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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师大家的形成产生对于一个领域一个行业一个学科的创新至关重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系需要更多的大师大家，有了一流的、堪与其他学科世界同行相比肩的大师泰斗级人物，才能建立起一流的精美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大楼。历史的发展为新闻传播理论在创新中出现更多大师大家提供了良机，关键在于我们要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为了推进创新，培育大师，必须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立足中国大地，面向中国实际，书写中国理论。中青年学者是未来和希望，尤需奋发努力。
关键词：新闻传播理论创新 大师大家 坚持正确方向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时代要求，把呼唤更多学术大师的问题进一步提了出来。处在向复兴目标奋然前进关键阶段的我国，各行各业都比以往更加需要各自的杰出大家卓越大师来坚定自信、引领创新、实现跨越，年轻而又正在接受社会发展新挑战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更是如此，必须有更多具有崇高学术理想抱负，作出理论贡献，在国内外形成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学术大家大师相继涌现，构建理论体系的宏大事业才能卓有成效地向前推进，走向新的境界。有了中国的施拉姆、中国的麦克卢汉，才会有中国版的传播学、媒介学；有了新时期的戈公振、陆定一，才会有新时期的新闻学、传播学。
大师大家的水准往往决定着一个学科建构理论体系的能力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之所以急切地期盼渴望大家大师的出现，以至于连外国友人都戏说中国深陷在“大师的焦虑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师也是民族英雄。从微观来讲，大师大家的形成产生对于一个领域、一个行业、一个学科的创新至关重要。大师大家作为学科的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甚至是领袖人物，他一方面标志着该领域、行业和学科的高度和水准，另一方面，也是这个领域、这个行业、这个学科的楷模和典范，会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设计者、引导者的角色，为该领域、该行业、该学科的创新发展引领方向，描绘愿景，提示路径，激发动力。大师大家与创新繁荣是一种互动循环的关系，大师大家是创新的结果，繁荣的象征；同时，大师大家的不断出现又为新的创新、新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和动力。正所谓，创新产生大师，大师推动创新。大家公认社会学在我国发展得比较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学科领地上矗立着费孝通这样的学术高峰；而审视那些前进步伐比较缓慢的学科，难以产生真正的学术大师，既是学科不兴的表征，亦是创新乏力的原因。实践不断提示我们，一个学科要在创新发展中走向兴旺发达，没有大师级的人物是绝难实现的。大师大家的水准往往决定着这个学科建构理论体系的能力。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新闻学研究沿着改革开放的航道，开始了新的理论之旅。也在此时，传播学西学东渐，传入我国，拓开了新闻学的学术领域，更导入了新的研究范式。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逻辑，传播学之于新闻学“有点类似艺术哲学的美学与艺术那样的关系”①，将这两个学科组成为一级学科，其实是“规范式学科和经验式学科的并存”②。然而，我们毕竟把新闻学和传播学以及两者相融合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所取得的成果也毋庸置疑。新闻传播之所以能摆脱“无学”的质疑而成为“显学”，虽然是社会媒介化发展的必然，也是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不断深入，理论不断繁荣的结果。“江山代有才人出”。在这个艰难跋涉的过程中，一大批学者把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当成崇高事业和光荣职责，承前启后，筚路蓝缕，刻苦探索，矢志创新，用曾经流行的话说，也是“蛮拼的”，为学科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也产生了许多学术造诣特别精深，理论建树特别突出，学问人品收到广泛赞誉的代表性人物，有不少已经是足可载入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繁荣发展的功臣。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与传播学理论体系的事业需要更多的大师大家。总体来看，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领域中顶尖学者数量还不够多，阵容还不够大，其水准和境界尚待进一步提升。不要说世界级影响的学者甚是稀缺——我们还极少有那种学贯中西，能走到国际舞台上去与世界顶级新闻传播学者对话讨论的人物，就是与国内其他学科领域相比，新闻学传播学领军人物群体的“知名度”也远远不够。早就有人指出，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中，会广泛阅读并大量地引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却鲜见其他学科引用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这说明新闻学传播学在整个学术知识体系中的贡献率较低。在诸多权威的、重要的全国性学术成果、学术人物评选表彰中，人们极少能见到新闻学传播学学科领域的力作及学者的身影。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应该称颂大家付出的艰苦努力，看到已经取得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承认在新时期中国学术版图上，新闻学传播学还没有赢得应有的地位。新闻传播其“学”虽“显”，但根底尚浅，学术理论建设水平还不高，其“师”其“家”的格局气象还不够高远宏阔，学者大家的“含金量”还有待大大增强。曾有人说，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是“弱者联合会”③，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我们确实不够强大，对此，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
人们经常提及蔡元培关于“大师”与“大楼”关系的论述。他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大学来说，“大师”比“大楼”更重要。我们可以对他这个经典说法作一些改造，把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比作盖大楼，那么，也可以形象地看到大师大家的重要。很显然，中国特色新闻学传播学理论体系大楼的建造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大师的水平能力。有了一流的顶尖的、堪与其他学科世界同行比肩的大师泰斗，才能建造出一流的精美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大楼。无论什么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都是人的活动，杰出的创新需要杰出的人才。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系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之中，自然需要高度的理论自信、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需要科学的组织协调，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有富足的人才支撑。没有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作为骨干栋梁，理论体系的“大楼”恐怕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
历史的发展为新闻传播理论在创新中出现更多的大师大家提供了良机
