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调查报道的生与死

    作为一家创刊于1872年的老报纸，《波士顿环球报》在2002年成立了“聚焦”小组，希望通过强化深度报道的方式挽回逐渐失去的读者。在快餐式的新闻消费环境中，调查报道费时费力，还可能不讨好，但却没有人怀疑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人们相信，媒体只有通过这种对社会产生推动作用的深度报道来夯实根基，才能获得公信力、赢得读者的信赖。正如《聚焦》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所言，要让“报纸对读者很重要”。

    “对我来说，报道这样的新闻，才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中总编辑马丁?巴伦（Marty Baron）的这句话，相信会让不少胸怀理想的媒体人有所触动。《聚焦》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聚焦”专栏记者通过深入调查，揭露天主教神父猥亵男童丑行的过程。这一系列报道获得了2003年普利策新闻奖。

    调查报道是一种历史连续式的报道，它不仅要向读者展示事件本身，还要告诉人们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并对未来产生一定影响。如果说消息报道的目的仅仅是如实反映客观世界，那么调查报道的目的则是为了揭示真相，改造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聚焦》展示了一个成功的调查报道孕育产生的全过程，故事情节驳杂曲折，人物情感内敛深沉又触动人心。在传统媒体出现变革危机、媒体人面临转型的今天，人们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重新感受到新闻专业主义的魅力。

    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为何它能获奥斯卡奖？

    在第88届奥斯卡奖评选中，《聚焦》战胜了《疯狂的麦克斯4》《大空头》《荒野猎人》等热门影片，一举摘得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原创剧本奖，取得巨大成功。

    马丁?巴伦曾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么多年，他一直想把自己参与过的调查报道拍成电影，2014年才真正实现（《聚焦》于2014年着手拍摄）。

    其实，《聚焦》导演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在第一次接触剧本时并不是很满意，他直接拒绝了执导这部电影的提议，因为虽然强大的演员阵容和传记式剧本的确具有冲击奥斯卡小金人的潜质，但这种拍摄记者不断打电话采访、寻找各种资料线索的电影,很可能拍得平淡无奇，无法吸引眼球。一年后，制片人带着改动后的剧本，再一次找到麦卡锡。故事终于赢得了麦卡锡的肯定，他认为，马丁?巴伦接管《波士顿环球报》的桥段非常吸引人——一个刚刚来到波士顿的外乡人，接管了这座爱尔兰天主教城市的地方报纸，并且直接将矛头指向当地天主教会。这个故事将会非常有趣。

    在这部电影中，记者们揭露黑暗，追求真相，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形象。而拍摄《聚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告诉大家新闻行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希望提醒人们意识到记者对这个社会有多么重要。本?布雷德利（Ben Bradlee Jr）在访谈中讲到，虽然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我们的报纸，但这部电影播出之后，希望有更多的受害人站出来，将他们的遭遇告诉我们。

    对导演麦卡锡来说，还希望通过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唤起人们的责任感。作为公民，真正高尚或值得宣扬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追求事件的真相，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才是电影最有力、也最让人激动的地方。

    麦卡锡的这个想法，恰好暗合了奥斯卡奖评选标准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众所周知，奥斯卡评委会希望通过获奖作品，让人们认识到“电影对这个世界很重要”。他们希望获奖电影可以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直抵人们的内心深处，触动良知。“宗教的执行者是否忠诚执行宗教本身”，就是《聚焦》这部电影对现实社会的唤醒。

    就这样，凭借着社会敏感题材、对人性深刻的揭露以及极其端正的价值观，《聚焦》赢得了奥斯卡评委的青睐。电影叙事流畅，以调查报道的进程为时间线索，通过对性侵丑闻的逐渐揭露,一步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影片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没有低俗的噱头，凭借着沉稳的叙事节奏，用平实、真诚、责任感打动观众。而这一切也恰恰是奥斯卡评委学院派的最爱。

