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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你嘭的一声倒地了，然后发现你还没死，学生过来又踹你一脚说，成全你。这最幸福了。”这是他对教学以及学生爱的另类表达。
他喜欢不断尝试新的挑战：休学、办网站、离开母校南下、成为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走过一段又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他扮演的总是“变革者”的角色。
张志安，传播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这位国内最年轻的新闻学院院长，更愿意把自己称为“大学教书匠”“新闻研究者”，希望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讲台。对教学、科研以及行政工作的平衡掌握，让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看待问题。对三者的思考，也更加成熟。
新媒体教育的改良阶段
——新的传播格局下，传媒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在媒介融合和传媒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新媒体教育总体上处于一种“改良”阶段。
记者：新闻业界不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的新媒体教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张志安：当前，基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传播技术革命推动的媒介融合已成学界与业界关注、热议和研究的焦点。从内容采集到技术介质，从传播渠道到行业整合，不同层次的媒介融合，既深刻改变着传媒生态及运营模式，也正在重塑新闻的生产机制和报道方式。在媒介融合的背景和传媒转型的需求下，新闻教育尤其新媒体教育面临挑战和机遇。
早在2001年，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者协会就建议新闻传播教育要紧跟业界的媒介融合实践，跨越单一媒介平台、推出融合型课程。2003年一项针对美国300所新闻传播院校的调查显示，约有50%的院校对课程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同年，对美国46所第一梯队新闻院系的调查发现，85%的院系已经开始推出媒介融合相关课程。
有美国新闻学者研究发现，美国新闻传播院校的媒介融合课程改革可分为三种：坚守者、改良者和变革者。其中，坚守者坚持原有课程不变，将跨媒介训练放在次要位置；变革者全面拥抱媒介融合，对课程从整体上做了革命性的改造；改良者则处于两者之间，既坚持原有按媒介类型而分设的系别和课程，也增加了媒介融合的相关课程。总体上看，坚守者最少，变革者最多，而改良者的数量则在增加。
当前，中国的新媒体教育总体上处于“改良”阶段。大部分新闻院校都意识到媒介融合对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和教育模式的冲击，通过新增融合报道的相关课程、开拓全媒体报道的实训项目、聘请业界师资组织教学工作坊等形式开展新媒体教育。一方面，全媒体报道、数据新闻、信息可视化、融合媒体等课程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按照媒介类型分设的新闻系（侧重报业人才培养）、广电系（侧重广播电视人才培养）、网络与新媒体系（侧重网络新闻人才培养）等基本格局并未改变。
新媒体环境下的传媒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舆论场”，逐步转变成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公共传播舆论场”。我们认为，新闻传播学教育亟须在新的行业生态和社会需求背景下再定位，从过去面向机构培养职业新闻人才，向面向社会培养公共传播业的行动者、参与和服务公共传播业构建的良好公民转变。所以，新媒体教育在“改良”的基础上更需要确立“变革”意识。
争做推动发展的“变革者”
——作为一个年轻的、专注于新媒体精英人才培养的学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将教育理念浓缩在“人文新媒体、融创传播学”十个字之中。努力地扮演“变革者”的角色，紧扣新媒体技术和行业前沿来培养新媒体公共传播人才。
记者：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新媒体教育是如何开展的？
张志安：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2003年才成立，是一所年轻的、专注于新媒体精英人才培养的学院，我们的教育理念浓缩在“人文新媒体、融创传播学”这十个字中。所谓“人文新媒体”，就是要注重新媒体技术和能力基础上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培养学生的格局意识、超越意识，在行稳致远、持中守正的专业实践中贯彻和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价值、精神和原则；所谓“融创传播学”，就是要鼓励学科交叉、文理交融，以新闻传播学为枢纽，综合掌握信息科学、设计艺术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强调实证方法、拓展学科视野。总之，希望我们的毕业生既是融合传播的行动者，更是专业精神的践行者。
具体来说，我们希望在新媒体教育中扮演“变革者”的角色，真正紧扣新媒体技术和行业前沿来培养新媒体公共传播人才。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改革：
首先，减少专业设置，打破介质壁垒。我们打破了原先按照媒体介质和类型来划分的专业，整合新闻学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数字媒体、视觉传播方向），形成具有数据、视觉和设计等课程模块的“新闻学”，这个专业强调面向所有介质和平台培养专业的新闻人才；整合公共关系学专业和传播学（政务传播方向），形成既具有扎实的传播学理论基础、又具有公共传播实务技能的“传播学”，这个专业强调面向公共传播业培养研究和实践人才。这样一来，学院在本科教育层面不再分成四个专业、五个方向，只保留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专业，更加强调厚基础、宽口径、学科根基与融合传播。
