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起程序报道仪式功能和信息传播的桥梁

    党报程序报道的仪式功能

    时政报道主要指对各项政务活动、政治会议、政策调整变动以及与政治相关的重大经济、社会、文化事件的报道。其中报道频率最高的，也被各级党报视为时政报道中核心产品的，则是对主要领导以及相关党政部门的政务工作、政治会议、考察调研活动等的报道，一般被称之为程序报道，往往占据了报纸重要和突出的版面位置。

    程序报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主要以消息形式呈现，结构和逻辑顺序上相对固定，且按照党报层级层层自下而上比对参照，表述方式和写作风格较为严肃并追求精炼、准确，篇幅方面自中央“八项规定”对新闻报道进行规范后，受到了严格控制。同时，在采写中尤为重视政治考量，如领导名单的排序、表述上符合相关政策及规定等。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其题为《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的文章中，提到了区分于对传播最主流理解方式“信息传递观”之外的另一种传播观，即“仪式观”，将读报等传播行为比作弥撒仪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即传播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世界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勇对这种特性进行过阐述，他认为仪式性的传播具有由某种类型化的和重复的符号体系构成,并且发挥着凝聚共识和维系共同体功能的特性。

    不难发现，程序报道中相对固定的呈现形式、结构和逻辑顺序、表述方式和写作风格及篇幅都具有“类型化”和“重复”的符号特性，或者说是某种“惯例性”。正如凯瑞在文章中引述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对仪式观视角下传播行为的描述:许多传播模式本身变成了社会惯例,对他人的态度、某种称呼方式、某种语调和风格都具体反映在这些惯例中,使之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即通过传播生成一种约定俗成的、默会(tacit)的社会惯例,而这种生成过程则需要将特定的传播行为不断反复从而形成。

    基于我国的政治体制，程序报道中的主角——各级党政领导以及党政部门作为人民群众公权力的赋予方和对上级领导、部门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方，如何行使公权力，开展的工作、做出的努力是否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福祉，相当程度上是通过程序报道——这个独一无二的新闻窗口——在受众的认知中来构建的。而受众群体的心目中，通过程序报道构建的认知，影响着他们对问题的判断和采取的行动，也与他们对党政领导和部门的信心、支持度，各项事业的认识、评价和参与热情直接相关。

    从这层意义上看，程序报道符合作为仪式的传播的特性：以一整套相对稳定的符号或惯例，以较高频率重复影响和构建着人们对党政领导及其代表着公共事务的认知和理解，也将对人们的行动产生不同程度的指导性影响。

    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做好正面宣传，要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从前述的理论视角审视，程序报道的仪式功能是服务于正确舆论导向这一要求的实现途径，其重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仪式功能与信息功能的冲突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移动终端让接收信息变得前所未有地便捷迅速，网络媒体的勃兴带来了海量的信息资讯，为受众的选择提供了空前的自由度。而接触资讯的高度自由，也一定程度上助推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进而影响着受众选择的取向，使其更为多元化。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丁柏铨在探讨新闻的有效传播时，描述了“通而乐受”“通而不受”“传而不通”三种效果递减的类型。有学者认为随着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和选择新闻产品自由度的提升，党报程序报道的传播效果恰恰经历着了由“通而乐受”到“通而不受”，再到“传而不通”的滑坡历程。

    如果说在党报的发行优势下，程序报道还能保证在一定规模的订阅者群体中的传播，在党报订阅覆盖范围外的广大受众则难以被覆盖了。离开受众，传播就无法进行，就失去了对象和目的。程序报道的仪式功能同样如此，得不到广泛传播和接受，就难以发挥塑造和凝聚共识的导向作用。

    根据传播学者提出的受众选择3S理论，在接触媒介和接收信息时有很大的选择性，这个选择过程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三种现象，而在受众对新闻产品的选择与否，与受众自身的情绪，新闻产品的态度、带来的刺激感、新闻产品与受众自身的关联程度、内容是否具有鲜明的对比性、信息量大小等要素有关。而这些要素，恰恰是新闻报道信息传播功能的重要实现途径，程序报道亦如是。

    反观程序报道，一方面风格较为严肃，官方色彩浓重，态度上欠缺亲和力，甚至被有的学者诟病为“灌输式”“说教式”的风格；另一方面呈现的内容大都是领导干部的所言所为，往往与方针政策及开展工作的思路、方法、重点等相关，对于一般受众而言，由于背景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欠缺，解码难度较高，而且显得关联程度不强；同时，篇幅上的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背景信息被纳入报道的空间。这些都将导致受众在选择新闻产品时，不倾向于选择程序报道。

