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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微信席卷移动互联网，中国社会真正进入了一个社交时代。全新的人际交往方式形成了一种新型圈层化运动，不光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更深的层面上，它还重构了中国的媒体秩序，影响了中国的舆论场生态、社会结构等，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舆情场域的变迁与趋势
自南振中先生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概念之后，该提法就一直盛行于媒体与思想界。但随着传播手段的极大飞跃和舆情、舆论生态的极端复杂化，舆论场的内涵已远非上述两分法所能涵盖，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变迁和演变趋势。“技术赋权”推动了媒介形式的发展，多元的媒介又推动了舆论场的扩容。
舆情场域的多元化。我们发现，在“两个舆论场”之外，外媒舆论场、精英舆论场等也是不可忽视的。
外媒舆论场，主要是指两个舆论场之外的由境外媒体营造的一个舆论场域。我们常常发现，针对国内某些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议题，在国内媒体报道之外，境外媒体也持续发声，提出看法、建议。外媒舆论场是中国发展的直接产物。中国的崛起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我们时代的伟大的故事” ①，中国叙事已成为外媒的重要主题。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创办中国专栏，这是继美国专栏之后为第二个国家专门设立专栏。在可见的未来，外媒舆论场将与我们共生共存。
与外媒舆论场息息相关的是精英舆论场。这里活跃的人物大多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常常在国内外讲学，在一些高端论坛拥有话语权。一旦他们的观点不兼容于国内媒体，或者对某个重大事件和现象有所感触，他们就会投稿于外媒，制造影响力。精英舆论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成员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不同媒介平台产生链条式的爆炸反应。近一两年，盛行于各地的读书会、同城会，可以算是精英舆论场的代表。我们注意到，房地产商在其间常常扮演重要角色，他们通过赞助论坛或直接出书，谈论价值观、民主话题、关注公益，不光彻底洗白此前形象，还一跃而为著名“公知”。譬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通过持续在微博发布城市雾霾指数，俨然成为该领域的公益代言人。
各种舆论场也在重叠和渗透。在微博之前的民间舆论场，其实是一个弱舆论场和次生舆论场，主要是由闲言碎语、民间段子等组成，它缺乏话语平台和独立体系，仅仅是官方舆论场的附庸和映射；微博、微信出现后，民间舆论场获得了平台，话语权有所增强。境外舆论场挑战权威和迎合民粹的倾向，让民间舆论场获得了理论支持和道义鼓舞。在某种程度上，民间舆论场常常“城门大开”地促成境外舆论场的入境。民间舆论作为一种话语，一种历史建构形式（野史）和文学传播形式（民间传奇），绵延数千年，到了网络时代，大有成为主流话语之势，而传统的官方舆论场则有边缘化的危险。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逐步掌握了互联网的发展和运作规律，由抵制互联网到逐步融合，加强了官博、官微等网上传播矩阵的建设，但在整个舆论场中，民间舆论场依然逐步占据上风。
“双微”场域的融合化。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指出，“以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移动互联网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开始成为新信源，我国移动舆论场已初步形成”。 ②
舆论舆情分别沿着微博和微信发展而各有擅长，但总体看来，舆论场正逐步向微信倾斜。根据第34次CNNIC报告，微博的使用率进一步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微信类产品对于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极大吸引作用。考虑到网易和腾讯不久前已分别宣布退出了微博业务，微博场域的式微趋势仍在加强。但显然，微博作为大众传播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消失，它必将继续发挥公共舆论场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未来的舆论场将不再是微博或微信一极独大的局面，而是微博—微信两个场域的融通。形象概述之，这种复合舆论场类似一个标准的体育场，在两端的“回寰场”的中间地带，是开阔的舆论舞台，两端随时向中间输送或吞吐着能量。其可能的形式是，微信不断制造着信息、意见和舆情，并向社会公共场域输送话题和舆论，成为社会信息的“地下厨房”；微博继续生产着显性的舆论、舆情，不断承接来自微信的舆情。一旦气候有变，则舆情又潜入微信、QQ群等隐秘的场域。
舆情演变的“地下河”化。在微信高歌猛进、微博有所式微的形势下，舆情的强度和烈度都有所变化。微博舆情高亢，而微信则更为隐蔽。信息流动或正迎来一个“地下河”的时代。