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建构比较缓慢，大师大家匮乏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可否认的客观原因在于这个学科比较年轻，而且在历次政治动荡中受到的干扰破坏较多，所以，学术理论的积累十分单薄；另外，这一学科的意识形态性比较强，对其规律的探索把握和表达的难度更大一些，加之现在的学术生态创新环境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这些都是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出大家大师的制约性因素。然而不管怎么说，时代的发展，实践的变化，为新闻学传播学的创新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大师大家的产生有了很好的条件，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积极作为。
一段时间来，大家都在谈论新闻学传播学当下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从传播学延至新闻学，许多学者加入了讨论，使其成为了学术共同体内的一个热点。且以传播学为例。讨论者尽管见仁见智，意见多有不同，但几乎一致地提出，传播学的研究重点、研究框架、研究范式不够科学，不甚成熟，对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领域的本质特征揭示不够，以某些微观的解释（比如效果研究）遮蔽了传播行为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最基础的行为，进而窄化了传播研究的学科界定和定义领域④。同时大家也认为，由于研究者们满足于对经典理论的膜拜，缺少与时俱进的开创，只盯住“理论存量”做文章，较少去做“理论增量”的工作，造成了理论的停滞不前。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翻开任何一本传播学的国际学术期刊，都能找到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尽管这些文章采用了更加成熟的统计知识、研究方法，也更换了研究场景，但是从方法论、分析到结果，都是与四十多年前的议程设置研究大同小异，在本质上这类研究并没有增进我们对“议程设置效果如何发生”的理解⑤。知名传播学者李金铨就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说，上世纪70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密集接触的就是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知识鸿沟、使用与满足、沉默的螺旋、认知共同适应、第三者效果、涵化、框架和垫铺、创新扩散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则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几十年后，“现在我都快退休了，还在讲这些东西。”⑥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传播学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理论突破，仍在使用那一套基于报纸广播电视时代的理论来解释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作用，这些解释几乎都是老生常谈，不可能有适应新时代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综合大家的讨论，放眼世界和中国传媒的发展和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我们似乎不难看到这样几点：其一，世界的新闻学传播学需要中国的贡献。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世界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的传播资源也越来越引发世界性兴趣，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媒介大发展大变革中面临巨大挑战的新闻传播学十分需要中国智慧的启迪，中国学说的参照，中国学派的贡献，需要中国和世界的学者一道共同修改或证伪传统理论，共同发现或完善新的理论，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其二，传播学本土化已经到了谋求突破的关键时期。本土化的焦虑深深地困扰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数十年之久，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人的一个共同的“梦想”。在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学习引进消化吸收之后，我们已经积蓄了比较多的理论资源，传播学理论的自主创新不应当仅仅只是一种忧虑、一种讨论、一种吆喝，而是应该成为实实在在的开拓、攀登、突破、升华的具体行动。套用早年流行的那句话：“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其三，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巨大发展为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依靠。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生生不息的人类新闻传播实践，是新闻传播学术理论之树繁茂生长的根基所在。“传播研究的潜能，聚合于传播所赖以进展的当今社会。”⑦中国社会转型与新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相叠加所释放出来的天量级的能量，对中国的进步发展构成了革命性的影响，也给新闻传播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一方面，中国传媒系统内涵、结构、功能的深刻变化，向我们提出了许许多多亟待解答的新问题；同时，社会转型、媒介转型的探索，又向我们提供了创新理论概念、范畴、观点的源源不断的思想素材。
中国有句俗话，时势造英雄。不管哪个行当，成就大家大师都需要一个“时代契机”，有了这个历史发展提供的“时代契机”，大师大家们才会将自己的才华淋漓尽致地发挥，携着风雨雷电“闪亮”登场。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对新闻传播来说，这个造就大家大师的“时代契机”，最主要的标志莫过于时代和实践的期许、需求以及所提供的条件。而当下社会和媒体大发展大变革的实践，不正是理论突破超越、孕育大师大家的难得机会吗？问题也好、挑战也好、困境也好，这些恰恰都是给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学术发展提供的机遇。新变化必然产生新理念，大转型很可能产生大理论，大理论肯定会推出大理论家。可以这样说，当下中国实现学术理论创新的条件更加成熟，在新闻学传播学领域内涌现一批杰出人才大家大师正逢其时。古人有诗云：“切莫怨东风，东风正怨侬”。尽管我们还面临许多困难和种种难尽人意的主客观条件，但只要不怀偏见都应当承认，党和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包括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在内的一切创新，学术理论创新的环境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不应该总在抱怨这个责怪那个中而错失宝贵的时间。任何时代的研究创新都有一个“不逾矩”的问题，不会绝对地“从心所欲”。进入新时期以来，各个学科都在加大创新的力度，谋求建构自己的新体系、新话语，进而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作贡献，一个展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思想文化的新时代或可出现。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在往快车道上驶的文化发展形势面前，新闻学传播学可不能落在后头，不能成为“弱者联合会”。
方向是比路径、范式和方法更重要的问题
