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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融合时代，秉持新媒体舆论监督这把利器，政府、社会以审视的目光和宽容的态度用其正道避其锋芒。就媒体自身而言，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合理性和值得珍视之处则在于，要能够时刻保持智慧的警醒并勇敢站在争议的前端和深处，代言民意又防范民意陷阱，以事实为依据，凭借专业、德性和敏锐的思辨说服，引领社会，直面事实的挑战和风险的考验。
关键词：新媒体 舆论监督 趋利避害
突发事件来临，往往伴随着多种信息形态的出现，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以来，亿万关注者心灵也在承受着另一种突发现实所带来的重压——信息爆炸。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微传播时代，新闻、谣言、传闻、段子成为舆论场的主导，无处不在的微信、微博、手机视频、社交媒体一举跃过传统媒体，在速度、情感、话语、互动等诸多方面，显示出咄咄逼人的传播控制力和影响力。如果说，汶川地震中微博互动的温情接力人们还历历在目，业界也未曾抹去雅安报道中网络伦理反思的清晰记忆，那么，今日看来，天津港爆炸事件新媒体传播的最大看点，莫过于舆论监督所迸发的社会影响力。网络信息以原生态、多元化分权主流话语，变奏出公共场域的关注主题——一些言论挑起信息报道竞赛、警醒官方作为;一些观点刻意引爆冲突、偏置公共议程;一些质疑则尖刻曝光,屡屡惹出争端和不安。但不管怎样，在真相、权力和民意释放的新媒体空间中，恐怕没有人会认为因之而起的调查和发现是无足轻重的。
新媒体扮演“责任监督”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从爆炸事故发生开始，人们就对新媒体抱有十分现实的期待。手机和微博、微信成为群众拍摄、录制、传播和转发现场新闻最富有表现力的工具。主流媒体则更是大动声势，动用卫星、无人机等工具，汇聚发掘大数据,升级音视频、动漫3D技术还原事件原貌，公众因而获得了丰富而立体的全媒体再现。有报道称，一位天津市民甚至“嗨”过了头，在爆炸点附近的住宅中，因忘情于视频录制未及时撤离而受伤。因为逼真、便捷和快速，新媒体被遥远的普通人用作直击爆炸目标和过程的第一载体，更被视为发现新异观点弥补主场传播不足的首选渠道。由于传统主流报道难以担负用户需求——满足的全部本分和责任，人们热切诉求于新媒体，及早复位冲突、发现问题逼近社会真实。
关注之下的新媒体场域，舆论主体多元、议题思维发散，公益与功利目的皆显而易见。公号、专业媒体客户端与各种自媒体交杂混在互设话题，一方面，危机感被不断挖掘、渲染和放大，忧虑与恐惧预测前置，舆论信息令人忧心忡忡甚至惶恐不安。一方面，接二连三的犀利追问，使舆论呈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监督精神。凡此种种，都强有力地黏合了中国公众的目光。从救援开始到“余爆”危险停息，从天津官方新闻发布到中央调查组进驻，新媒体无顾忌地拨开令人眼花缭乱的前台浮事，问向隐藏其后看似平淡的社会背景，一些话题反思发人深省。如，媒体应该怎样使事件得到充分翔实报道？爆炸物污染到底有多严重？危化品物流管理状况为什么这般混乱？事故责任主体到底是谁？事件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人、哪些更大的关系操控和利益纠葛？一些观点则直击痛点剑锋锐利，如有媒体网络质疑5次新闻发布会未见分管副市长的事实，评论认为天津官员“媒介素养差”“发布会表现多是负分”。①有新闻APP平台，围绕官员的回避搪塞、逃避责任，“不清楚”“不知道”“相关单位没参加发布会不能答复”等一问三不知的尴尬表现，直言不讳“这给外界一个政府不负责任有意掩盖流言的形象”“当地宣传管理部门的表现成为一个次生灾害”。②话虽犀利，却不能说没有为社会治理方案的调整和跟进，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和行动依据。针对网上热议，天津市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何树山就随即做出了正面回应，详细介绍了几天来作为主管领导和政府一方紧锣密鼓日夜兼程的紧张工作状况和责任作为。③
