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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摘要：本文将有关学者的素养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思想——“价值无涉”视为一种话语，试图通过考察其话语生成的历史语境，来分析有关价值无涉学术困境的实质，并期望借此对同为行业规范理念的新闻“客观性”原则提供一些认识论层面的启发。
关键词：价值无涉/中立 学术规范 社会科学方法论 新闻“客观性”
“价值无涉/中立”源起于韦伯。但经过历史社会的变迁、越洋跨海的理论旅行以及语言文字的转换后，① “价值无涉”被从韦伯原初提出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抽离出来，一方面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被中国的本土现实需要解码，成为一种对于学术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流行话语。
与“价值无涉”类似，作为新闻从业者行业规范准则之一的“客观性”原则也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价值理念，其在当下中国具体的新闻生产实践中正面临诸多困境。随着媒介形态越来越多元化，传统严肃新闻与广告营销的边界也日益模糊，人们对于新闻“客观性”的认识也越发混乱。新闻行业的专业性正遭受信任危机。因此，本文把价值无涉视为一种话语，试图通过回溯其话语生成的历史语境，分析有关价值无涉的学术困境的实质，并期望借此对新闻“客观性”原则在当下中国的理解和实践提供一些认识论层面的启示。
作为中国现代问题的“价值无涉”话语
现代化运动波及哪里，韦伯就会降世哪里，②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对韦伯理论中批判和现代化两个理论面向，更加强调现代化这一面。③作为科学研究理念之一“价值无涉”，正是以其现代属性为标志引入中国的现代思想中，成为“个人、科学、社会、国家”等现代主题的一部分，被安置在传统/现代的叙事框架中。
欧洲的“韦伯热”是在韦伯死后四十多年兴起。④而韦伯在西方的复兴，一方面得益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者帕森斯对韦伯学说的在结构功能主义层面的诠释和推广——他在《社会行为的结构》及其随后的著作中把韦伯说成他思想的先驱之一。被“帕森斯化”了的韦伯思想成为美国实证主义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该取向对科学、理性的去意识形态的解读和强调吸引上世纪80年代急切摆脱中国阶级范式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韦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近代中国为何没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如何现代化”等问题，使得韦伯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位列重要的席位。80年代重要的几套人文社科丛书 “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都收录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译本⑤。韦伯思想成为填补“马克思之后”思想空白的理论学说。
与此同时，“价值无涉/中立”原则作为建立现代学术制度的一部分，以“规范准则”的身份进入研究实践领域。这一身份由于90年代的政治动荡和市场化进程的加深而被强化。⑥但不同于韦伯针对宗教信仰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而提出该理念的历史背景，中国学者引进“价值无涉”作为学术制度规范，是为了免于政治表态而提出的理论依据。价值中立原则一定程度上把拉开了当时学术和政治的距离。学者们期望借此可以摆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在校园内开辟出一片“纯净”空间。
因而，出现了两个“价值无涉”的运作场所，二者互为缠绕地构织出一套以科学、理性化为存在依据的“价值无涉”话语。首先，是在文本的层面的运作，学界对韦伯“价值无涉”的研究是一种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使人们不再把韦伯学说当做与现代中国毫不相干的德国思想。“价值无涉”话语因而获得了普世的特征。这一普世性让“价值无涉”以学术规范的姿态介入到学术实践中。然而，规范是一种与具体需求、与社会文化生态息息相关的行为理念。“价值无涉”发展为国学术实践规范和标准本身就是一种本土需求引发的行动策略，是对当时政治气候的一种回应。因此，当本土社会的生态发生变化时，价值无涉话语中存在的矛盾就显露了。
这一矛盾是传统/现代、中国/西方叙事框架张力的外部表现。处于该叙事框架中的“价值无涉”话语困境，体现为对学术“价值无涉”理念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前者表现为将“价值无涉”视为现代学术规范的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要求在研究中保持绝对的“无动机”和无目的性，也就是保持绝对的中立和纯洁；而后者则完全相反，以文化相对主义为由头，以“中国特色”为借口，否定“价值无涉”理念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价值，并通过简单化阐释韦伯本人的人生和研究生涯，以此为依据说明“价值无涉”的不可行性。⑦