能不能寻找到并遵循科学的研究路径、范式和方法，是学术理论创新绕不过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目前新闻传播研究创新乏力，遭遇困境，“根源在于研究范式”⑧。此说未必完全正确，但范式困境对研究困境肯定是有很大影响的。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新闻传播研究者们在研究路径、范式和方法上针对存在的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引进了许多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极大地开阔了思路，新闻传播研究路径范式和方法正在实现由简单向科学、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当然，也不能说我们的研究范式方法已经很成熟、很科学、很先进了，诸多科学范式例如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诠释经验主义范式、批判理论范式以及大数据研究方法等等，对众多新闻传播研究人员来说，都还是处于学习理解阶段，仍然需要深入探索。比如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有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小型论坛上，就有“框架建构在先”还是“研究问题为重”的分歧和讨论。有人阐述了进行整体框架建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有人则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其在中国不断发展的成果系统地梳理归纳，按照内在逻辑进行体系化的结构和表述，使人们对中国特色新闻学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有整体性的把握，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学术理论创新之必须。然而，更应该特别重视以问题为导向的基本观念、基本概念的创新。因为观点、概念、范畴是学科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没有基本观点基本概念的创新，就无所谓理论体系的创新。许多学术大师都是因为提出了重大价值的学术理论观点而成其为大师的。我们当下新闻学传播学理论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原创性新观点、新概念的贫困上。从这些争议和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研究路径、范式、方法的探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待学界同人继续努力。
不过，我们同时认为，对于学术理论的创新和大师大家的成长而言，还有比研究路径、范式和方法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方向问题，所回答和解决的是我们是谁、我们为谁、为什么而研究而创新、研究创新的目的目标应该怎样设定等根本性的问题。方向对了，所谓路径问题、范式问题、方法问题，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率和作用；方向偏了、错了、乱了，路径、范式、方法就难说有多大的作用了。路子不对，跑得再快有什么用呢？所以，方向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在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创新中坚持正确的方向，需要进一步强调的仍然是，一定要明确我们是中国的学者，所面对的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必须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的智慧、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中国的实践服务，立志创立中国的理论。我们已经反复说明，一定要以开放的眼光，世界的胸怀，将人类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再关上开放的大门。但是，中国的问题必须用中国化的理论来解决，中国新闻传播中的问题，最终也需要中国化的新闻传播理论来解决。我们学习研究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目的是为了在吸纳西方的基础上建构起超越西方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指导中国新闻传播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为了用自己的实践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与先进，更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和西方一样。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发展中国家如果建构不起自己的理论，终会因为思想文化上摆脱不了殖民状态而难以自主，无论是纯粹的拿来主义还是全盘接受他国理论，都极容易导致理论的短期性和脆弱性。因此，必须摆脱对西方的“学徒状态”，防止自己的研究长期地笼罩在“自身之外的权威之下”⑨，要把根系牢牢地深扎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实践之中，使自己的研究与中国的实践零距离接轨。
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坚持中国特色，依靠中国智慧，总结中国经验，创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术理论，会不会因为强调了新闻传播的特殊性而抽掉了它的一般性，使其成为意识形态过强的地域性新闻学传播学，进而无法与西方同类学科对话？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新闻传播作为人类共有的行为，其传播程序、方式、媒介等当然是共同的，具有一致性，然而，所有的传播活动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沿革和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下展开的，由此当然会产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矛盾，进而形成不同的关系范畴，形成相异的传播理念、传播机制、传播模式，当然就会有各自不同的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如果只是为了能与西方“对话”“接轨”，而全然不顾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实际，那不是唯洋为美、唯洋是从又是什么呢？实践也说明了，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中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是不可能做到的。李彬教授说得好，“离开了政治关怀、权力关系、阶级存在和意识、社会实践与生活的新闻传播理论不仅凌空蹈虚，置身事外，而且会像马克思批判的庸俗经济学一样，看似‘科学’，实则常常遮蔽了重大政治意味和社会关系。”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把中国的新闻传播发展的经验总结出来，解释清楚；把中国新闻传播改革的问题提炼出来，找到答案，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新闻观、传播观，可以大大丰富世界新闻传播思想，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新闻传播大师大家，同样可以在世界新闻传播理论领域占有自己的位置。
（作者张小平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讲师、博士；蔡惠福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祝晓虎
注释：
①郑北渭：《美国新闻教育的演变与特点》，《新闻大学》1990年第6期。
②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
③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困境》，《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④⑤杜骏飞、周玉黍：《传播学的解放》，《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⑥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014年第2期。
⑦赵月枝、石力月：《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
⑧张涛甫：《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困境》，《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⑨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⑩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谈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