其次，鼓励文理交叉，探索实验教学。传统新闻教育注重课堂内外的实践教学、进驻媒体的实训教学，新媒体教育更需要强化实验教学，以发挥文理交叉的优势、体现学科融合的特点。为此，我们把学院的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规划成“内容采集”“用户洞察”“视觉设计”等三个模块，分别建成融合采编实验室、新闻摄影和VR实验室、数字视频和音频实验室、大数据传播实验室、用户心理和行为实验室、交互设计实验室等实验室集群，开设一系列融合报道、大数据挖掘、新媒体设计等相关课程。
再次，注重学科根基，打造实践平台。学院在学校开设的“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和“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等通识课模块基础上，重点利用学院跨学科师资的优势，开设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跨专业课程和《人文经典导读》课，激发和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夯实跨学科知识体系。为给学生提供不出校门、真正实训的实践平台，打造了“谷河传媒”、青年空间和公共传播工作室，分别对接传媒、公益组织、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资源，让学生在公共传播实践和课题研究过程中深化对复杂中国的理解、对社会责任的坚守。
记者：学院在新媒体教学方面有哪些优势、创新与特色，在理论研究和新闻实务两者的教学上有没有偏向性？如何确保教学不脱离业界发展实际？
张志安：学院在新媒体教学尤其是课程设置方面，有不少前沿探索。比如，我们的《数字媒体导论》《数字媒体技术》课有8个学分，贯穿第一学年，由两位计算机专业博士来讲授，给全院学生打下比较好的数字媒体基础知识；《数据新闻与信息可视化》《大数据传播实践》课程，由有设计学、传播学、计算机学科背景的教师讲授课程，帮助学生掌握数据可视化能力；《媒体设计基础》《设计心理学》《设计策略与方法》《视觉传播学》等课程构成新媒体视觉设计课程模块；开设《公益协同设计》《媒体协同设计》等课程，由软件学院和传播学院教师、学生共同参与教学，直接面向公益机构的现实需求进行课堂教学和项目设计。
在我看来，新闻教学、科研和传媒业界的最佳关系是“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既要保持无缝对接，又要保持适当距离。比如，我们大数据传播实验室与腾讯微信、今日头条等保持数据合作和行业研究；VR实验室采购了最先进的设备，带学生进行拍摄实训，掌握前沿技术、提升视觉素养；但我们也组织“新闻业研究圆桌论坛”，并连续3年出版《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对媒体融合实践中的过度商业主义、BAT收购传媒的公共性风险保持批判思考。教学不脱离实际，就是既要解决现实问题，又对现实问题保持独立思考。
记者：不久前，您带学生赴法国开展“欧盟财经报道训练营”，可以说是一次新闻教学走出去的尝试。初衷是什么？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机制吗？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张志安：“欧盟财经报道训练营”由我院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新闻教育中心合作，通过海外讲座、跨国报道和实践训练等形式培养学生的财经知识、国际思维和跨文化传播能力。我们的初衷是让学生“走出去”，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采访报道，提升财经报道的能力、增强全球比较视野。
我们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项目“不走寻常路”，没有发展常规的新闻实务方向，而是培养“财经新闻”和“交互设计”两个精英人才培养方向。前者与北大汇丰商学院财经新闻专硕项目合作，培养以金融报道为主的财经传播人才；后者依托交互设计实验室，采取实验室驻站学习、新媒体公司业界导师辅导的教学模式，毕业生非常受腾讯等新媒体公司的欢迎。“欧盟财经报道训练营”是我们专硕教育的尝试之一，将努力形成常规合作机制。
解决大问题，智库作用不放松
立足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依托跨学科文理交叉研究，在港澳舆情，传媒和社会心态研究方面，发挥智库的作用。探讨解决网络治理、舆论调适和公共传播领域国家和区域发展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记者：中山大学在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成果，传播与设计学院在中大智库建设中扮演了什么样角色？有什么样的平台？怎么解决成果应用的问题？
张志安：中山大学有三个人文社科智库平台：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我们学院深度参与了其中两个智库平台。
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专注从事港澳问题和粤港澳合作发展研究。我担任研究院副院长，主要负责研究院宣传工作、舆情大数据平台建设、港澳传媒研究等。学院与研究院共建港澳舆情数据库，每年给相关中央部委提供50余份港澳舆情社情方面的研究报告，采纳和批示率都很高，目前已是中宣部舆情直报点和中央网信办国家舆情信息中心直报点，广东省网信办舆情直报点，新近还申报“广东舆情大数据与仿真分析重点实验室”。应该说，在港澳舆情、传媒和社会心态研究方面，我们发挥着重要的智库作用。