    《聚焦》中的调查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聚焦”小组负责人沃尔特?罗宾逊(Walter Robinson)曾回忆说：“这篇调查报道的初稿大约在5000字左右，有着不错的故事性和逻辑性。但马丁看过后又对报道提出了一些要求，他希望我们能继续去跟踪、深挖背后的真相。这才产生了多达20余篇报道的普利策新闻奖系列作品。”

    2002年1月6日，关于神父性侵丑行的首篇报道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刊出。报道用犀利的言语直接质疑教会“多年来对神职人员性侵行为熟视无睹”，在各大教区掀起了轩然大波。报道问世后，记者们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对此事进行持续披露。接下来的报道，聚焦了约翰?乔根（John J. Geoghan）等神父的性侵行为；青少年受害人以及其家人的可怜境地；教会对此类事件的态度以及教会内部的“潜规则”；世界其他教区对此讳莫如深对社会保持集体沉默……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是关于波士顿地区红衣主教伯纳德?劳（Bernard F. Law）的辞职能否修复对教会信任的看法和评论。

    调查过程中，敢于发声的受害人、实施过性侵行为的神父的证词、民间组织提供的资料，还有通过重重困难解封的法庭案卷，成功地推动了报道的深入。正如影片所表现的，“聚焦”小组成员还通过不断的深入采访和追查，发现了神父花名册的玄机。他们根据名册上记载的神父调动教区的原因，通过与法院核实，确定了1500件神父性侵案件，成为此次调查报道的关键性证据。

    在报道过程中，“聚焦”小组成员内心经历过极大的煎熬和考验：萨查?佩弗（Sacha Pfeiffer）看到祖母对信仰如此虔诚，不敢想象真相揭开后对老人的冲击；沃尔特?罗宾逊在很多场合，为朋友所不解，被劝阻“不要去招惹这秘而不宣的真相”；在发现一处可疑的性侵处所后，为保证不走漏风声，他们甚至对最亲近的人也要守口如瓶。

    萨查?佩弗在采访中提到，“为了保守秘密，我们没有告诉其他同事我们在做什么报道。我们常开玩笑说，‘我可以告诉你，但我必须杀了你。’”这也是“聚焦”小组的工作常态，他们的报道主题和内容需要严格保密。如果不是报道的直接负责人，报社的其他高层也不会提前知道调查的具体进展。

    “聚焦”小组的这一系列调查报道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从《波士顿环球报》首次披露神父性侵问题至今，教会仍然在努力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其中包括出台规章和纪律约束神职人员，加强神职人员的背景审核等等。可以说，“聚焦”小组的这组调查性报道为教会相关制度敲响了警钟。

    调查性报道是美国媒体责任的试金石

    在美国，媒体被视为是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第四权力”，其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就是社会监督和环境守望，媒体人往往以挖掘、曝光政府和社会的阴暗面而被称为“扒粪者”“守望者”。

    调查报道是最能体现美国新闻界“第四权力”的一种报道方式。调查报道记者与主编协会将调查报道定义为“曝光错误行为或违反法律、规章、准则、共识、体面的报道；处理一个对读者具有重要性的主题；由其他人隐瞒或保密的企图所引发。”可以看出，调查报道强调主题的重要性和报道内容的揭示性。在现实中，调查报道能够对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是媒体行使权力、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志。

    著名的“水门事件”是调查报道的重要里程碑。1972年，《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依据线人“深喉”提供的消息，揭露了“水门事件”内幕。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致使时任总统尼克松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由于丑闻而下台的总统。更为重要的是，报道对事件的追踪和揭露，引起了美国社会对总统权力的反思，政府权力以及相应的监督体制均受到了挑战，进而对美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篇新闻报道获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通过对近几年普利策调查报道获奖作品的梳理发现，美国媒体的调查报道关注的往往都是重大、敏感的社会问题。记者们通过深入采访调研，揭露丑闻、宣扬正义，致力于推动政治体制的完善，抑或是开启社会的变革。

