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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持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有26万余人，采编队伍总体素质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记者道德缺失、胡作非为，更存在假记者坑蒙拐骗，真假记者内外勾连、相互利用、鱼龙混杂的现象。有些记者手段不断翻新，时而先散布负面消息，然后找上门主动充当“灭火队员”，再索要钱财；时而拿着所谓的“核稿函”直接威胁，提出非法要求；时而打电话或发传真给基层党政部门一把手，以曝光相要挟，逼迫企业送上门来；时而插手经济纠纷，充当调解人，收取好处费。打着新闻报道乃至舆论监督的旗号，巧取甚至勒索钱财。新闻记者掌握话语权，身负舆论监督的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能够享有特权。一切新闻采访及舆论监督，不仅要遵循新闻伦理和职业操守，更要严守法律底线。
法治报道的注意要点
在各类新闻报道中，与法律产生交集最多的莫过于法治新闻。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形形色色的涉法事例，如民间借贷、情感纠纷、财产分割等等数不胜数。媒体所报道的典型案例，能够让受众在阅读法治新闻时把自己“代入”其中，看别人的故事，体会自己的人生，从而获得启发，这也是法治报道越来越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
法治报道从其诞生之日开始，就担负着普法、维法、促法的使命。法治新闻报道必须严肃，错误的法律用语经由大众传播，无疑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在法治报道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不能做公开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既不允许无关人员旁听，也不允许记者采访报道。主要包括：第一、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第二、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第三、审判时，被告人不满18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第四、对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法庭可以决定不公开审理。
其中,未成年人保护尤为受到重视。然而近年来，新闻媒体在对未成年人进行采访报道时，却屡屡发生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对未成年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方面的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如果记者不了解这一规定，报道了不该报道的内容，即使文章内容完全真实，在诉讼中也会败诉。
不应对犯罪的方法、手段报道过细。法治新闻报道的目的在于弘扬法治、预防犯罪，以达到社会综合治理之效果。新闻报道如把犯罪的方法、手段报道过细，等于在传授犯罪的方法。“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案”是时常被法治新闻研究者提及的一个案例。有研究者认为，“朱令铊中毒案”发生后，正是个别媒体对案件细节的过度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教唆和诱发了1997年北京大学、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等多起铊中毒事件的发生。
不要将一审判决误作终审判决。在我国，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一审判决在未生效之前应向读者注明是一审判决。
不应对重大刑事案件做集中报道。报道应选有代表性、教育性的案件，避免因集中报道给群众带来恐慌。
法治报道应注意保护办案人员的隐私。尤其是一些涉黑案件的报道，切莫因为一篇新闻稿给办案人员及其家属留下后患。
法律术语用词要恰当。法治报道中往往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把“人民检察院”写成“人民检查院”、把“罚款”写成“罚金”、把“取保候审”写成“监外执行”、“死刑缓期执行”误作“死缓”、“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误作“再度上诉”、把“行政拘留”写成“刑事拘留”等等，每个法律术语都有不同的含义，不容混淆。
中央电视台梁建增在谈到《焦点访谈》为什么成功时说：“记者‘不是法官’‘不是青天’‘不是观音’，记者就是记者，避免‘客串’角色，越位行事。”采编人员要牢固树立法纪观念和责任意识，明白法治报道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各个环节中，采编人员要保持思辨能力，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处理稿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即使不得已走上法庭，也能让自己处于有理、有利的环境。
“把关人”要提高法律素养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新闻报道中的虚假报道行为严重妨害他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恶劣影响，涉案记者如经查有相关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和民事侵权责任。由于记者的相关报道是职务行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其工作单位因参与涉案报道的审查、编发，构成了共同实施违法行为，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例如，在音乐制作人高晓松诉媒体侵害名誉权系列案中，涉案媒体在对高晓松的报道中使用了“强词夺理”“心狠手辣”“令人耻笑”“恶人先告状”“感情骗子”和“恐吓者”等贬损性文字，这已经升级为辱骂和人身攻击，超越了客观报道、正当监督的范畴。不难看出，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还是很淡薄，对于转载的稿件还存在“法不责众”的观念。在这场侵权案中，一审判决其中8家被告停止刊载有侵害原告名誉权内容的文章；以书面道歉函方式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和经济损失近12万元。
任何新闻媒体都不是有稿必发、有闻必录，而是对传递的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编辑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要当好“把关人”。另外，媒体高管要在重要报道，尤其是舆论监督的稿件刊发之前，以严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
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建立媒体法务部门
媒体法务部指媒体内部设立的负责媒体法律服务的部门。在媒体法务概念下，媒体是法律服务的客体。国外媒体机构极为重视法律事务，法律事务部门属于媒体必建的基础部门之一。《纽约时报》在避免新闻官司方面的一些成功做法就特别值得借鉴。
《纽约时报》将法律支持贯穿于新闻报道的整个过程，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发生诉讼的机会，为报道活动预置法律屏障。早在1964年，《纽约时报》就成立了法律顾问部，法律顾问最主要的任务是与编辑部门合作，避免新闻报道与评论可能引起的事端。对于任何有问题的新闻，特别是那些专案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可能涉及破坏他人名誉的事实，通过法律顾问从法律角度分析评估新闻的风险系数并提出建议。另外，对于新闻用词也十分严谨，一定要反复斟酌至律师认为没有法律隐患时才能发表。
为了对法律顾问的工作进行补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纽约时报》开始逐渐建立后勤编辑队伍，其成员多半是资深编辑，主要职责是集中编整调查性新闻报道，跟调查小组记者们密切在一起工作，细读稿件，发现有不妥之处，及时向记者查问。凡是字句中包含着不能确定证明的陈述，或是出于有偏见的指控，或是无故中伤以及具有侮辱性的字句，都在严禁之列。这些后勤编辑拥有很高的职业素养，各负责一个部门的编辑“过滤”工作，并直接向各部门的新闻主管负责。法律顾问部和后勤编辑队伍，构成了《纽约时报》的两大关卡，使其有效摆脱了诸多官司的纠缠，进而得到健康有序的运转。
因此，我们国内媒体应该学习《纽约时报》的成功经验，加大法律顾问介入新闻报道活动的力度，加强新闻编辑与法律顾问的沟通。另外，应该聘请一些业务能力强、熟悉新闻政策和法律的资深编辑，让他们担当起稽查任务，对各项信息进行过滤审核，以求最大限度地规避诉讼风险。
在我国，一些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湖南广电集团等等，已经建立了专业的法律顾问制度，也拥有自己专门的媒体法务人员。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国民法律意识逐步提升，传播行为中潜在的法律风险也越来越高。媒体法律事务部门在报道前期、中期、后期防范工作也显得更加重要。
（作者葛先虎系浔阳晚报社编委，林静系该社专刊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郭潇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