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下的“媒体狂欢”

    6月29日，希腊资本管制第一天，黑色星期一。我到雅典市中心宪法广场采访，遭遇了这样一幕：一个黑衣黑裙的矮个老太太在喷泉附近，追打一男一女两个电视记者，嘴里不停念叨着“你们都是撒旦”、“德国人滚出去”。问及被追的是不是德国记者时，他们回答不是，他们是希腊记者；但老太太误认为他们为德国媒体工作。稍晚，在宪法广场边上的一个国民银行网点前，老太太再次出现，这次她的目标是正在做出镜采访的CNN明星记者理查德?奎斯特，她大喊着“撒旦，滚出去”并冲向理查德。周围的记者们七手八脚地拦架，她甚至在一个记者的胳膊上咬了一口……

    这个老太太名叫海伦?卢卡。她的举动令人想起电影《我盛大的希腊婚礼》中那个在美国依旧四处追打“土耳其人”、破坏邻居花园的希腊祖母。债务危机6年来，希腊一次次成为全球经济风暴眼，媒体关注空前。从最近的这次危机来看，仅在7月5日就债权人协议草案举行全民公决那一天，就有超过50个国家的699名记者在报道现场。当然，并不是所有媒体都能够秉承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进行报道。因此，被债务危机折磨得灰心丧气的部分希腊民众，把无名火发向媒体，虽不可理喻，但也情有可原。

    媒体为何紧盯希腊债务危机

    6年来，世界媒体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报道，用“媒体狂欢”来形容似不为过。“狂欢”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受众对希腊债务危机这一新闻事件巨大的消费需求。希债危机何以会超越国家财政、金融范畴，而进入大众视野，变成了一个被媒体持续关注的公共议题呢？

    首先是希腊独特的历史文化地位使然。作为西方文化发源地，堪称小国寡民的古希腊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内为世界贡献了众多科学、文化巨匠，在哲学、政治、戏剧、诗歌、艺术、数学、天文学、植物学、体育等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英国哲学家罗素据此给予古希腊文明高度评价，认为就时间与人口比例而言，至今尚无国家或民族能出其右。从文艺复兴开始，深受中世纪桎梏的欧洲人再次发掘出古希腊文明的价值，古希腊遂成为倡导自由与民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希腊”一词超越国界，成为一个文化归属和“自由世界”的象征。

    因此，在西方一直有“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希腊与被占领的希腊”之说。欧洲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黑格尔、尼采、雪莱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述过自己与希腊的精神联系；拜伦干脆携带4000英镑来到希腊，最终献身于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独立战争中；叶芝更是在诗中写道，一旦自己脱离肉身，希望希腊的金匠将其灵魂镶在金树枝上，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唱给拜占庭的老爷太太们听”，道出了对以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黄金时代”抱有无限向往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其次则是希腊与欧盟、欧元区的利益关系。由于希腊在欧洲独特的历史文化地位，尽管因奥斯曼帝国400年统治而错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现代化进程，现代希腊经济基础薄弱，国力衰微，却能够一路绿灯，加入欧共体、欧盟，直至后来的欧元区。从战略上来说，扼守欧洲东南大门的希腊是西方世界防范俄罗斯的屏障，也是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依托。但由于希腊自身政治、经济体制的脆弱，经济学家戏称希腊债务危机是被植入欧元区的“木马”病毒，每一次发作，都会引发欧元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动荡。

    第三，希腊的政治经济局势发展充满戏剧性，可以说是极好的新闻报道对象。二战之后，希腊是巴尔干半岛上唯一个没有被“苏维埃化”的国家。美国甚至不惜扶持军政府，以保持希腊欧洲和西方血统的纯正性。在反抗军政府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左翼力量得以保存，并与未经现代启蒙的原始民主相结合，在深厚的庇护主义土壤上，催生出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泛希社运）。泛希社运1981年上台执政，适逢欧共体大笔援助资金涌入，让它有实力逐步建立了一套被称为“希腊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因选举上的巨大成功而被各政党所巩固。同时，公有化程度过高、权力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严重，为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

    危机爆发后，债权人一轮又一轮以紧缩为主的救助方案，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荡和政府更迭，却没有让希腊发生根本性的政治与经济变革。紧缩的负面效果让极左翼政治力量兴起，到了2014年甚至有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之势。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在今年1月份的选举中获胜，使希腊成为欧洲的政治风向标，二战后中左和中右政党主导的欧洲传统政治秩序受到空前挑战。

    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的国际媒体

    希腊债务危机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对欧洲和世界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受到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但遗憾的是，这些国际媒体对希腊问题的报道并不尽如人意。

    意大利记者马可尼所做的研究显示，欧洲绝大多数媒体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报道都带有偏见，而这些偏见的来源是国家利益。她指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媒体去深挖欧盟各机构在应对希腊债务危机中的表现。

    路透社编辑泰勒则认为，在债务危机过程中有些欧洲媒体确实有不负责任的行为，若干报道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尚属公正的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1月一则关于“希腊劝说中国购买其250亿欧元政府债券”的不实报道，让欧元创下6个月新低、希腊和德国债券收益率创历史新高，进而影响了希腊信誉。

    造成不实报道的原因，是一些媒体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时不够慎重，其结果，很难说是政客借助媒体施加影响还是媒体借助这些政客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有夸大债务危机严重程度的倾向，其目的在于争取国内对德国参与救助行动的支持。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2010年11月中旬曾向媒体表示：“我们处于生存危机中。我们必须团结协作以便让欧元区存在下去，因为如果欧元区无法存在，欧盟也将不复存在。”这些话对欧元区造成的损害实际超过了任何媒体所造成的。