这两种对“价值无涉”截然相反的理解和态度，其实都逃避了对价值的思考。只不过前者通过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完全割裂开来的方式，试图劈出一方净土，却由此造成价值虚无，缺乏问题意识。并且，其实这种表面上的“非政治化”和中立性正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而后者使用所谓“中庸”的手法，跳进相对主义的陷阱。二者都廉价地将学术研究和教育的特性抹平，学术研究活动对于社会发展的超越性和解放性力量被消解。
与理想类型结合的“价值无涉”
传统/现代的叙事框架一方面使“价值无涉”话语在中国遭遇到困境——学术研究实践与价值的割裂，或掉进相对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反思“价值无涉”话语的切入口。
帕森斯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重构了韦伯学说形成的现代化叙事，抹去了现代性理论中的西方历史语境和相关内在联系，使西方社会中的所谓理性化、客观化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社会指标。“价值无涉”则脱离历史语境，成为普遍主义的抽象价值、规范和指标——要么从普遍主义的立场全盘接受，学术规范成为某种拒绝与社会、政治沟通的专业化学院原则；⑧要么以特殊主义的态度拒绝，视学术规范为完全无价值之物。因而，需要对“价值无涉”做系谱学的反思，在此基础上讨论学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讨论学术规范的内容，而不是将讨论的中心放在如何适应规范上。⑨
具体来说，就是不能将孤立地仅把“价值无涉”作为一种普世性行为规范，而应该将其放置到韦伯的整体思想体系中认识和运用。一般认为，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受到实证主义和新康德学派历史主义的影响。⑩韦伯是在扬弃和超越了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某些主张和论点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联系前文所提到的困境之一，即对“价值无涉”的绝对肯定，可以发现，这一态度遵循的是实证主义的道路，把事实和价值分离，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同。韦伯自己的认识论也确实有过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的区分。他认为“经验科学的任务绝不可以是获得糅合在一起的规范和理想，以便能从中推演出可用于实践的处方。”但是受到历史主义的影响，他不能忽视“价值”在研究中的地位。因而他提出“理想类型”（Ideahypus）这一工具，借此“能够超越历史主义者诉诸直觉感受的狭隘，也要比单纯的实证主义者更加全面与合理地把主体与客体融合起来，以消除了历史主义的质疑和实证主义的武断。”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我国的推崇“价值无涉”的学者，问题不在于肯定价值无涉的意义，而在于没有建立自己的“理想类型”，因而在实践的道路中丢失了研究的意义，最后与相对主义者殊途同归。
“价值无涉”对新闻“客观性”的启示
在这里，需要做一个不是非常恰当但也确实具有可比性的类比，即把新闻“客观性”类比为新闻从业者的“价值无涉”原则。希望通过上述对学术界“价值无涉”话语的解析路径和思考，激发对新闻“客观性”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和思考。
把这两个表面看似不太相关的理念放在一起，首先是因为两者从社会功能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两者都可作为某一职业群体的价值规范，并且该价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关乎着各自所属群体职业合法性。正如媒介理论家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说，客观新闻暗含着一项“不成文的契约”。
将“价值无涉”与新闻“客观性”做类比的第二个理由，两者都是认识论争议的集中体现。从新闻“客观性”这方面来说，新闻实践并非全然的业务操作问题，客观新闻业的主张中隐含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哲学问题。因此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对新闻业的价值规范做一些剖析是必要的，而对“价值无涉”话语的解读路径恰好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辨析入口和借鉴。
两者在社会认知中遭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即前文所论述的那种对“价值无涉”的两极化认知——要么亦步亦趋的教条式的遵守；要么绝对的否定，用虚无主义的后现代态度作为放弃价值坚守的借口。在新闻“客观性”这里，这种两极化的认知陷阱和困境表现为，一极是无视新闻客观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教条地将“客观性”作为“普世价值”去信奉——这与僵化地固守“价值无涉”而无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呼唤同处一侧；另一极是盗用具体语境中对新闻“客观性”的批判，误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认为的真理标准这种后现代虚无主义的哲学认识论，以“客观性”不可能实现作为自己放弃的新闻业公共性价值的借口——这与以“文化相对主义”和“中国特色”为借口，否认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同处一侧。