在这起爆炸事件报道中，新媒体活生生地凸显了“责任监督”和“社会良心”的两种角色形象。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传播力量也接二连三地被谣言利用，作为蛊惑人心的绝佳借口。但新媒体围绕种种问题所形成的质疑、揭示和严厉拷问，直面隐而未察的社会积弊，也确为后续主流媒体的数据挖掘和背景资料的深度开发提供了启发，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专业媒体本位意识的回归与深化。如事发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中，人民日报、央视、中国新闻网等主流媒体就针对新媒体热议，以其严谨细致的调查方法，结合前方记者的亲历和体验，迅速平息了10余个最为关注的谣言看点，推出了众所点赞的报道。客观地说，这与新媒体所引发的舆论博弈是不无相关的。
“以权利制约权力”彰显新媒体舆论活力
新媒体舆论监督的活力抑或嚣张，皆源于其贴近真实社会心态与公众权利诉求的表达，也发挥出现实的传播效力。从这次报道实践看，其一，它反映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无所适从和焦躁不安心态。用户的信息需求膨胀、主流媒体报道的滞后与不充分、官方发布会上的语焉不详，导致和加剧了社会的焦虑情绪。而微传播舆论获取的便捷和多角度覆盖，或多或少地起到了补足知情权、弱化不确定性的作用。其二，呈现了中国转型期公众对社会的不安全感投射和防范“风险”的预期。腐败、公共机构责任机制的缺失，以及不信任之下的危险投射和逃避意识，都使公众无法置身于事外，希冀通过媒体尽可能多地自由获悉各种消息，以确认自身存在的安全系数，并决定是否需要选择行动实现自身权益的保护。而比之于已成定式的一解救、二视察、三批示、四损失、五原因、六重建的正统传播套路，微传播穿越渗透浮想联翩，信息言论的开放性尺度大，更贴近人们的信息欲求，很大程度地激活了他们的风险记忆、自保需求和救赎联想。其三，契合突发事件“乌合之众”集体无意识的服从性选择需要。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安全感、信任感匮乏的突发事件中，集体无意识特征表现尤为突出。而微群、朋友圈的情感认同和凝聚力增强了信息可信度，使从众思考、从众行为变得亲切自然顺理成章。在微传播信息观点的接力传递中，社群的同质性认同给不置可否的个体公众以群体的方向感和依靠感，但同时也使舆论信息更容易替代理性的个体思考，形成气候与声势。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国家所公认的一种治国理念，通过媒体监督彰显社会对公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实现制约力量的对等性,使法治精神得到充分、完整的体现，也是现代化社会政治文明的有力说明。一个社会如有大事发生，媒体若保持缄默、顾左右而言他、惰于思考、或者言不由衷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那不仅暴露出媒体社会责任意识和公信力的短板，也直观反映了公众应享有权利的偏离和社会管理机制的冰冷。社会为什么需要新闻? 因为公众需要了解世界，特别是那些新近发生的事物及其变化，以确定文化风标、社会肌理走向、自身行为标准和群体规范的合理合法性。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不仅是光彩耀目、乱花渐欲的及时、应时、全息报道，也要有“谏议直言”“一针见血”的理性深思。正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强调，“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是可笑的”④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 ⑤“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⑥，要“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的目标的(虽然是尖锐的)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国家机构的活动”。⑦舆论监督作为评价社会实践行为的严厉方式，也是媒体回应责任诉求服务于社会、考察权益保障和治理水平的一把尺子。