微博代表了一种大众传播，是一对多的公共传播平台，其开放性的特征造就了无数的个体麦克风。从近年来的舆论场和网络舆情的爆发情况看，微博在其中的组织、动员、传播作用显著。从群体事件的发生机制和传播规律看，意见领袖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人民网的舆情监测就特别关注了国内数百名较有知名度和行动力的微博大V。他们的活跃程度和一些重大事件的舆情热度或烈度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随着大量微博用户转向微信，多数大V也携带粉丝转场微信。微信初现网络舆情发动机的雏形。但微信对公众号发送文章有数量限制，对于时政内容审查更为严格，不支持转发，再加圈层社交表现为小众化、同质化，传播的内容具有私密性和准实名制的特征，大众传播能力远较微博逊色。微信舆情场域，远不如微博场域那么激烈、喧闹和极端，大V的影响力也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微信更加强调的社交特征，限制了一呼百应的“克里斯玛”式大V的产生。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上个世纪70年代通过对找工作的研究，提出了弱连带优势理论，其中一个观点认为，一个人往往只与那些在各方面与自己具有较强相似性的人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社会网分析开始被认为是“一种连接微观和宏观层次之社会理论的工具”，③强关系和弱关系成为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基于手机通讯录和QQ联系人等“强关系”发展起来的微信，和传统媒体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公权力从一开始就是缺席于这个场域的，直接导致政府的组织能力、监测能力在此陷于失能。微博生产着显性的舆情，基本可以监测，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控性；微信的舆情更为隐秘，难以监测。近年来，舆情监测软件层出不穷，但尚没有软件能够对微信进行准确的监测。这除了涉及法律隐私保护之外，社交时代舆情更为私隐是一个重要因素。当信息流动仅仅在微博、论坛等平台的时候，尚有进行监管的可能性，而一旦进入QQ群、微信等社交网络，再涉及语音、视频等内容的时候，则管理就顿觉棘手了。
“弱舆论场”时代社会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十八大前后，国家对于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交时代的舆情场域的变化和舆情新特点，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社会有望迎来舆情和缓的窗口机遇期。微信舆情场域的圈层化和私密化，使得舆情不再那么激越和高亢，极端的舆情案例有望降低。
从国家对外战略的层面看，微信的国际化被视为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获得更大话语权的战略机遇。很多中国互联网应用将通过微信平台走向全球，展现大国发展的软实力。④从对内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微信时代的来临以及舆情场域的变迁，意味着一种舆情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即，舆情由此前微博时代的大规模和急遽爆发，有望向分散和缓和的方向转变。社会将迎来官——民对峙型社会关系的修复窗口期，以及社会环境“休养生息”的难得机遇期。我们正迎来一个“弱舆论场”时代。
做出这种判断，源于对微信社交生态的深刻理解。在微博时代，弱势群体在微博平台仅仅是找到了一个发声的平台，但难以找到情感的依属感，为了获得更多“围观”，其利益诉求倾向于激越和极端的表达。而微信的朋友圈是一种“类社区”的场域，其在制造着话题的同时，也再生产着社会信任和情感依赖，个体诉求常常能得到很好的回应、同情和共鸣，舆情的表达因此不再那么激烈，极端情绪可能被吸收而消弭，这无疑推动了移动社交网络舆情环境的改善。
有研究者对267个新闻时政类自媒体账号样本一周以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竟然有高达170个账号在近一周内未发布任何文章（见下图）；有227个账号的周总阅读量不足1万；从周期内样本账号阅读量超10万的文章统计看，20篇文章中，绝大多数都和吃喝玩、娱乐、心灵鸡汤等生活类相关，仅有3篇算是涉官、涉政策类舆情。⑤可以说，微信大号的内容“生产力”、舆情影响力等方面皆不可与微博相提并论。
还有的研究者发现，微信公众平台用户参与度较低，其经常互动参与的用户占比仅达24.7%。⑥一些舆情分析师认为，微信相对封闭，并不易形成强力舆论场。在微信环境下，舆情成为看不见的意见，但也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其在影响公共事务方面存在局限性，其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舆情转入隐秘状态，降低了“调门”，虽然使得监测变得困难重重，但舆论场内破坏性的激烈舆情事件减少，而社交圈内更具理性和建设性的理念将日渐深入人心，这将有助于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国民心态成熟等诸多方面，都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对于各级政府以及管理部门来说，也将可以从此前疲于奔命的舆情应对事务中抽出一定的精力，重拾社会建设规划，加大社会治理的力度，防患于未然，或进行亡羊补牢。而此前，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剧烈舆情，各地、各部门出台了不少短视的政策“急就章”，迎合民粹主义的做法比比皆是，为远期社会治理埋下了隐患。眼下微信时代社会舆情的缓和之势，对于正深处社会转型期和发展关键期、周边外交也困难重重的中国来说，显得尤其弥足珍贵。
“微博—微信”双场域带来深层次挑战。但微信时代的舆情场域的变化，以及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并非是长期的和一成不变的。它仅仅是某种窗口机遇期，有可能稍纵即逝。从更深层面和远期来看，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微信以点对点的方式传播，信息传播具隐蔽性。舆情在微信圈子里悄然传播之际，外面的人依然一无所知。当舆情终于蔓延到主流网站、论坛、微博中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舆情，直接带来社会公共危机。
微博—微信的“鱼浮式”的舆情传播策略，对于社会治理更具挑战性。这里的“鱼浮式”是指舆情交替浮沉，避过监管。微博生产着显性舆情舆论，微信发酵着隐形舆情，二者根据政治空气等现实情境调整策略，时隐时现。微博的内容可以转入微信继续发酵，微信的议题也可以向微博蔓延，公开并放大。