如同前文对“价值无涉”话语的分析所得，对新闻“客观性”这种在表面上看似两极化认识的困境，其实也指向了同一种结果，即是对新闻客观性理念提出时的原初价值关怀的背离。只不过“恪守”新闻“客观性”的这一方是以消极被动的方式，用“客观性”替代了作为公民和新闻工作者本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而另一方则更为直接主动地放弃“客观性”，用否认“客观性”来掩饰自己与资本、权力的同流合污。因此，这些看似不可调和的认知分化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其实质都是对价值坚守的放弃。表现出来的认知困境和矛盾其实是一种“建构”的伪矛盾。
因而，在涉足这个争议性问题时，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这种伪矛盾是如何产生、被制造出来？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客观性体制背后也有两个认识论的路径，一个是实证主义，另一个是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非常有趣地，这两个路径再一次地与韦伯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两种路径有相似之处。
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按其本身状态存在着，独立于人类对它的认识。所以通过某一特定的观察技巧和数据资料搜集的应用，人类/记者可以发现本来的面貌，进而再以独特的表达方式、毫无曲解地把信息传送出去。以此观点出发，新闻工作者只是一个观察者，可以“中立”传递信息，而“客观性”原则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然而，这种朴素的实证主义其实已经被新闻业本身抛弃了，事实被公司、政府、政治宣传机器选择性地放大或弱化，割裂和重组。并且受到诸多诟病，其中在认识论方面，最大的挑战来自因袭主义。 因袭主义并不否认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它坚持人是被包围在自己的思维范畴中的，因此获得未经传媒中介的客观知识注定是不可能的，并从语词的选择、对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以及媒体参与了社会建构等角度论证了“不可能性”的成立。然而，当把这些观点推到极限，就会造成语言之外再没有什么，现实只不过是话语的感觉和产品，这样一种不可知论的境地导致新闻报道只不过是小说的另一种形式，而那些赋予了人类社会意义的价值——公平、进步也随之消解。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似乎只剩下“不相信”——阴谋论成为抵御不可知世界的唯一“武器”，而这一武器对于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不断加深是没有批判力量的。
韦伯用“理想类型”消除了历史主义的质疑和实证主义的武断，那基于培育一种民主平等的新闻业，是否也需要建立一个“理想类型”呢？是否存在一种既避免实证主义价值与事实分离困境，又避免后现代主义虚无不可知论的新闻立场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具体的内容和途径需要开放的、理性的共同体，通过对现实的反思、批判和讨论以达成基本的共识——该共识的达成也代表着信息沟通交流价值的存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冷 梅
注释:
①罗岗: 《“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对1990年代以来“西学想象”的一种描述》，《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
②刘东:《韦伯与儒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③⑥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版。
④王炎: 《马克思·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谈会侧记）》，《读书》1985年第12期。
⑤⑩肖春平：《再出发的韦伯研究》，《经略》，2011年第2期。
⑦郑飞：《学术研究能否实现价值中立？——从韦伯说开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日。
⑧汪晖:《必要的沉默——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范的随想》，《旧影与新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版。
⑨汪晖:《再思学术与社会》，《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王忠华：《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说探析》.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吕新雨：《“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笔记》，《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版。
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