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当前，通过舆论监督与瞭望，提高社会能见度和公众选择能力，促进和调整决策行为，是媒体责无旁贷的职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津港爆炸事件中的一些新媒体报道言论，以最直接和坦率的方式介入，抛却功利色彩，向制度文化、法律管理、社会个体责任行为的更深层挺进，循着事发—救援—寻因—追责这一逻辑线索层层剥笋，搭建多元化信息框架，形成了相互接续和呼应的人文关切、政府作为、责任问责三大议题，将国家和社会事务置于社会公众的公开监督之下，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呈现出其严肃的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对推进事件走向起到了积极作用。新媒体舆论监督意义愈显实在接地气，也引发了广泛的认同、反馈和互动，成为抗灾救援主流报道的有力补充，成就了融合传播的一道亮色。
言论惑众使“良心温床”堕落为“偏见的利器”
但另一方面，舆论活跃的新媒体，可以是良心的温床，亦会堕落为偏见的利器。天津港大爆炸事件中也凸显了言论惑众的问题：一种是将段子和新闻相交织，借监督之名行误导之实。像“CNN记者在华报道被官方人员阻止并殴打”这一假新闻引发微博微信指责政府“封锁消息”的众议。谣言澄清后，有“大V”继续挑起“中国人没素质”的话题误导舆论，暴露出新媒体舆论为否定而否定的偏激思维，以及如网民所评价“打着公民社会的幌子，以谋求相关利益为第一要务”的阴暗用心。另一种舆论更是基于报复社会的扭曲心态，如“乙醚罐爆炸”“一小区全灭”指责政府、制造恐怖气氛，“爆炸7疑点:消防员为何伤亡惨重”？以大批判言论挑起官民对立的极端情绪，甚至对中方指挥救援说三道四奚落嘲讽。还有一种舆论以关怀的面貌出现，或通过渲染夸大支配他人传播行为，或通过耸人听闻的说法扰乱视听，在一些所谓“爱心传递”的信息中比较常见。如出现在“微博寻找奇家乐”“天津、北京空气污染，快去买防毒面具”“如果我半小时没出来，告诉我妈我爱她”“献血车途经地请让路”等谣言中的舆论造势，“旧段子”改头换面嫁接新内容，利用善意与爱心煽情，或利用无知加剧恐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流媒体对此也缺乏免疫力，兴趣点常因其“刺激”而激活，造成误识误判和误传，成为真实性与公信力的一种损害。
天津港大爆炸事件中，“突发”与“冲突”因素具足新闻价值：救援历时长、涉事人数多、牵连多、冲突有官民多方参与，不少专业媒体在报道中对此发表了重头评论。但囿于近年来官民冲突的固定报道模式和“用户中心”的误读，一些新媒体报道本能地站在公众一边加以渲染，虽然看上去很是正义，博得不少同情和关注，但从客观、平衡、负责任的新闻专业精神和伦理原则看，却暴露了媒体取宠市场、盲从民意的非理性问题。如对于消防队员公职身份的质疑和相关待遇问题的片面追问，成为救援前期新媒体特别关注的一个主题，在一份颇有影响的新闻微信客户端发布中，记者通过采访对象之口表达了媒体的“正义”和偏见——冲锋在最前沿的消防队员非属正式公务员，是体制之外的“编外人员”，在现有管理结构中，他们的生存权益和生命价值得不到保障。这一观点在网络上曾盛传一时，看似站在弱者一方，充满着同情和关怀，实则加重了公众心理的黯淡和社会现实的悲观与消沉感。分析这篇报道，不仅匿名消息源说法占据了较大篇幅，而且通篇是一种立场的叙事和情绪化的语言。丝毫看不到媒体对此所应作出的平衡报道的努力，使意见不同的一方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如此这般的众言一致很能突出新媒体的叛逆和新异，但却难以避免“炒作”之嫌，更与社会理性相去甚远。
监督的责任与智慧：新媒体要做社会理性的代言者
监督是良知的义务，也是权利的彰显。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监督人民政府、司法机关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这是媒介舆论监督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新的历史时期党十分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舆论监督的概念，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地位，使之成为三大监督形式之一。⑧十五大对如何开展舆论监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十八大报告更进一步强调“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加强和改进媒体舆论监督指明了方向。但由于长期以来认识领域中宣传功能的片面强调、僵化的机制束缚、左的思想对于正面报道的误读，我国媒体在舆论监督的理性认识和把握运用方面，一直未能尽如人意。公众对媒体责任和社会良知的质问时有耳闻。广西南丹矿难的瞒报事件、非典时期的长时失语、松花江水污染的淡化处理，都成为媒体舆论监督失责的沉痛教训，也损害了公众对媒介和政府的信心。21世纪初，民意在网络中借助“孙志刚事件”“宝马案”等社会事件崛起，开辟了新媒体舆论监督的一方重镇。天津港爆炸事件，新媒体又一次显示了其干预生活的话语强势和舆论主场的特立站姿。为进一步引发人们思考在当代社会的开放环境下，如何运用媒体做好舆论监督、平衡权利与义务积累了鲜活经验，也提出了警示。
