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远生的报刊职业思想

    黄远生堪称民国初年我国第一位声誉卓著的职业记者。通过借鉴欧美新闻理论以及参照自身新闻实践，他明确将报刊工作视为“神圣职业”，较早对报刊的社会角色从职业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报刊应该以采集和传播新闻为主要目的，应该公正、全面、客观地报道事实。他的一系列论述，与梁启超、章士钊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了近代报刊职业定位在民初的深刻演变。

    报刊演变与西方新闻学的引入

    自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刊开始，国内的报刊逐渐增多，到民国元年，全国报纸激增至500多家。“癸丑报灾”后报纸数量减少，但洪宪之后又很快回升。在政党和政客报刊之外，职业化的新闻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申报、新闻报等商业化大报向现代企业方向发展；而京报、社会日报等民间报刊也很快开辟出一片天地。随着报刊政论的衰落，新闻报道得到了加强和发展。消息的比重增大，专电得到广泛运用，新闻通讯也受到普遍重视。与此同时，新闻教育和研究开始起步，涌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即为其中代表。他们大都有较好的新闻学修养，以新闻报道和采访等业务工作而享誉报界。

    以下因素的推动，使报刊业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初告成型。一是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政治人物对报刊的倚重和他们出色的报刊宣传极大地提高了报刊工作的社会声誉，促进了报刊业作为专门职业的社会认同和报人自我的心理认同；二是民初虽然不时有北洋政府对报馆的封禁和对报人的迫害，但全国的政治力量并不统一，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在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从而为报刊业的职业化提供了基本的政治空间和政治氛围；三是民初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报纸商业化倾向，国内政局动荡和世界大战爆发刺激了人们的新闻需求。

    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松本君平的《新闻学》，该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主要介绍报馆机构的职能和新闻从业者在报业管理、采访、写作等方面的工作，并就欧美主要国家新闻业的现状进行了一一评述。该书较早提出了“职业之新闻记者”的问题，主张国家应对新闻记者制订一定的职业标准：“国家对此职业，正须立一道德精神之标准，并授以证书，而后可日就范围。盖以其有拥护社会国家，评论政治法律之权。故为新闻记者，正不可无新闻博士之地位也。况世之新闻事业，应立专门教育之学问，无容疑矣。” ①1913年，美国新闻记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的中译本出版。该书主要介绍了美国报纸的进化史、新闻从业者的日常业务工作及其责任、新闻法和版权法等实用新闻学方面的知识。随着留洋考察、求学交往的增多，加之国内新闻实践与欧美、日本等国日趋接近，国人也开始有更多动力探讨新闻学。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姚公鹤的《上海闲话》，其中即有《上海报纸小史》一文；同年，包天笑的《考察日本新闻记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新闻学术的引进和研究，促进了对近代报刊职业规范的认知和报刊从业者的职业认定。国人对西方新闻学的接触范围更为宽泛，了解也更为深入。

    黄远生对报刊职业的认定和阐述

    随着身份的不断变化，黄远生从职业立场出发，逐渐加深了对报刊的社会角色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融入到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中进士后，1904年黄远生东渡日本官费留学，专攻法律，1909年学成回国，任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院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等职。公事之余他还从事报业活动，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述。辛亥革命后弃官，专门从事新闻工作。1912年，他创办《少年中国周刊》，正式开始了其记者生涯。此后他又主编过梁启超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报的撰述，同时还经常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四五年时间里，黄远生写作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和时评政论，对当时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其自创的《远生通讯》影响极大。“远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汉魏，洞朗轩辟，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②