    泰勒认为，债务危机中，媒体被指责对欧元区存在的问题进行情绪化表达、质疑成员国的偿债能力和决策者的决定、突出欧盟各机构及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披露敏感信息甚至散布谣言，这些指控在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新闻市场，以及人人都是记者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其实很难成立。

    然而，一些媒体存在偏见是不争的事实。德国销量最大的《图片报》以攻击欧元区的弱国著称。在致希腊总理的一封公开信中，《图片报》完全以德国人的口吻自居：“在这里，我们工作到67岁……在这里我们不用为了得到一个医院床位而向任何人行贿1000欧元。没错，德国欠债也不少，但我们还得起这些债……”该报还曾在一篇社论中建议，“骄傲、不诚实和挥霍无度的希腊”应该“被拎着耳朵扔出欧元区”；或是为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着想，自动离开。

    2014年2月，《图片报》在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上台后不久，在头版刊登大幅标题《没钱给希腊了！》并号召该报读者与这张报纸合影，以便为希腊退欧造势。

    德国《商业日报》则在2015年7月3日希腊全民公决前两天，刊登一张齐普拉斯拿手枪指向自己太阳穴的照片，配以文字说明：“给钱，否则我就开枪了。”

    当然，报道希腊债务危机时大致客观公正的国际知名媒体并不少，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经济学人》在希腊决定举行全民公决之后，以《我盛大的希腊离婚礼》为题所作的封面专题，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来龙去脉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特别指出了希腊退欧的巨大代价，权威性显露无遗。《金融时报》在希腊全民公决后，旗帜鲜明地主张把希腊留在欧元区之内，也显示了该报的全局观念。

    被戴上嘴套的希腊媒体

    6月27日，布鲁塞尔。欧元区财长会议当天决定，不延长6月底到期的希腊债务救助协议期限。听到这一消息，在那里报道会议进展的多名希腊记者流下了眼泪。这些眼泪，既是对希腊前途的担忧，也是对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媒体报道质量的反思。简言之，希腊媒体本身对债务危机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也负有责任。

    从所有权角度来说，希腊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有媒体，如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国家通讯社雅典通讯社等；二是由船东或其他经济巨头作为“副业”经营的媒体，如安特纳电视台、《每日报》、天空电视台等；三是由出版集团经营的媒体，如兰姆布拉基斯家族经营的《论坛报》和《新闻报》等。

    受所有权的局限，希腊媒体很难做到客观公正。有些人称，希腊的政界、商界和媒体以利益为纽带结成了妨碍经济社会进步的“铁三角”，媒体作为这个三角中较弱的一个环节被戴上了嘴套。由于所有权和传统不同，希腊媒体在对债务危机的报道方面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惊人的一致：就是在维护媒体所有人利益的同时，把导致债务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把债务危机后希腊陷入衰退、失业率攀升的原因归因于债权人要求希腊采取的紧缩和改革措施，而对希腊自身原因的反省极为少见。

    希腊媒体对德国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德国在救助希腊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但希腊媒体的拿手好戏是把德国人比喻为纳粹，毫无保留地对德国进行攻击。德国总理默克尔被漫画家描绘成乘坐坦克车进入希腊的侵略者。欧盟委员会希腊特别任务小组主管雷克巴赫被贴上纳粹军官的标签，希腊媒体还利用他名字的一部分Reich给他起了一个叫做“帝国”的绰号。

    除了竭尽全力丑化德国外，希腊媒体关注的主要是救助协议的公平性及其实际效果，除此之外可以说没有太大作为。希腊专栏作家、《媒体眼中的希腊债务危机》一书作者乔治?佐戈普洛斯在该书中指出，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我害怕告诉读者真相，因为我不想吓着他们。当我第一次仗着胆子说公共部门应该压缩、工资和养老金也得减少时，我接到人们充满抱怨、愤怒的电话和邮件。”希腊记者雅尼斯?帕莱奥罗格斯在《赫拉克勒斯的第13项伟业——希腊债务危机内幕》一书中也指出，希腊的大型媒体集团实际上是在为拥有这些媒体的大商人服务，媒体和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共谋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可惜的是，像这两位作者一样的希腊媒体人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无法扭转希腊人对债务危机原因及其出路的看法。

    在齐普拉斯决定举行全民公决后，希腊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号召希腊人支持债权人协议草案，以至于齐普拉斯在7月2日的电视访谈节目中抱怨说，希腊6家主要电视台中，总共只给了反对协议者集会8分钟的节目时间，只有国家电视台给予了两个集会相同的节目时间。尽管如此，媒体已经无力扭转局面。在7月5日的全民公决中，希腊人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债权人提出的协议草案。随后，在7月13日的欧元区领导人会议上，齐普拉斯被迫接受的协议远比全民公决中被否决的版本更苛刻。

    综观希腊媒体对债务危机的报道，可以发现其立场受到了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的深刻影响，过去几年来很少从希腊自身的角度去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这影响了希腊人对形势的判断。此次全民公决和退欧风波，让希腊媒体尝到了长期偏颇性报道的苦果。但希腊媒体要真正起到监督当政者并代表公众发声的作用，恐怕还有赖于媒体生态的根本改变。

    （作者系新华社雅典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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