8月16日，李克强总理代表中央赶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一位港媒记者将所谓“编外”队员的问题抛掷出来，李总理严肃回答说：参加施救的现役和非现役消防人员都受过培训，他们明知火场有危险，但把危险留给自己。他们的牺牲让我们痛心。他们都是英雄，英雄没有“编外”。⑨ 这一理性善意而铿锵有力的回答给救援英雄及家属以告慰，提振了人们的信心和力量，媒介争相转载，也终结了新媒体对这一议题的穷追与拷问。事实上，总理回复中所蕴含的智慧和人文关怀，亦可作为媒介思考传播理性的范例——新媒体场域传播面广、影响力和杀伤力何其巨大，如何回应民意，适时、适度、适当地调和多元价值观矛盾，促进各方沟通推动社会民主，对于媒介来说，是良知的考量也是责任和能力的检验。为此，要遵循客观、严谨、平衡的原则，不偏不倚地冷静展开对话，基于理性做出判断，而非意气用事，或迫于舆论压力而违背客观。这无论对于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是责任与良知的题中要义。在突发事件重要关头，媒介拨开表象见实质，以建设性批判替代粗暴的指责，也能够有效防范民意沦为“多数人的暴政”。
就这一点来说，天津港事件也让我们看到，在多种利益纠葛之下，众声嘹亮的新媒体同样会因狭隘、逆反和私欲而偏离社会责任的轨道，如果媒体一味沉溺于微传播的喜悦而亦步亦趋，过分偏爱和固执于那些标新立异的所谓见解，却对于它们是否在漠视人间冷暖贬损社会理性一无所知或缺乏辨析力的话，单单是盲目和迷信就足可以毁掉开放和分享所带来的公共意识觉醒。趋利避害，在融合时代，秉持新媒体舆论监督这把利器，政府、社会以审视的目光和宽容的态度用其正道避其锋芒。就媒体自身而言，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合理性和值得珍视之处则在于，要能够时刻保持智慧的警醒并勇敢站在争议的前端和深处，代言民意又防范民意陷阱，以事实为依据，凭借专业、德性和敏锐的思辨说服、引领社会，直面事实的挑战和风险的考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新媒体管理与舆论导向”副组长、首席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祝晓虎
注释：
①天津5次发布会未见分管副市长: http://help.3g.163.com/15/0815/22/B13I8NH700963VRO.html，http:/news.qq.com/a/20150815/032321.htm，http:/www.sinoca.com/news/china/2015-08-15/433231.html
②塘沽大爆炸的宣传管理成为次生灾害：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a60790102vvrb.html，http:/weibo.com/p/10016038764537240928752015年8月16日。
③天津副市长回应为何没出席此前新闻发布会：http://msn.huanqiu.com/china/article/2015-08/7301242.html
④《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4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⑦《新闻学论集》第5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⑧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指出：“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⑨李克强：《英雄没有“编外”》：http://overseas.weibo.com/user/newsxh/3876585905664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