公司与金江胜利集团公司、仰光媒体集团、金凤凰报社签署《谅解备忘录》，拟用1～2年的时间，在缅甸仰光、曼德勒、内比都三个缅甸有影响的城市设立以报纸印刷为主的印刷厂，预计总投资超过1亿元人民币。项目实施后，印刷厂将承接印刷缅甸部分主流报纸、学校教材、政府相关产品等。
媒体联营。双方媒体集团合资共建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平台，共同生产内容、管理运营，共负盈亏，使得双方合作更加深入，共同提高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成为利益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江苏广电国际传播有限公司与香港电讯盈科媒体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全媒体频道“紫金国际台(now Jelli)”于2015年2月1日正式启播，目前已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以付费频道的形式播出。该频道以播放江苏卫视自制的综艺娱乐及资讯节目为主，在已覆盖平台上的用户数位居综艺类频道第一阵营。下一步频道将重点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区域，最终目标是成为华语最强海外全媒体频道。
兼顾影响力平台和赢利平台，才能使国际合作传播层层深入，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产业合作的形式，可以更好地实现双平台获益。目前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主要还是依赖国家资金支持，媒体通过国际传播赢利的意识、能力还有待增强。资本的引入可以为国际传播注入活力，将国家发展战略同媒体自身经营需求结合起来，效果更加显著。
通过产业合作的方式，我国媒体更好地在当地落地生根，合作双方在影响力平台和赢利平台的利益被紧密关联起来，真正成为“一带一路”上可以发出区域强音的“命运共同体”。
5.打造“一带一路”立体合作网络
多种模式结合发展。按照影响力平台和赢利平台这两个指标，国际合作传播主要采取的八种模式被划分出不同的深度层级，然而这并不表示深层次合作比浅层次合作更应受到重视，更不意味着要放弃浅层次合作，追求深层次合作，正如前文所述，不同的合作模式有不同的功能。大多数合作模式都无法做到影响力与赢利性的完美平衡，这更加要求媒体对多种合作模式综合利用，将合作网络立体化，实现合作效果最大化。
各级媒体各司其职。把国际传播仅看成是中央媒体的职责或是沿海开放前沿地区的职责无疑是狭隘的，大量案例已经说明内陆地区、边境地区的媒体在国际合作传播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地区、各层级媒体相互配合地进行国际合作传播，在“一带一路”沿线才能够取得最佳的效果。中央媒体有更高的国际知名度，辐射范围较广；地方媒体更了解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发展状况，具有地缘优势，各级媒体应相互配合、各司其职，打造“一带一路”沿线的立体合作传播网络。
本文是2015年度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话语创新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5WWJA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钟新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王岚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武艳珍
参考文献：
①蔡名照：《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声音》，《理论导报》2015年第12期。
②范勇鹏：《合作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光明日报2016年3月18日。
③陈国权：《新型主流媒体的内涵及打造路径》，《青年记者》2014年第34期。
④刘滢：《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中国媒体国际传播“本土化”的问题与对策》，《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
⑤徐体义等：《“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区域性国际合作传播能力建设探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