另外，我们在国家治理研究院发起成立“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专注从事网络空间法治化、网络舆论场调适、网络治理指数和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承担了国信办、中纪委、国家食药监总局等多个部门及上海、广东、贵州等省市网信办课题，提交决策和研究报告百余份，多次被中央领导批示。目前，中心已连续3年主办“互联网与治理智库论坛”、连续两年出版《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度报告》，发起成立了有20多家高校科研单位参与的国内首个互联网治理智库联盟。今年，还将推出国内首个“互联网治理指数报告”。
此外，学院还拥有“广州大数据与公共传播”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立足大数据与城市传播进行专门研究，在市社科联主办下承办“互联网+城市未来”圆桌思想会，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
上述智库平台，核心定位就是立足大数据挖掘和分析，依托跨学科文理交叉研究，解决网络治理、舆论调适和公共传播领域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中山大学文科发展追求“入主流、立潮头、走出去”，并在此基础上“出思想”。科研需要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面向区域发展需要，我们的智库平台就是在努力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运用社交媒体大数据研究港澳舆情，通过大数据分析法和传统调查法的结合来研究中国网民社会心态，运用舆情大数据和仿真技术研究网络舆论和真实民意等。
特殊的时代语境下，努力培养三种人才
面对新技术的挑战，培养“德才兼备”的新媒体传播人才；面对新的传播格局，立足新闻传播业、服务公共传播业，培养具有“领袖气质”的卓越传播人才；面对改革正进入纵深期的时代语境，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精英传播人才。
记者：大学教育不仅是学习知识，也需要帮助年轻人获得书本之外的处世智慧和人生力量。罗俊校长曾用“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寄语毕业生。现在的环境下，新闻人才应该如何培养？
张志安：罗俊校长提出的12字方针，具有高起点、战略性、精英型的人才培养内涵，与当前社会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期待也高度契合。我们在探索新媒体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面对新技术的挑战，培养“德才兼备”的新媒体传播人才。“才”关键靠教育和培养，“德”关键靠熏陶和内省。回到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德”与“才”，其“德”在于培养坚定的理想信念、探求真相的勇气、公共传播的意识和服务社会的精神，其“才”在于培养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洞察的水平、社会学习的能力和信息获取、判断、生成的能力。从新媒体尤其互联网营造的“网络化社会”语境看，新媒体采编和传播技能的培养，不应该只满足过去的实践教学、实训教学，而应该引入更多的实验教学，尤其要注重培养行动中的批判思维、创新精神和责任意识。
二是，面对新的传媒格局，立足新闻传播业、服务公共传播业，培养具有“领袖气质”的卓越传播人才。当前，互联网已催生传媒业的深刻变革，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重构。大学的传播学院是继续为传统媒体培养职业新闻记者，还是为正在兴起的大传播业输送公共传播者？新闻教育者是将互联网当成一种强化专业精神的超越力量，还是将网络视为对原有规范性新闻教育进行结构性再造的机会？新闻院校是采取改良姿态、在已有经典课程之外增设互联网课程，还是采取全面渗透的革新方式、以互联网为核心来改造现有的课程体系？这些问题都已摆在新闻传播教育者的面前。
立足新闻传播业、服务公共传播业来培养人才是必由之路。立足新闻传播业，强调的是对事实、信息、真相的不变追求，对公开、透明、服务的精神坚守。服务公共传播业，倡导的是不再囿于为专业媒体培养人才，而鼓励为正在兴起的、更加广泛的、多元主体的公共传播业培养人才。变化的是人才培养所面向的行业边界和社会需求，不变的是人才培养中的公共服务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就是超越普通、追求卓越的“领袖气质”。“领袖气质”，既需要靠技能、知识和才华来做支撑，更需要靠胸怀、眼界和格局来做引领。
三是，面对改革正进入纵深期的时代语境，帮助学生建立历史感、理解复杂性、激发责任感，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精英传播人才。传统新闻教育中，塑造核心价值观、激发社会责任感的主要途径是经典教育和榜样教育。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在继续坚持经典教育和榜样教育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教育要通过帮助学生“知过去、看当下、望未来”，在培养其反思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基础上建立“家国情怀”。
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要在帮助学生建立历史感、理解复杂性、激发责任感的过程中培养其“家国情怀”。历史感是偏向时间的，复杂性是偏向空间的，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建立的“时空观”，恰恰是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思维要求。培养学生的历史感，有利于增进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强化对从“救国”到“兴国”再到“强国”之中国道路选择的认同；培养学生对现实复杂性的认知，有利于他们强化社会判断能力、提高社会调查水平，懂得传播更真实、全面、理性的真相。如果能够把社会科学的“经验性理论”，跟传统新闻教育贯彻的“规范性理论”结合在一起，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可以得到进一步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