    这种状态下，似乎程序报道的仪式功能与信息传播功能已经被置于矛盾的对立面，双方的关系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冲突状态，仪式功能的发挥需要以牺牲信息传播功能带来的传播广度为代价，而信息功能的发挥，则需要以仪式功能特性的消减带来的功能弱化为代价。

    新媒体平台的桥梁作用及其实现途径

    近年来，各级党报在时政报道突破创新上有了诸多尝试，如人民日报在微信平台上打造的“学习小组”“侠客岛”等一系列时政类公众号品牌，对时政报道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的程序报道进行解读，南方日报用“大时政”理念拓展报道增量，北京日报发掘程序化报道之外的深度报道等，这些探索都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矛盾的双方往往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如何在程序报道的仪式功能和信息功能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变此消彼长为互相促进？新媒体平台所具备的优势恰恰能够实现这种桥梁作用。

    一方面，新媒体平台以其免费、便捷等优势，具有远超于报纸的受众群体，能够有效提升程序报道的传播广度。以湖南日报为例，其年发行量约40万份，而湖南日报社推出的新媒体平台——“新湖南”手机客户端在上线不到1年的时间内，订阅人数就超过了500万。

    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具有突破传统报纸版面编排和篇幅限制的先进技术优势，能够呈现包括文字、音频、视频、图片、图标等在内的各种内容，还能根据实际需要实时添加或调整内容，能带给受众远胜于传统报纸的信息量和刺激感。新媒体平台实时推送的技术优势，在确保时效性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超链接，可以使受众在阅读一篇报道的同时，链接到含有相关背景信息的报道。这种优势，对于在不影响程序报道仪式功能的同时，提升或放大其信息传播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借助这些优势，程序报道的采编人员就有空间和可能在内容和呈现方式上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放大两种功能。

    增大信息量和信息刺激。可以借鉴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借新媒体平台推出的专题策划《雪崩》，通过精巧的页面呈现，将视频、音频、图片、GPS定位数据、新闻图标等元素集成起来，以专题的形式呈现，让受众对新闻事件有一个全方位、如同身临其境般的了解，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

    新湖南手机客户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推出的《湖南这些事，习总书记用心有多“深”？》专题中，不仅包含了《习近平参加湖南团审议，与代表共议精准扶贫》等多篇程序稿件，还包含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赴湖南考察的新闻稿件回顾，在湘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专访，以及《不知该怎么称呼你》歌曲的视频和大量新闻图片，上线几天之内，该专题的综合阅读量已超过210万，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帮助解码，改善用户体验，提升亲和力。结合背景事实，对程序报道中的内容进行解码，把简短的、高度凝练的程序报道用通俗、活泼的语言表达来“短话读长”，让人们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政治逻辑、政治考量，这种“引述原文+解读”的模式，一方面能够强化仪式功能，同时还能培养受众“读懂”程序报道的解码能力。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在这一点上发挥优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该号在2015年11月23日推送的稿件《就这事，他们要跟中央签军令状》中，就对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解读，通过分析这次会议将扶贫工作提上新高度的前因后果，并解读了各地党政一把手与中央签订“军令状”这一措施蕴含的信息，收获了超过100万的阅读量。

    梳理、对比、综合、汇总。程序报道中的工作往往具有延续性，可以梳理历年来的变化，通过对比新的变化，结合发展环境和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阐释变化背后体现出的工作意图或者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可能给人们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变化、影响。让报道清晰、易懂，具有思辨性，与受众的关联度进一步提升。

    要实现上述几个方面的突破，在程序报道的报道机制上需要大幅度地革新。一方面，前后方团队、编辑记者团队能够通力配合，尤其需要后方培养出具有时政素养的编辑团队，知道针对什么样的程序报道，综合什么样的背景信息，并进行导向正确的分析解读。同时，这支具有新媒体素养，能够针对受众的选择趋向和信息传播功能编排页面。另一方面，策划上，必须有兼具新媒体素养和时政素养的负责人牵头，提前准备各种策划以提高时效性，并肩负起导向上指导和把关的职责。同时，人力、物力、设备和培训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也需要在考核、保障等方面的机制创新。

    （作者系湖南日报编委）

    责任编辑：祝晓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