微博和微信两个重要舆论场的互联互通、彼此借力，必将对未来的舆论生态产生重大的影响，“双微”场域更易于打通国内外的各种舆论场，形成更为复杂的舆情、舆论格局，社会治理将面临巨大挑战。
弱化的舆情，可能是限于某种现实情境而进行的蛰伏。迫于某种压力的舆论场的弱化仅仅是相对的、暂时的。舆情的弱化并不意味着消失，它往往继续蓄积着能量。两个舆论场的互联互通，一些重大舆情在由隐秘走向公开、再由公开走向“地下”的过程中，其能量如同在枪膛里获得强化，一旦爆发就产生相当的影响力。
近年来，各地都加大了网络监测的力量，尤其对于各类论坛出现的行动类信息严阵以待，随时删除。与微博的大V—粉丝不对等构型不同，微信的人—人的平等构型，使得社会行动并不必要有中心人物和统一号召。这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行动，即所谓的“群体事件2.0”版。在启东7?28等群体事件中，人们发现如此大型的群体行动，缺少真正的中心人物，被认为是社交时代人—人联系的自然结果。
微信依然具备在短时间内大规模集结的可能性。社交类产品为社会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提供了新模式，给公共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美国来说，Facebook和Twitter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抗议者通过社交网络相互联系，约定集会的时间、地点。⑦
微信圈中的价值观一旦固化，影响更大，影响的是一群人的行动。微信圈具有相似价值取向的趋势，极易出现“群体极化”的现象。微信公众号一般都有庞大的用户量，在扩散和曝光负面信息、突发事件，尤其是事关重大民生切身利益的舆情时，具有极大的到达率和转发率。微信基于熟人的“强关系”，在发动线下活动时极具号召力。
此外，微信的媒体属性，眼下正被开发者有意识地隐藏和弱化，如严控时政类传播、封杀敏感公共账号等，但其潜在的公共媒体影响力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微信时代社会治理的“道”与“术”
2009年，美国国土安全局在奥巴马就职前后设立了“社交网络监控中心”，专门在社交媒体上搜集相关信息。2011年伦敦骚乱后，英国也加大了对于社交网络的监控。可见，对社交媒体进行监测，已成各国的公共选择。中国社交时代的社会治理，必须追求标本兼治，“道”“术”并施。
依法治国是根本。眼下，很多政府部门积极寻求舆情应对之“术”，认为应对的技巧至关重要，足以消灭舆情，但殊不知这仅仅是治标之举。真正治本之举，是追求舆情治理之“道”，也即追求线下的现实社会和谐。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存在某种不合理之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缺乏法治土壤，社会存在大量不公，导致舆情如原野之火。我们此前的维稳机制，也仅仅强调强力压制与金钱买赎，后果就是扬汤止沸，事倍而功半。
釜底抽薪的做法，是建设法治国家。当前的舆情，各类具体事件仅是导火索，其背后不满的社会积怨才是火药桶。只有法治才能超越左右，成为达成社会共识的公共基础。我们寄望于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推进，舆情的爆发频次和烈度渐渐减少和降低。
广开言路是要术。在世界同步跨入网络化时代的时候，没有任何别的国家的网络舆情甚于中国。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是长期的言路不畅、真话受打压是重要原因。西方媒体发达，民众畅所欲言，地下舆情反倒不激烈。我们需要明白，网络舆情是机遇大于挑战，有了网络“出气阀”，社会将免于内爆和崩溃。我们需要的是倾听。
微信的私密性使得舆情走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政府可以将这些舆情引导出来，成为舆论，达成社会共识。这要求我们在网络治理的时候，要注意保存微博等公共媒体的舆论自由度和活跃度。我们在培育体制内大V的时候，也要尊重体制外的意见领袖，后者具有“民选议员”的性质，他们可以充当我们获知民意的“桥头堡”。
舆论监督是关键。当下，媒体融合发展成为官方舆论场的主流声音，其实质，是在网络化时代要更加强化正面宣传和主流价值观，防止在整个舆论场的失声和传播失灵。
我们看到，以党报为龙头的传统主流媒体正陷入传播失灵的危险。不少党报无视发展的问题，高唱“假大空”，失去了公信力。要挽回民心，关键是抨击假丑恶，加大舆论监督，让百姓相信党报依然能为自己代言，从而吸引地下舆情回归到公共媒体平台上来。传统的舆论监督绝不是简单的转变报道视角的问题，也是异常严肃的发展模式的问题，更是影响社会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
网络作为社会新空间，其产生的舆情是现实社会政治的延伸。社会治理通过“道”“术”并举，有望为国家的发展营造一个更为积极和稳定的线上线下环境。
(作者单位：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责任编辑：祝晓虎
注释：
①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7月12日刊发文章《中国经济 依然强劲》。原文标题： China’s Economy, Still Strong. "New York Times" in July 12, 2012,Page A23。
②李培林、陈光金、张翼主编：《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专题篇：《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③马克?格兰诺维特著，罗家德译：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④方兴东：《微信未来的4个基本定位和预测》，《计算机世界》2013年9月16日。
⑤沈阳：《大数据告诉你：意见领袖去哪儿了 》，微信公号《新媒体指数》，2014年12月3日。
⑥黄艳、张琛：《微信环境下的舆情管理》，《青年记者》2014年第3期。
⑦吴小坤：《社交媒体与移动应用：美国媒体新秩序的机遇与危机》，《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