    获得2015年普利策调查报道奖的“医疗系统揭秘”系列报道，揭露了美国医疗体系存在的欺诈和权力滥用问题，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公开一直被隐瞒的医疗数据；同年度的另一篇调查报道获奖作品则揭露了政治说客如何影响美国国会和州检察长，使政策向富人倾斜。这一系列报道促使检察长们开始审视建立一个新的道德规范的紧迫性；2014年普利策调查报道奖获奖作品则揭露了一些与企业有特殊关系的律师和医生通过种种手段，拒绝给患有尘肺病的煤矿工人提供福利。问题一经披露，美国参议院马上修正法律、改革利益系统；2013年的获奖作品中，《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巴斯托（David Barstow）调查报道了沃尔玛在墨西哥的贿赂丑闻，致使沃尔玛公司进行了大范围改革……

    新闻常被称作是易碎品，而一篇好的调查报道，却往往能历经岁月洗礼而依然璀璨耀目。新闻媒体不应在现实社会中一味地迎合受众口味，而是应该承担起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智开启的责任。调查报道正是媒体实现自身社会功能的最好方式。

    如何成就一篇好的调查报道？

    在为《聚焦》中记者们迎难而上、抽丝剥茧的报道行为心潮澎湃的同时，人们不禁会思考：究竟是什么成就了一篇出色的调查报道？  

    由于其揭示真相的性质，调查报道总是充满了各种艰辛。对于记者个人来说，拥有追求新闻真实的执念和不畏艰难的勇气至关重要。调查过程中，各种阻力、威胁、利诱，处处都是对媒体人意志和信念的考验。记者需要具有敢于坚持的勇气和“踏破铁鞋”的执著；需要掌握采访沟通的技巧，获取、分析资料的技能等高超的新闻专业素养；还需要有赢得线人信任、保护线人的职业操守……

    除了以上个人素质之外，一个好的调查报道还需要什么呢？

    一篇好的调查报道离不开团队的集体支持。调查报道往往涉及不同领域，无论是资料获取工作还是采访工作，都异常繁重。在发现重要线索时，需要组建合适的团队，寻求不同领域的专家，在关键时刻对事实做出最基本的判断和逻辑推理；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则需要团队成员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在面对各种困难时，更加需要团队成员形成合力，相互支撑。当然，每个团队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合，最后才能达到1+1>2的效果。事实上，没有听说哪一个出色的调查报道是由个人单打独斗完成的。

    现实中的“聚焦”调查团队共有7位成员，包括1位主编和6位记者。他们不光出身名校，受到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同时还都拥有丰富的采访写作经验，其中多位曾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等重要奖项。这种优秀的团队组合造就了它们的一次次成功。

    先后获得三次普利策新闻奖的巴斯托曾提到，要想做出一篇好的调查报道，除了记者的心理素质、表达能力、采访工具以外，机构内部的支持非常重要。一篇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报道一定会涉及多方利益，保证创作过程的独立性就显得异常重要。这要求新闻机构对报道团队拥有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对于报道的进展不做无谓的干涉，为调查顺利进行提供足够空间。

    当然，好的调查报道还需要有足够的投入。这种投入既包括人力、金钱等方面的投入，也包括时间的付出。2007年普利策调查报道奖获奖作品，揭露了阿拉巴马州大专教育中存在的腐败问题，最后迫使该校校长被开除，学校立即采取了整顿措施。整个报道用了整整14个月时间才完成。《波士顿环球报》这篇被拍成电影的系列调查报道，历时一年多，先后发表了600多篇相关报道。巨大的投入换来了巨大的成功。报道带来了轰动性的影响，最终迫使罗马天主教会不得不做出相应改变。

