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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是我国各级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公共舆论场上的热门话题，与改善民生相关的报道，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会涉及。然而，“改善民生”这似乎人人都一目了然的四个字，涵义却极其丰富，如何在“改善民生”传播中构建舆论的平衡，极为重要。
什么是“好话循环”？
这个循环由三方构成，一方是公众。近年来，公众对各级党政部门如何改善民生充满关切，并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在公共信息传播中，舆论场上的公众往往从自身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出发，期待听到相关部门的声音，并作出自己的评价。
比如，每年各级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讲到各方面工作，公众对这类报告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去关注，他们更关心的是跟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是日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而这些，大多属于民生的范畴。
“好话循环”的第二方是党政部门。人民群众有了关切，党政部门就要积极回应。所以，这些年来党政干部在公共舆论场上讲得最多的，恐怕就是跟改善民生有关的事了，包括改善民生的承诺（要做什么）和部署（怎么去做）。
循环的第三方是媒体。媒体报道新闻时，不可能面面俱到、用均等的版面和时长来呈现，必须做出判断和筛选，其根据是受众的需求。而受众的主体——公众，最关心的就是那些改善民生之事。
所谓“好话”，就是党政部门对改善民生的承诺和部署，这些话大多是老百姓想听、爱听的。因此，一边是公众想要多听，一边是党政干部想要多讲，处在两者中间的新闻媒体自然也想要多多报道。三方无需商讨，就默契地构建起了“好话循环”。
“好话循环”的利与弊
“好话循环”具有积极意义。它让全社会更重视改善民生，让党政部门更具责任感，让老百姓获得最想知道的关键信息，让新闻媒体成为改善民生的推动者和监督者。
然而，大家都“说好话”、“听好话”和“传播好话”，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一些应该有人说、有人听、有人传播的“不好听的话”，被舆论场忽略了。
什么是“不好听的话”？概括地说，就是改善民生的难题、风险、代价和局限。如果只讲改善民生的好处而回避难题，公众就会认为，改善民生易如反掌、信手拈来；如果只讲改善民生取得的进展，而回避风险和代价，那么公众就会认为，改善民生是无需成本的；如果只讲改善民生的进步性、成长性，不实事求是地讲一讲局限性，那么公众对改善民生目标和进程的预期，就会不切实际地提高。
“好话循环”本身不是问题，但如果只有“好话”，没有“不好听的话”，那么这个舆论场是失衡的。
找到另一个传播支点
看来，除了构建“好话循环”，还要在舆论场中找到另一个传播支点。结合当前各级政府推动发展、深化改革的努力，这个舆论传播中的支点，至少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注重传播“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就是法治政府。什么“有限”？首先，权力有限，不该管的事不插手，法无授权不可为；其次，财力有限，任何一级政府的财力都是有限的，它要用有限的财力，去“构建兜底的民生保障网”，而不是去满足某些公众过高的福利要求，或者“撒胡椒面”一样地大包大揽地改善民生。
现实中，如果一级政府没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就会经不住“无限政府”的诱惑，有意无意地去做超越自己职责边界的事情。如果新闻媒体没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就可能肤浅地宣扬一些“无限政府”的做法，而忽视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有限政府”的内涵。
2014年5月，海南三亚市政府宣布，由于该市的物价被外来游客抬高了，本地居民压力过大，将从财政总盘子中拿出2.2亿元，按照每人每月60元的标准，给62万本地居民发放360元的物价补贴。
其实，物价补贴三亚已发了好几年，只不过这次，被媒体发现并做了重点报道。这些报道瞬间轰动全国。公共舆论也一片叫好，盛赞不已。
两个月后，令人大跌眼镜的后续进展来了：三亚市政府宣布，根据省里的最新要求，不能给每位三亚市民发“红包”了，只给全市五类“低保户”发。舆论一片哗然。很多媒体发出质疑，认为三亚市政府不履行承诺。
事实上，这是一次典型的公共舆论对“无限政府”的鼓噪。三亚市政府的后续动作，实际上是对自己行为的纠偏。但是我们看到，舆论场上围绕此事的最强音，始终不得要领，错误地认为政府给老百姓发红包就是最好的改善民生。一些网民这么看问题，还可以谅解，但如果主流媒体也跟着起哄，那就不是在推动社会进步，而是在干扰社会进步了。
第二，注重传播“好听的话”，也要兼顾“不好听的话”。
围绕改善民生，很多公众特别关注重大改革，比如医改、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这些改革的推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不会一帆风顺。而目前有些媒体在报道这些领域的改革进展时，习惯于只讲进步。还有一些媒体，在发现改革中遇到的现实难题时，习惯用抱怨的心态、渲染的笔触，夸大其词地描绘“改革遇到的窘境”、“改不下去了”的论调，等等。
这两种报道都有失偏颇。前者只讲“好听的话”，总这么做下去，受众便会觉得改革“没什么难的”，对改革的预期也会不切实际地提高。后者表面上看是在讲“不好听的话”，但它不是实事求是地讲，而是故意渲染、夸大，用悲观的心态去面对改革中的攻坚克难，也不利于改革的进展。
法治政府一定是理性地面对自己履职中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我们新闻媒体有这种理性么？如果没有，媒体就可能渲染出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必经曲折，片面夸大成“发展的倒退”、“改革的失败”。这些做法，都会让改善民生的舆论场失去应有的均衡。
自觉构建舆论平衡
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里，每天有太多新鲜的信息扑面而来，也有各种极端情绪酝酿、发酵和传播。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新闻媒体发挥舆论场“均衡器”的作用，发挥理性、建设性，传播对新鲜事物的全面认知，让事物的矛盾双方均衡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改善民生”就是这样一件复杂的事情，在“好话循环”之外寻找另一个传播支点，显得格外紧迫和重要。
2014年年底，北京市调整了公交地铁票价，地铁“2元钱随便坐”改成了 “分段阶梯定价”。这样做是因为统一票价，已无法体现地铁运行成本。每年北京市财政要为此支出120多亿元的补贴。
对于这项改革，大多数公众表示支持，但舆论场上也有不少偏颇之声，尤其是不少新闻媒体，不但没有起到“均衡器”的作用，反而有意无意地放大舆论中关于“改善民生”的失衡。
其中，有些媒体是“真的不懂”，他们不是去积极寻找新闻背景，告诉公众“财政暗补已不堪重负”，而是反问“北京市改善民生是不是要开倒车？”，引发公众对改革的不满情绪。
还有一些媒体，刻意迎合部分公众情绪。这些媒体不是主动引导公众跳出局部看全局，了解这一改革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而是迎合部分公众的情绪，在“政府主动涨价”、“政府与民争利”上大做文章。
网络时代，职业新闻人应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主动引导公众对问题的全局思考，防止哗众取宠、迎合极端情绪。
改善民生，是一件很接地气的事情，新闻报道时，要大大方方地说“老百姓想听的话、政府该说的话、好听的话”，更要实事求是地说“辩证理性的话，符合规律的话，不好听的话”。只有这两方面的支点都具备了，才能为改善民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外语学院）
责任编辑：王国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