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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方，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分得十分清楚，而我国，没有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的明确划分。在目前环境下，电视界和理论界关注的共同热点是电视如何更好地实现产业化与融合发展，而对电视公共性有所忽视，比如在对农电视传播方面，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公共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对农电视传播应该属于公共服务，有着特殊的政策待遇，而在现实运行过程中，更多的是简单地交给市场，缺少应有的公共干预，这不利于促进“三农”的发展。
关键词：公共性 对农电视 文化生态 市场调节
近年来，我国电视公共服务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农电视传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国在对农电视传播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虽然我国农村能接收到的电视节目比较丰富，但是，有针对性的对农电视节目还很缺乏，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善，比如，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电视信号覆盖存在盲区，有些地区出现有电视机但无电视信号的尴尬局面。电视传输重有线电视、轻地面电视，重城市、轻农村，农村电视传播和城市电视传播服务差距不断扩大。
收看电视是农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的重要窗口与平台保障，可以说，对电视传播意义非常重大。因此，深入分析对农电视传播机制，重视对农电视的制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一步重视对农电视价值
目前我国对农电视频道所占的比例很低，开播的对农电视栏目也寥寥无几，即使开通也播出时长较少，甚至重播率较高。我国的对农电视栏目很难形成规模和影响。
当前，尽管电视传播极度繁荣，多频道、多平台，丰富的内容令观众应接不睱，但对农节目却非常冷落，不受媒体人的重视，导致对农栏目的空间很容易被其他节目挤压掉。由于我国的电视传播体系分为多个级别，而不同级别之间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关系，因此各级电视台容易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这样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对农电视节目的总体规划和统筹。同时，主要对农节目的传播方式多以地域性为主，限制了对农电视节目的传播范围。
除此以外，我国对农电视的节目内容单一，多集中在养殖、维修、物流等方面，制作方式也缺少科技含量与多样性，导致收视群体越来越少。
事实上，发展对农电视，对于促进三农的发展意义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政治意义。电视比其他媒介在塑造公共形象和传递信息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影响更为深远。对农电视为农民群体关注农业信息和发表自己的声音、展示形象提供了便利，能够积极促进三农的发展。同时，这也是农民和政府、社会交流的有效途径。电视传播的公共性，在三农这一领域能得到更好的诠释。
经济意义。大力提高农村电视服务水平能够有效刺激农村在电视方面的消费，电视企业可以有效开辟农村市场，有效应对电视机产能过剩。不仅使农村电视传播的公共性得以运行，还能促进农村电视机市场的发展。
文化意义。构建完善的文化生态结构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发展对农电视。充分实现农村电视传播的公共性，是对农电视能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一步。对农电视传播的不重视将导致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社会对农民形象的丑化，例如：赵本山的小品多次以农民的习惯作为笑点，导致人们误认为农民就是智力低下的人群。如果能够加大对三农信息的传递、充分展示农民的聪明才智，同时，搭建农村与城市的沟通平台，将极大地平衡各种社会失衡现象，搭建更加稳定的文化生态结构。
突显公共服务性，召唤“大电视”情怀
“大电视”，公共性不容忽视。
“大电视”是对所有电视栏目和频道的一个总概述，而对农电视传播只是一个分支。强化电视之“大”，是指电视媒体具有大情怀与大担当。这是由电视的公共性决定的。
电视传播是以信息传递为主功能的非物质活动。一方面，它引导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使社会能健康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对民主、法制社会的建立起到强有力的宣传推广作用。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电视传播的公共性非常重视。我国的电视传播从建立初始到改革开放之前一直作为纯公共服务而存在，起着引导意识形态的作用。新闻媒介完全是行政化的公共机构，电视传播的实操人员也只管导向不问成本。因此，这种管理模式不考虑资产的投资和回报效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电视传播的观念也逐渐发生改变，在坚持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不变的理念下，电视开始向商业化和市场化转型。对农节目往往收视率低、观众反响一般、节目形式老旧，因此，好一些对农节目被迫停播了，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善。即使目前播出的对农节目中，内容上失衡的也不少，对农民朋友真正起到启迪作用的节目并不多。
对农电视传播，呼吁一定的社会干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对电视媒介的管理由行政管理转变为行政指导，媒介管理开始自主化，这也就是我国特有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电视模式。而电视媒介也由政府的信息传达平台转变为社会的信息传达平台。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电视媒介的考核中心逐渐由社会效益的单一标准向社会效益兼顾经济效益方向转变，一些媒体甚至偏离和忽略了媒体的社会职责，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的考核标准，对于收视效果不理想，但具有社会价值的栏目并不重视，往往对农电视节目就在这样的氛围下被忽略了。农民大多数属于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在经济资本上不占优势，在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方面也不占优势。如果农民在信息获取方面还没有针对性强的平台，那他们得到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削减，视野与信息量的局限，又间接阻碍了他们的进步与发展。
在此种情况下，必须强化电视的公共性。强调对农电视传播的公共性，能够保证农民获取更多三农信息，了解农业知识，利用自己的优势发展农业生产，甚至拥有展示自己价值的平台。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对市场经济的肯定与认可，可以使得资源进一步优化，促进社会的高效发展。但是，市场逐利的特性，却对对农电视传播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所以需要一定的干预来弥补这样的缺失。
对农电视传播，加码人文关怀
公共经济学原理提示，市场调节会因为某些服务在消费上的不公平而失去自主调节能力。市场经济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对于市场价值不高的领域往往是回避的。对农电视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三农的传播，主体受众是农民，他们大多数是底层群体，农民的消费能力较低，没有显著的市场价值。所以，如果任由市场自由运动，必然导致对农电视传播不被生产者所重视。在生存压力进一步加剧的当下，电视如何实现产业化是电视人关心的，对经济效益的关注成为首要的考量因素。对农电视传播因为经济效益不明显而不受电视媒介的决策层重视。
但是，对农电视传播属于高度的公共服务，所以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按自由法则来运行。我国当前的电视运行机制和其他国家不同，既不是商业电视运行机制，也不是公共电视运行机制。这种兼而有之的定位，使得电视媒介可以利用这一模糊性左右逢源，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西方国家在电视的商业化和公共化方面分的比较明确，商业化就是面向市场的电视传播，公共电视就是免费服务于大众的电视传播。当然，这两种电视传播模式的运行机制也各不相同，包括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等都是多方面的。虽然国外的公共电视近年来受到不小的争议，但是西方国家的公共电视已经进入到稳定成熟阶段，所以这种异动没有太大影响。我国的电视是根据特有的国情发展的，这导致我国电视体制和国外比区别较大，有些甚至出现了重商业化而轻公共性的趋势，忽视了两者并存的结构。
我国要尽力发展自己的公共电视，于电视传播中加码人文关怀。同时，对农电视传播是我国公共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引起电视媒介和相关管理者的重视。
（作者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责任编辑：杨芳秀
参考文献：
1.孔德明：《农民的收视特征与电视媒体的自我调适》，《新闻战线》2003年第12期。
2.于书生：《办好对农电视节目的几点思考》，《新闻战线》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