    调查报道因何式微？

    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报纸的发行量和收入出现了连年下滑。2014年美国纸媒发行量比2013年下降了3.3%，广告整体收入下降了4%，仅为199亿美元，不及2007年广告收入的一半。近些年，美国传统媒体出现严重的“离职潮”，从业者纷纷转向新媒体领域，或是干脆转行。受整个行业不景气的影响，调查报道也受到了冲击。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收入的减少以及所受支持和关注的弱化，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数量出现了大量下滑。有调查显示，每年入选普利策调查报道奖的作品量也大幅下跌。具体来说，调查报道出现危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自媒体盛行，传统媒体维持自身运转分外艰难。传统媒体的广告额连年下滑，经营状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调查报道往往耗时长、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使其成为媒体削减投入和裁员的首要目标。

    受众阅读习惯改变，快消式的新闻产品充斥网络。新闻篇幅逐渐短小化，对于长篇幅、连载式的调查报道，市场和读者失去耐心。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趋势，对记者提出了多元化要求，却忽略了其专业属性。新闻产品流程的融合，意味着对全媒体型记者的期待。一条新闻信息需要被采集成多种内容形态——文字、图片、视频，等等。这样一来，媒体对记者的要求就不仅停留在观察能力、文字水平和报道技巧等方面，他们更希望一个记者可以同时完成多项任务。《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商业版负责人迪恩?斯达克曼（Dean Starkman）将现在的媒体环境描述为“快速运转的仓鼠轮”，用以形容记者的忙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们自然会忽视或者无暇做好费时费力的调查报道。

    有人指出，近年来媒体的发展变化显示，优秀的新闻报道和改善媒体经营之间已经没有了必然联系。像《波士顿环球报》这样即使在历史上获得过20余次普利策新闻奖的报纸，仍无法挽救报纸发行量日趋下滑的趋势。为弥补亏损、寻求生机，报纸已多次易主。不得不承认，这已经成为传统新闻行业的一大痛点。

    调查报道将走向何处？

    在传统媒体和调查报道日趋式微的背景下，《聚焦》以向经典致敬的方式再一次激发起人们对调查报道的思考。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媒体本身，调查报道的价值何在？未来又该走向何处？

    让我们回头再看看“聚焦”调查小组成立的初衷。为了应对网络媒体冲击，作为一家创刊于1872年的老报纸，《波士顿环球报》在2002年成立了“聚焦”小组，希望通过强化深度报道的方式来挽回逐渐失去的读者。在快餐式的新闻消费环境下，调查报道费时费力，还可能不讨好，但却没有人怀疑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人们相信，媒体只有通过这种对社会产生推动作用的深度报道来夯实根基，才能获得公信力、树立威信，赢得读者的信赖。正如《聚焦》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所言，要让“报纸对读者很重要”。

    调查报道虽然面临传统媒体衰落和网络媒体崛起的时代背景，但是，传统媒体的衰落并不代表着调查报道的死亡，网络的发展也许恰恰为调查报道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2010年的普利策新闻奖最大的亮点之一，便是新闻网站分了调查报道奖项的一杯羹。新闻网站ProPublica和《纽约时报》共同报道了当年的获奖作品《生死抉择》，揭示了新奥尔良市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卡特里娜飓风来临期间的生死抉择。报道获得了巨大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Propulica是美国一家独立的非盈利新闻编辑部，主要和多家媒体合作进行调查报道。类似的新闻网站还有赫芬顿邮报，通过设立“调查新闻基金”，鼓励优秀撰稿人进行深度报道写作。这些都是调查报道新的探索模式，或许孕育着调查报道未来发展的希望。

    因此，调查报道的生与死，不在于媒体形式的兴衰更替。网络媒体不是调查报道天生的敌人，却有可能成为传统媒体调查报道新的“合伙人”。对调查报道而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并非零和博弈，相反却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通过资源整合对调查报道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明确了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的或许便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载体问题，而是要坚信调查报道对于社会进步以及媒体自身发展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研究部）

    责任编辑：武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