    黄远生在很多文章中都谈到了对报刊的新认识，他认为报刊工作的职责即主要在于采集和传播新闻，且应不受外界之干涉。在《官迷论》一文中，他对国人崇尚官僚“职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以数千年封建专制之毒，世主既以官僚为唯一羁縻之具，而全国职务劳少利大而威武最盛者既莫如官，则全国之争趋如鹄者固已宜矣。”③他多次提出“神圣职业”的概念，主张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当自改造个人开始，而要改造个人，提倡“神圣职业”是重要一环。④从“职业”的视野出发，黄远生在北京亚细亚报周年纪念号发表的《祝之欤诅之欤？》中，对报刊工作做了以下界定：“有所谓报者，文明机关之一也。为之言者曰：报之发达，与文明之发达为比例。又有言曰：某事某物之发达，与文明之发达为比例。故远生者，作报人之一，亦即文明人也。凡作报者，皆文明人也。凡作文明机关者，一切皆文明人也。”黄远生所指的“文明机关”，与政治报人的报刊观念已有明显区别，“文明”相对于政党或政治，其内涵要宽泛得多，而且更侧重于指向社会文化层面，这就大大地弱化了报刊业在近代一直被沾染的政治色彩。他明确指出了其所主张的报刊职业与袁世凯御用报纸亚细亚报报人之所从事者的不同：“北京亚细亚报诸君之忠于其业，非吾之谓也。彼将诚有耳目喉舌之用者也。”黄远生明确将他所从事的报刊工作与附庸于政客、专事政治宣传和鼓吹的“工作”区分开来，体现了他对报刊工作的专业、独立性质的自觉认同。

    不仅如此，他还谈到了报馆对记者的保护问题，这些观念现在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将访员采写新闻与士兵打仗相比，则这一工作已颇具“天职”的意味。访员采写新闻，乃是尽其天职，是天经地义之事。故报馆对于从事职业工作的访员，自然有保护的义务。

    报馆之访员出外为报馆访得好新闻回来，而报馆将其交与官吏惩办，则此后必无人肯代此报馆访新闻矣。今我报馆之访员代我报馆访得的确灵捷之好新闻回来，而陆军部派宪兵来要求我报馆交出访员，譬如我今日要求陆军部将打胜敌国之士兵捆绑起来交与敌国将其杀害。请问汝陆军部肯乎不肯乎此？我北京日报之访员能访得此等好新闻，回来我报馆应当增其薪俸，断无交与陆军部之理，如果谓不交访员便要封报馆，我情愿封报馆，决不交访员。⑤ 

    在此,黄远生明确将新闻采访视为一种职业工作,并将之与士兵打仗的天职等同,是近代国人首次从“职业”的角度对新闻工作进行认定。

    那么新闻职业具有哪些基本的工作规范呢？在西方新闻职业化过程中，真实、客观、公正等原则屡次被报人提及。“报纸的营利化使其失去了自称为‘社会的木铎’的作用以及左右舆论的资格，转而产生了报纸‘不偏不党’、客观报道的态度。”⑥1896年，阿道夫?S?奥克斯在《纽约时报》的办报方针中写道：“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提供新闻，不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要使《纽约时报》的各栏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加明智的讨论。” ⑦民初，在新闻职业化的视野下，黄远生也对真实、客观和公正等原则进行了系统论述：

    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以是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以是吾人所综合之事实，当一面求其精确，一面求其有系统……⑧ 

    这里可以看到黄远生的观点与奥克斯有颇多相似之处。尽管黄远生在此提出的报刊主张，“不偏不倚”“不党不私”等在当时西方新闻界大多已成共识，但在民初报刊职业化过程中却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辛亥革命后，中国报人开始放弃以前的那种新闻观，即办报方式与政党政治的命运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毫无自身发展的前途。早期代表是黄远生。” ⑨以黄远生的观点看，报刊就不再是政治运动的宣传机关，而应当是一个新闻机构：报刊与政治鼓吹保持清醒的距离，报道真实全面的事实为公众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各方意见提供论辩和交锋的场所。美国新闻学者Frank Luther Mott在他的《美国新闻事业史》中谈及职业化的独立报纸出现的原因时指出：“这种变迁的主要理由是重点的推移，由社论的时评与偏于新闻的报道转到更广泛的新闻范围及更密切的人类兴趣。这种新闻观念的改变将报纸由政客方面转移到记者手中了。”⑩新闻职业化以后，报刊业作为社会职业之一，作为“文明机关”之一，其服务对象扩大到整个社会公众。报刊业的主办者也由政治人物过渡到职业的新闻工作者。在这种前提下，报刊更多的是新闻信息的服务者、公众意见的沟通者，而不是某一政治运动的宣传者，更不是舆论的创造者。这样报刊就自然以一种社会的、专业的立场来处理其与公众的关系。                   

    黄远生报刊职业思想的意义和影响

    梁启超、章士钊都先后提出过报刊独立的主张。梁主张报刊“不偏于一党派”；章士钊反对囿于党见，并以“独立”命名其创办的周报。但梁又认为报刊可以代表“公益”而为“舆论之母”，章士钊则反复强调报刊阐明“公理”“真理”的职能。故他们的报刊活动，很大程度上以宣传为基本格调。对于形而上的“公益”和“公理”，黄远生已不再那么笃定记者能够掌握。“以事到今日，吾人已深知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在此大机轴中，一切材料及动静，无不为其因果，而向者之徒恃政论或政治运动以为改革国家之道者，无往而非迷妄，故欲求症结所在，当深察物群，周知利病，譬如吾人自命为医，若于病者之脏腑脉络，不曾一一诊察解剖，徒执局部以概全身，而妄谓吾方实良，罪在病者不治，则世人未有不骇然笑者，故于政治的记述以外，凡社会的理论及潮流，与社会事实，当为此后占有本报篇幅之一大宗也。” 他主张报刊应该做的是全面记载各种大事、潮流，而不应急于妄下论断。只提供事实材料，不发表观点，让受众在新闻传播的有机运动中去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正是西方新闻职业化以来人们逐渐形成的业务共识。为了报道事实，提供“资料”，黄远生还提出了“四能”的主张：“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这实际上是对记者职业素养的基本要求。这里既体现了黄远生在 “真理”“公益”等问题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再一次反映了他对新闻职业工作一般规律的熟稔。

    梁启超也较早提出过监督政府的主张。但在报刊作为舆论机关的具体性质上，黄与梁是有着鲜明区别的。梁所说的监督政府，与其说是出于代表国民“舆论”，毋宁说是代表国民“公益”。因为“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 而且健全舆论之形成，亦必借助于报馆。故其精英主义色彩是十分浓厚的。而如上文所引，黄远生更多地强调了报刊的论坛职能：汇集各方面的观点事实，以供公众参考和判断。在此，报刊真正站在社会而非政党、政治势力的立场，以独立的舆论机关的姿态来沟通社会各界，以达到“为民生社会请命” 的目的。他写作的大量时评、政论和通讯本身就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自清末传教士来华办报以来，报刊总是附着于其他社会和政治实践，报刊被视为政治沟通管道、思想启蒙和宣传工具、政党政治之社会补充辅助机关等。黄远生对报刊角色的论述，则使报刊作为社会性的大众传播工具、专业的新闻机构的角色得以凸显出来，并逐渐影响社会公众对报刊角色的认知。他从新闻职业的视野来考察报刊的角色，这意味着真正从报刊传播自身规律来思考报刊的地位、意义和价值，意味着新闻业开始由自发向自觉转变。

    [作者文新良系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电广系讲师；李滨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3年度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发展”（项目编号13B071）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日]松本君平等：《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②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83页。

    ③黄远生：《官迷论》，《远生遗著?卷一》，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④黄远生：《忏悔录》，《远生遗著?卷四》，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⑤黄远生：《北京日报与宪兵营》，申报1914年5日23日。

    ⑥[日]稻叶三千男、新井直之主编：《日本的报业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⑦[美]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⑧ 黄远生：《本报之新生命》，《远生遗著?卷一》，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5页、第133页。

    ⑨[澳]特里?纳里莫：《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

    ⑩[美]Frank Luther Mott：《美国新闻事业史》（下册），台湾教育部1975年版，第374页。

    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饮冰室合集?专集》（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3页。

    黄远生：《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远生遗著?卷一》，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